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经济学人。
2025 年 7 月，美国和欧盟达成一项明显不对等的贸易协议，签署地点是特朗普在苏格兰滕贝里高尔夫球场。
到 9 月，华盛顿的官方机构已经完成必要文书。可是，要让这项协议通过布鲁塞尔的欧盟体系，事实证明要复杂得多。欧洲委员会提出了两项立法草案，欧洲议会提交了一份报告，随后欧盟 27 个成员国又围绕如何共同与欧洲议会议员谈判进行了一番讨价还价。
会议接着召开，新闻稿也发了。大约 10 个月后的 5 月，欧盟各机构之间一场规模宏大的谈判终于初步批准了协议。
这种谈判有个并不优雅的名字，叫“三方会谈”。随后，欧洲议会又转往在斯特拉斯堡的第二驻地投票，最好别问为什么还要有第二驻地。现在剩下的只是几位部长再签几个字，然后再发几份新闻稿，最后把整份协议翻译成欧盟 24 种官方语言。
参与其中的每个人似乎都很高兴，因为整件事“只”花了一年左右就走到了终点。
慢生活是欧洲魅力的一部分。漫长的午餐和没完没了的暑假，与大教堂和脾气暴躁的服务员一样，都是欧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可惜，“甜蜜生活”的理念也延伸到了政策制定中。在贸易协议这件事上，让特朗普干等着，也许是功能，不是漏洞。他曾恼怒地威胁说，如果欧盟不快点行动，就会废掉协议。
但欧洲的其他一些计划已经酝酿到第二个十年，却没有这么好的理由。审慎讨论是一种优点。欧洲却常常像是在顽固地自我设障。
欧盟并不是把政策提案一脚踢到路的尽头，而是把它们放进官僚体系的黑洞。最后出来什么、什么时候出来，都像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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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通过的一项航空旅客权利修订案，经历了 13 年立法思考。所谓“资本市场联盟”的想法，是让公民储蓄更容易流向欧洲企业；但这个想法今天离现实，似乎并不比 2015 年首次提出时更近。
更平常的计划也可能拖上几十年。让企业在欧盟层面注册，而不是在每个国家分别注册的方案，最早在 1988 年提出。
2025 年 1 月，欧洲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在达沃斯公布了一次推动计划。
2026 年 1 月，她又一模一样地公布了一遍。即便即将到来的三方会谈一切顺利，也还要再过两年才能生效。
有些大陆板块漂移得都更快。
延误会削弱欧盟精心设计计划的用处。在多数国家，与新冠疫情相关的经济刺激计划已经是遥远的过去：当时为了对抗衰退，需要财政火力，资金几个月内就发了出去。
欧盟不是这样。欧盟的新冠刺激资金至今仍在支出。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这个计划涉及一层又一层行政实体，从布鲁塞尔到各国政府，再到地方地区。凡是涉及钱，布鲁塞尔都会慢得像爬。
欧盟预算每七年制定一次，达成协议所需时间几乎要占这个周期的一半。很少有如此少的钱，约占国内生产总值 1% 上下，却被这么多人、这么长时间反复讨价还价。
政策制定迟缓，部分是体系内置的。
布鲁塞尔的欧盟机器承担着许多国家政府才有的职责，但工作方式却像国际组织。无论正式还是非正式，否决权到处存在。每一步都要进行耗时的“影响评估”。确保每个人都有发言机会，而且往往不止一次，意味着一项普通法律从初稿到最终通过，平均需要近两年。
很多情况下，欧盟层面通过的内容，随后还需要各成员国议会转化为本国法律，这通常又要再花两年。
裁决欧盟事务的法院也很慢：反垄断案件要等 43 个月才有第一份裁决，到那时，所谓违规行为早已被人遗忘。
用来反制贸易规则滥用的措施耗时太久，以至于启动时往往看起来已经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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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惹恼特朗普外，有些人也看到了欧盟这种笨重做法的优点。是的，这是一台缓慢爬行的共识机器。但与其匆忙犯错，之后再纠正，不如把法律制定妥当。例如，美国仓促通过滕贝里协议，后来就被法院部分推翻。
可是，如果不是欧盟自己最近也被迫废掉一大堆繁文缛节，这种论点会更有说服力。这些繁文缛节正是几年前在过度监管热情下制造出来的。就连这场简化现有立法的努力，也陷在程序中，拖得没完没了。
欧盟这种迟缓做法，已经成了负担不起的奢侈品。在地缘政治较平静的年代，慢而稳还行得通。那时美国保障欧洲安全，中国购买欧洲出口，俄罗斯步履蹒跚。
如今世界变化速度快过欧盟行动速度。对手也知道这一点。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嘲笑说，欧洲面对大陆所有问题时，总会冒出“可怕的欧洲工作组”。这个讥讽刺痛了欧洲。
中国正在赢得一场贸易战，而欧洲只是刚开始讨论这场战争，并且表示很快还会再讨论。
欧洲唯一速度还算合适的努力，是俄罗斯入侵后对乌克兰的援助。即便如此，2022 年一开始也很慢。
欧洲能加快政策制定速度吗？
就在欧盟官员准备离开布鲁塞尔去过夏天时，问这个问题也许显得有些奇怪。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是让陷入僵局的项目，先由一部分国家推进，资本市场联盟正在尝试这种做法。这似乎比重新审视欧盟宪法更现实，因为修宪本身就需要大约十年讨价还价，之后才可能让一切提速。
欧洲的审慎过去看起来明智，至少还可以辩护。现在看起来很愚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