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大西洋月刊》，迈克尔·舒曼是特约撰稿人，常驻北京。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确认其中事实。

一些经济学家曾认为，中国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购买力最终会推动全球增长。

但中国当下反而成了全球经济中的不稳定力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把这个国家打造成政府补贴、出口驱动的制造业巨兽。这种政策不仅伤害全球各地的整个行业，也在扭曲中国经济，并疏远贸易伙伴。

即便没有习近平的帮助，中国制造商也会具备竞争力。但他仍然提供了大规模支持，既包括直接发放补贴和税收优惠，也包括通过压低工厂工人工资和人民币汇率，让中国出口商品显得格外便宜。

这种经济模式的结果是偏向生产者、压制消费者，并用极低价出口商品淹没国际市场，其中包括钢铁、太阳能电池板和电动汽车。外国企业根本无法竞争。来自中国的竞争正在让德国每月失去 1 万个制造业岗位，也可能让印度尼西亚数十万服装工人丢掉工作。

中国贸易顺差去年膨胀至创纪录的 1.2 万亿美元。按全球经济占比计算，中国制造业商品顺差是有史以来任何国家积累的最大规模。

特朗普过去经常抱怨中国在“占美国便宜”，并顺理成章地对廉价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但最近，特朗普似乎不再那么担心中国对美国经济未来构成的具体威胁。上个月在北京，特朗普奉承地称习近平为“朋友”，并同意与中国合作，建立一个互利的“贸易委员会”，以帮助管理两国经济关系。

处于风险之中的行业，对美国增长、就业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包括汽车、机器人、重型机械和半导体行业。“这将相当灾难性，”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戴维·奥托尔说，习近平的政策正在推动全球先进经济体“被迫去工业化”。

中国领导层似乎并不在意。中国央行行长潘功胜最近驳斥了外界关于过度国家支持推动出口繁荣的担忧，称这是“挥之不去的误解”。俄亥俄州或斯图加特的失业问题，不是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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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的经济政策对中国本身也并不好。

中国经济一直步履蹒跚。私人投资和消费支出依然疲弱，房地产价值持续下跌，求职竞争激烈。习近平的产业计划鼓励对工厂进行过度投资，而这些工厂往往亏损，并需要更多国家援助才能生存。

本可用于社会服务和福利项目的纳税人资金，却被用来支撑过剩的装配线。

结果是，中国家庭实际上在补贴全球消费者，而自己的生活质量却受到损害。

“中国的政策在民主国家无法成立，”奥托尔说。他接着说，这套制度要求服从，也就是说，没有人在问：“为什么我们没有消费所有这些投资带来的成果？为什么我们把一切都出口到世界各地，而我们却变得更穷，或者至少感觉更穷？”

与中国人民的需求相比，习近平对在电动汽车和人形机器人等战略产业中取得优势更感兴趣。曾任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现为咨询公司科恩集团高级顾问的克雷格·艾伦说，中国希望“在创新和制造业方面引领世界，中国人在这里有一套战略，过去 12 年成效极佳，他们看不出这为什么会改变。”

习近平在 2020 年一次讲话中呼吁，让其他国家更加依赖中国，使之无法对抗北京。

“我们必须拉紧国际产业链对中国的依存关系，”他宣称，“形成对外国人为切断供应的有力反制和威慑能力。”

去年，北京暂停对美国出口稀土，以迫使特朗普放弃进一步提高中国商品关税。4 月，中国政策制定者推出新措施，赋予中国当局更大权力，以调查和惩罚将供应链迁出中国的外国企业。

随着中国电动汽车和其他产品在全球取得成功，习近平的计划也许显得势不可挡。但这些计划建立在一个假设上，即其他国家会继续吸收中国出口。然而，一些政府已经开始保护自己的产业和工人。

3 月，欧盟推出立法，通过鼓励在欧洲制造绿色能源产品，降低对中国的依赖。

“贸易确实会创造效率，但本应让每个人都从中得到些什么，”中国欧盟商会主席彦辞说。“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与中国的贸易正在摧毁价值，而不是创造价值。于是大问题就变成了：为什么还要贸易？”

华盛顿一些议员已经意识到危险，并开始推动更强硬的做法。拜登在 2024 年对中国电动汽车、计算机芯片和其他产品加征高额关税，并加大对半导体制造等关键产业的政府支持，以保护美国产业并强化国家安全。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众议员罗·康纳主张，为美国关键产业提供更多政府支持。“他们不能把我们当人质，”他告诉我。

特朗普的做法则更加混乱。本届政府一直在努力降低美国对中国稀土供应的依赖，但同时仍在推动北京购买美国飞机和农产品。这可能减少贸易逆差，并为某些企业创造收入，却会增加美国对中国的依赖。

特朗普最近访问北京期间，还同意与习近平合作，降低非战略商品关税，与此同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在对中国工业产能过剩展开调查，这项调查可能导致更多关税。

中国是全球最大制造国，生产从汽车零部件到圣诞树在内的各种商品，没有哪个国家可能完全摆脱对中国的依赖。这意味着北京将继续掌握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但北京臃肿、亏损、债务沉重的工业体系，可以通过贸易伙伴协同行动来施加影响力。如果全球政策制定者对中国进口商品设置严厉贸易壁垒，中国众多工厂将需要成本更高的纳税人资金注入才能维持生存。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印度央行前行长拉古拉姆·拉詹说，中国越来越依赖出口需求来实现“正常增长”，这一点“应该让他们担心，尤其是在全球地缘政治关系恶化的情况下”。

他说：“我不认为这对中国来说是好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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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可以通过改革经济、刺激更多国内需求来缓解与贸易伙伴的紧张关系和国内压力，让中国家庭能够购买更多中国商品。但习近平一直回避这些改革，也许是因为改革会迫使他把权力让渡给市场，从而削弱他对国家的控制。

研究公司荣鼎集团共同创始人丹尼尔·罗森说，要解决中国的结构性经济问题，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放弃它对这个体系的政治杠杆和控制”。但中共“不愿承认自己受市场摆布”。

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两位领导人都在推行民族主义经济计划，可能正走在让各自国家经济变弱的道路上。美国工人和中国家庭可能很快会付出代价。

风险在于，中国会促使贸易伙伴诉诸保护主义，而这会压低所有人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