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纽约时报，作者扎德·莫阿韦尼是特约评论员，也是纽约大学新闻学副教授。她的新书名为《东翼》。

1951年10月22日，伊朗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站在费城自由钟前。

在独立宫面对数百名听众发表演讲时，摩萨台盛赞美国自由精神，并将美国争取独立的斗争与伊朗当时摆脱英国控制、争取国家主权和资源自主权的努力相提并论。

“民族独立的信念具有普遍意义，它属于所有民族。”他用一贯低沉而略带忧郁的嗓音说道。

两年后，美国和英国发动政变，推翻了这位伊朗首相。原因是他决定将伊朗石油国有化，并从英国控制的英伊石油公司手中收回主导权。

随着殖民时代结束后大批国家开始塑造新的民族认同，摩萨台的名字逐渐成为民族独立和反抗西方帝国主义的象征。

直到今天，他被推翻的经历仍经常被全球南方国家提起，用来警示美国外交政策的失败与代价。

如今，伊朗面对西方压力时展现出的抗拒姿态，再次成为一种号召力量。

特朗普发动的这场鲁莽战争，使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变成了一则预言式警示：任何不愿顺从的国家，都可能遭遇同样的暴力惩罚。

今年春天，对伊朗的声援、支持和愤怒情绪在整个非西方世界广泛蔓延。

即便是那些并不认同伊朗政权对待本国人民方式、也不赞同其地区政策的国家，如今也正在经历一个“我是伊朗”的时刻。

这种愤怒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和以色列选择在全球秩序重新调整之际对伊朗开战。

这一次，世界正在适应特朗普交易式、掠夺式的外交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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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中小国家正在思考如何维护自身主权。有些国家开始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并加强与中国以及其他大国的贸易和外交关系。

针对伊朗的战争迅速成为这一进程中的转折点。

伊朗不仅证明自己能够控制全球最重要的海上咽喉通道之一，能够挤压全球经济，并且能够承受世界最强大军队的空中打击。

这场冲突还让伊朗在正在形成的新国际格局中获得了新的位置。

过去，伊朗位于旧秩序最黑暗的边缘地带——被孤立、被制裁、被忽视，也因其残酷和高压统治而遭到谴责。

但如今，在许多人眼中，伊朗已经成为坚持独立和展现勇气的象征。

1953年的政变给伊朗留下深刻创伤，也让伊朗民众对华盛顿的意图长期保持警惕。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因为与美国合作而失去了大量政治合法性，并且始终未能恢复。

关于他是否真正独立的质疑，最终汇聚成1979年伊朗革命。

革命之后，新成立的伊斯兰共和国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逐渐演变成公开敌对。

双方政治斗争的话语体系也发生巨大变化。

摩萨台时代相对克制的外交辞令，被霍梅尼的激烈语言所取代。

霍梅尼将美国称为：“伟大的撒旦、受伤的毒蛇”以及“全世界被剥夺者和受压迫人民的头号敌人。”

美国方面的言辞也日趋激烈。

里根曾把伊朗领导人以及古巴、利比亚、朝鲜和尼加拉瓜统治者称为：“怪胎、疯子动画人物和卑劣罪犯。”

到了21世纪初，麦凯恩和希拉里公开威胁轰炸伊朗，也逐渐成为美国外交讨论中的寻常话题。

霍梅尼继任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一直延续这种强硬而激烈的语调，直到今年2月28日在美以联合空袭中遇袭身亡。

去世前11天，86岁的哈梅内伊曾表示：

“美国是一个正在走向崩溃的帝国。”

当伊朗新一代领导层观察世界时，他们一定能够听见这种叙事正在全球回响。

中国和俄罗斯在中东拥有不同利益。

中国在中东拥有庞大的经济利益，并不希望油价过高。

俄罗斯则不同。

但两国都能从美国过度扩张中获益。

它们都将自己塑造成愿意加强与那些反对战争、并在战争中遭受损失的地区国家合作的大国。

上个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接待俄罗斯总统普京时，两人共同谴责美国对其他国家发动的“背信弃义”袭击。

习近平警告世界不要“倒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虽然北京谨慎地选择谴责战争，而非公开站在伊朗一边，但中国仍找到一种巧妙方式表达立场。

今年3月，中国国家电视台罕见发布一段人工智能制作的视频。

视频中，美国被描绘成邪恶的“白鹰”，伊朗则是一只遭到追捕但充满尊严的“波斯猫”。

这段视频随后在西方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

一些较小国家的表态则更加直接。

今年3月，马来西亚国会为哈梅内伊、其他伊朗领导人以及米纳卜一所学校空袭中约120名遇难儿童举行默哀。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易卜拉欣向伊朗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并警告这种做法将开创一个“危险先例”，削弱国际秩序规则。

在巴基斯坦，主要英文报纸《黎明报》社论指出，全球南方国家“应当与伊朗站在一起”。

原因很简单：

“下一个可能就是他们自己。”

