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外交政策，作者克里斯托弗·奈伊是詹姆斯敦基金会非常驻研究员； 查尔斯·孙（Charles Sun）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创新工团研究员。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确认其中事实。
4月8日，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召开了一次针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任高级军官的“整顿”培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了开场讲话。在北京国防大学的讲台上，坐在他身旁的只有一位同僚：张升民。
在今年1月两名最有权势的将领被调查后，这位中央军委纪委书记成为除习近平之外，中国最高军事机构中唯一的成员。
外界大多将这一场景解读为一次纯洁性仪式，是习近平十年来不断收紧控制、确保军队完全服从党领导的又一步。他在讲话中要求军官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性和荣誉感”，也强化了这种解读。
但当天更值得关注的并非讲话内容，而是座次安排。以往类似会议的前排总是坐满上将，而这一次，前排只有两人，两侧是中将。
过去18个月中，习近平拆解了中国军队中两个最有权势的关系网络。由于解放军高度不透明，这些网络是观察者根据军官履历和共同任职经历推断出的分析概念，而非正式派系，但确实反映了一支“山头”文化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军队的真实特征。
第一个是所谓的“福建系”，由习近平在1985年至2007年间于东南地区仕途上升时建立联系的军官构成。这个网络的核心人物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以及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
苗华近十年几乎掌控了全军所有将官的人事档案。苗华在2024年11月被停职，次年春天失踪。2025年10月，他与何卫东以及另外七名相关将领一起被开除出党和军队。
第二个网络是以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为核心的传统陆军体系，于今年1月被清除。对他们的正式调查标志着这一轮清洗达到高峰，使现役将官队伍几乎被掏空。
许多人认为，张又侠的作战经历和显赫背景，军中资历最深的“红二代”，与习近平家族有多代关系，本应成为免遭清洗的保护伞。但事实证明，身处任何一个网络都意味着风险。
常见的解读认为，习近平正在提拔忠诚的军官，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外部环境。这种说法并非错误，但并不充分。苗华和张又侠当初也是基于这一标准被选中的。在被清洗之前，有谁会认为他们不忠？
理论上，习近平可以对所有剩余军官重新进行忠诚审查，但时间并不站在他这一边。他受到此前承诺的约束，尤其是到2027年建军百年时打造“世界一流”军队这一“战略要求”。
一个支离破碎的高级指挥体系无法胜利完成这一目标，因此习近平被迫以更简单的模式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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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中央军委各部门、军种以及战区中，大约有20个高级职位由中将以“主持工作”的形式代理。由于缺乏有经验的替代者以及时间紧迫，预计这些人将被正式任命。
几乎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的职业生涯并不属于已被清洗的网络。换句话说，习近平似乎在提拔那些曾被前任将领压制的人。但正是这些军官长期处于边缘的经历，使他们缺乏联合战争所需的威望、信任和经验。
最终获得习近平确认的这批人，可能恰恰是最不具备他所准备战争能力的一群人。
习近平的提拔主要来自两个网络。其一是纪检系统。纪检属于政治工作体系中的一个分支，而这个分支如今已上升到军队权力结构的顶端，覆盖两个军种以及中央军委高层。
新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升民是典型的政治工作干部，曾在第二炮兵（现火箭军）任职，2017年起担任中央军委纪委书记。现任政治工作部副主任、此次培训主要组织者熊兆远，十年前曾与张升民在第二炮兵共事。陆军和空军的代理政委张书国和石宏干，也都是直接向张升民汇报的纪检书记。
作战系统方面呈现出类似趋势。目前负责中央军委“中枢神经系统”的一批军官，多为具有空军背景的中将，包括联合参谋部联合作战指挥中心代理主任董立、训练管理部的刘镝，以及后勤保障部的陈炽。火箭军代理司令员雷凯甚至并非导弹专家，而是曾在2009年和2015年阅兵中指挥战机编队飞越天安门的空军将领。
新晋的两名战区上将——东部战区的杨志斌和中部战区的韩胜延，也都是空军出身，打破了长期由陆军担任这些职位的传统。
这些军官延续了许其亮的影响。许其亮是空军上将，2012年至2022年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2025年去世。他作为军改领导小组执行副组长，将联合作战和空中力量置于解放军未来的核心。
他也是那一代空军军官的提携者。但在他退休后，这一群体失去了高层支持。苗华掌控的政治工作部是全军高级军官晋升的制度通道，而张又侠在指挥系统中拥有向习近平推荐人选的渠道。这两人并不需要主动压制许其亮时期的空军军官，只需不予推荐即可。
这些空军军官没有消失，他们的晋升只是停滞，直到现在。
以林向阳和杨志斌为例，两人分别于2020年4月和2021年3月晋升中将，年龄和职业阶段相近。但林在晋升一年半后的2021年9月就升为上将，而杨则辗转三个战区副职岗位，等了四年九个月，直到2025年12月才晋升上将。
差别在于林所属的网络——第31集团军和东部战区，由苗华和何卫东分别掌控；而杨属于许其亮提携、在其退休后被边缘化的空军群体，他的晋升发生在苗华和何卫东失势之后。
综合来看，习近平军事清洗之后形成的晋升模式十分明显。如今占据政治工作岗位的纪检干部，以及主导联合作战和跨军种事务的空军一代，都有共同经历：在苗华和张又侠主导的时期，他们眼看晋升机会流向他人之手。
习近平并没有从零开始打造新一代军官，而是有意提拔那些被已被拆解的网络所忽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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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解读比“忠诚测试”的框架更为狭窄，但能提供更清晰的预测，表明习近平的人才储备并不像大规模“消失”所暗示的那样匮乏，而是被埋没了。随着解放军接近建军百年，预计即将到来的正式任命，将更倾向于那些能够证明自己曾被旧网络排除在外的军官，而不仅仅是对新体系表示忠诚的人。
当然，也存在一种常见的反驳。被清洗的网络总会留下受益于其倒台的竞争者；空军军官和纪检干部只是当前可用的、未受牵连的高级军官中规模最大的群体。
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成立。但具体任命不仅仅是“剩余选择”的结果。空军军官如今掌握了五个中央关键职位。纪检书记同时担任四大军种中两个的代理政委，这跨越了政治工作体系中通常被严格区分的分支界限。
单纯对“干净”军官的被动调整，不会形成这样的格局。这种选择是有区别、有意图的，而非简单的剩余分配。
目前尚不清楚的是，这一群体在作战压力下能否形成凝聚力。许其亮时期成长起来的空军军官，在职业生涯后期一直在等待那些级别更高的网络消退；而如今担任政委职位的政治工作干部，则是在一个以监督其他军官为核心的体系中度过了同一时期，而不是在战场上并肩作战。
这两种背景都难以培养出联合作战所需的跨军种信任。这种缺陷在和平时期的阅兵中不会显现，却会在战争指挥中暴露出来。一个久经沙场的陆军指挥员，是否会服从一位职业生涯主要在空军度过、且长期被视为边缘军种的战区指挥员？一位作战指挥员，是否会坦率面对一个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寻找他人把柄的政治委员？
这些时刻决定了跨军种信任是维系还是破裂。通过提拔那些被前任将领压制的军官，习近平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在政治上安全的高层指挥体系。但这是否也是一个能够协同作战的体系，则是另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