编译/远奇
我理解民主党人愤怒的原因。
特朗普在他执政的头三年里积累的预算赤字达到了我们历史上只有在重大战争和金融危机期间才能见到的水平，这要归功于减税、军费开支的增长和财政纪律的缺乏。他在疫情开始前就这么做了，当时经济还在发展，失业率也很低。但是现在拜登想要花更多的钱来缓解疫情，并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许多共和党人，在暗戳戳地，张开他们赤字鹰派的翅膀（注：赤字鹰派，财政保守主义者，支持减少政体政府开支、赤字和国债，已达到最重要的预算平衡）。
真是群骗子。
我们需要尽一切努力帮助因疫情而失去工作、住房或企业的最脆弱的美国人，并支持被病毒摧毁的城市。所以，把我的话记下来：我们需要双倍的财政支持。
但是······当病毒被清除后我们需要好好谈一谈。
近年来，人们对快速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群体思维（注：新自由主义，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改革）” 的负面影响关注如此之多（这种思想同时影响着民主党和共和党），以至于我们忽略了另一个在两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更强大的共识：我们正处于一个长期低利率的新时代，因此只要国家还在正常运作，利息可以忽略不计，伴随着不断扩大的救助规模，持续的赤字支出，不断增加的政府债务，以及日益宽松的中央银行融资货币政策，政府的角色在发达国家继续稳步扩大。
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的首席全球策略师，《成功国家的十大法则》的作者鲁奇·夏尔马说，这种新的共识有一个名字：“富人的社会主义，普通人的资本主义，” 他也是我最喜欢的反向经济学思想家之一。
夏尔马在一次电话采访中解释说，当政府干预对刺激金融市场的作用大于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时，就会发生“富人的社会主义，普通人的资本主义”这一现象，这是上世纪60年代流行的一个主题的变体。因此，美国最富有的10%的人，拥有美国80%以上的股票，他们的财富在30年里增长了三倍多，而底层的50%的人，依靠他们在真实市场上的日常工作来生存，却没有得到任何收益。与此同时，实体经济的生产力平平，使得穷人和中产阶级的机会、选择和收入收益都很有限。
最好的证据是去年的情况，我们正处于一场疫情之中，它摧毁了就业机会和小企业，但股市却在飙升。这是不正常的，这是大象飞行（注：形容超级夸张的现象）。看着大象飞，我总是很担心，这通常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夏尔马认为，我们应该提高富人的税率，并直接向穷人提供更多的救济（我支持这种做法），当你继续依赖如此大规模的刺激措施时，你也会得到很多预料不到的后果，事实也确实如此。
例如，夏尔马去年7月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毁掉了资本主义的救助》的文章，他写道，宽松的资金和日益慷慨的救助助长了垄断企业的兴起，让负债累累的“僵尸”企业（注：僵尸企业是指需要救助以维持经营的负债公司）得以存活，代价是牺牲了推动创新的初创企业。”所有这些都导致生产力下降，这意味着经济增长放缓，每个人的蛋糕都在缩小。”
正因如此，“千禧一代和Z世代（注：第一代出生于电子产品泛滥世代的孩子，一般为1995-2005出生的孩子）对这种扭曲的资本主义形式感到幻灭，并表示他们更喜欢社会主义”，这一点也不应该让人感到惊讶。
夏尔马写道，20世纪80年代，“美国只有2%的上市公司被认为是‘僵尸’，国际清算银行用这个词来形容那些在过去三年里连债务利息都赚不到的公司。僵尸企业”在21世纪初开始迅速增长，到疫情前夕，占美国上市公司总数的19%。”欧洲、中国和日本也在发生这种情况。
这一切都在情理之中。夏尔马补充说，这些企业获得了长期且日益慷慨的救助，政府甚至愿意购买这些企业的垃圾债券，以防止公司止赎，”这扭曲了提高生产率所需资本的有效配置。”
过去几年本应是一个创造性破坏公司（注：会引起行业革命性变化和发展的公司）蓬勃发展的时代。有了这么多新而便宜的数字创新工具，这么多便宜的高性能计算机，这么多唾手可得的资金扶持，初创企业本应出现爆炸式增长，但他们并没有。
夏尔马写道：“在疫情爆发之前，美国初创企业的成立和老牌企业倒闭的速度至少是自上世纪70 年代以来最慢的。与1996年的峰值相比，美国上市公司的数量下降了近一半，只有大约4400家。”创业公司的数量在疫情期间有所增加，但这可能是因为太多的企业倒闭了。
不过同时，在这个货币宽松、利率低的时代，大公司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垄断。这不仅仅是因为互联网创造了“赢者通吃”的全球市场，使得亚马逊、谷歌、Facebook和苹果等公司积累的现金储备超过了许多国家的储备资金。还有一个原因是，它们可以很容易地利用虚高的股价或现金储备来收购崭露头角的竞争对手，并吸纳所有的人才和资源，就像夏尔马说的：“把小人物挤出去”。
同时，他还补充说，随着政府不断介入以消除衰退，使得经济低迷时期市场不再发挥其清除低效企业的作用，复苏变得越来越弱，生产率增长也越来越低。因此，每次都需要越来越多的刺激来支撑增长。
这实际上在让我们的系统更加脆弱。
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许多国家，大大增加了债务负担， 即使我们出现哪怕只是小规模的通货膨胀，使10年期国债利息从1%上升到3%，美国都将不得不投入巨大的资金来偿还债务，以至于可能没有多少钱可以用于研究、基础设施建设或教育方面，或者用于拯救另一个经济低潮。
当然，我们可以印更多的钱，但这可能会威胁到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并进一步提高我们的借贷成本。
因此，是的我们现在必须帮助我们的同胞，他们正在遭受这场大疫情的伤害。但是，与其派发更多的现金，或许我们应该像韩国人、台湾人、新加坡人、中国人和其他东亚人一直在做的那样：只向最脆弱的群体提供现金援助，并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以提高生产力和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东亚人还注重让他们的政府变得更聪明而不是更大，尤其是在提供医疗保健等方面，这是他们能够以较少的痛苦和代价度过这场疫情的原因之一。
拜登计划很快推出一项大型基础设施方案，他完全明白这一点，我只是祈祷，在我们拿出最有效的药方，即基础设施建设之前，国会和市场不要出现债务疲劳。
展望未来，希望每个人都能享受到更具包容性的资本主义，减少富人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源于更多的人发明和创造的东西。夏尔马写道：“没有创业风险和创造性破坏，资本主义就是行不通的。作为系统的核心，破坏和再生慢慢陷入停滞。枯枝不从树上掉下来，绿色的新枝就会被扼杀在萌芽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