今年3月，巴基斯坦全国爆发支持伊朗示威，造成20多人死亡。

在土耳其这个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的国家，93%的受访者反对攻击伊朗。

总统埃尔多安警告，这场“毫无意义且违法”的战争已经开始削弱欧洲。

在印度，虽然莫迪政府一直自称是以色列的重要伙伴，但普通民众反应截然不同。

由于历史和文化联系，许多印度人对伊朗抱有天然亲近感。

新德里居民，包括莫迪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支持者，向伊朗大使馆捐赠了足够购买整批药品的资金。

在克什米尔，农民捐出羊群，妇女捐出金手镯以及为女儿准备的嫁妆，用于援助伊朗。

在世界其他地区，这场战争也迅速激发了长期存在的主权焦虑。

在非洲，寻求更大自主权的政治力量正在推动西非和萨赫勒地区政治变革。

这些运动希望减少对欧洲援助和军事合作的依赖。

如今看来，他们的担忧颇具前瞻性。

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已经给整个非洲带来沉重代价。

南非前议员法伊兹·雅各布斯写道：伊朗战争是一种“警告”。因为战争如今会通过油价、电力短缺、面包涨价和失业进入普通家庭。

这一观点在非洲媒体广泛传播。

许多人认为，非洲必须摆脱那些“在别处设计、在别处控制”的体系，转而加强非洲大陆内部以及金砖国家之间在支付体系、工业走廊和海洋战略等领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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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存在例外。

尤其是在宗教分裂严重的国家，以及与以色列和海湾国家关系密切的国家。

许多政府选择保持沉默。

其中一些或许是在担心，特朗普下一步会把矛头指向谁。

古巴历史学家萨拉·科扎梅告诉我，古巴民众会利用每天有限的供电时间密切关注这场冲突。

她说：

“对于古巴人来说，伊朗是否获胜非常重要，因为如果美国遭遇失败，未来攻击古巴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他们也明白，特朗普需要感觉自己赢了一场，否则他可能会为了获得胜利而转向古巴。”

伊朗并非第一次扮演挑战不公国际秩序的角色。

在去殖民化浪潮之后，是中东首个试图将石油产业国有化的重要产油国。

1951年摩萨台访问埃及时，据称有25万人站在开罗街头欢迎他。

许多人高呼：

“反帝国主义领袖万岁！”

随后，政变发生了。

摩萨台失败了。

但他的勇气却推动了新的国际秩序形成。

受到启发的埃及总统纳赛尔认真研究了摩萨台的成功与失败。

在摩萨台被推翻三年后，纳赛尔成功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

今天，已经没有数十万人走上街头为反帝国力量欢呼。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网络公共空间。

伊朗宣传机器利用乐高风格视频等形式，向全球年轻人讲述自己的故事。

有人甚至说，伊朗正在赢得“叙事战争”。

真正记得20世纪50年代以及上一轮“伊朗对抗帝国”历史的人，如今大多是学者和知识精英。

埃及资深外交官瓦利德·阿卜杜勒纳赛尔在《金字塔报》撰文问道：“今晚是否与昨夜相似？”

他回忆摩萨台访问开罗的历史，并暗示这一次针对伊朗石油财富的威胁，不再是秘密政变，而是公开军事打击。

事实上，华盛顿和特拉维夫甚至一度考虑推动一次小规模政权更迭计划。

据称，他们曾研究让前总统内贾德重新上台的可能性。

许多中小国家在总结这场战争教训时，拥有一个共同认知：他们都站在不稳定的地面上。

即便过去还不确定，现在他们已经清楚知道，自己的财富和经济随时可能受到新的华盛顿影响。

这个华盛顿已经不再受上世纪建立的国际规则约束。

未来几年，各国都将重新调整自身位置。

无论是盟友还是对手，都将寻找新的立足点。

当然，也有人不同意伊朗成功抵抗美国会削弱美国影响力的说法。

毕竟，美国军事失败并不新鲜。

越南、朝鲜、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最终都演变成漫长而消耗巨大的冲突，很少有人会将其称为胜利。

政策专家吉迪恩·罗斯认为，把这场战争解读为美国整体实力衰退的信号，有些夸张。

他指出，美国在越南失败后最终恢复元气，这次也完全可能如此。

也许，伊朗的命运就是在一个世纪内第二次成为美国打压的对象，并再次成为非西方世界眼中的反抗主角。

作为拥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国家，维护主权已经成为伊朗压倒一切的执念，无论谁执掌政权都是如此。

那么，在这场混乱叙事中，伊朗人民自身又处于什么位置？

对他们来说，情况远比外界看到的复杂。

就在不久前，伊朗政权因为镇压抗议活动、造成数千人死亡而失去大量民众支持。

这波国际同情和声援出现时，距离那场镇压不过数周时间。

战争中断了原本属于伊朗社会的哀悼、绝望以及国际谴责。

相反，特朗普和以色列似乎帮助伊朗国家机器重新巩固了地位。

伊朗成为聪明抵抗和顽强生存的象征。

许多原本憎恨和反对这个政权的人，也开始软化立场，因为他们认为，正是这个政权在数周恐怖轰炸中保护了自己。

伊斯兰共和国并不习惯把自己视为更大国际共同体的一部分。

而这股善意能够持续多久，也远未可知。

但如今，伊朗拥有了一个新的故事。

而且，它拥有讲述这个故事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