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十多位在中国国内外从事这一领域的人士表示，面对与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激烈竞争，中国当局正在采取更强硬的措施，试图阻止新兴人工智能创业公司离开中国，前往西方寻求资金和市场。

上个月，北京发出了最明确的警告信号，命令人工智能公司Manus的中国创始人不得离境，同时调查公司在退出中国并出售给Meta之前是否遵守了出口管制规定。

不过，当局的行动并不止于Manus。据两名员工和一位接近公司的知情人士透露，中国政府还直接警告了另一家知名人工智能公司MiroMind，不要将关键人才和研究成果转移出中国。MiroMind表示其训练的人工智能程序具备“深度推理”能力.

新加坡和中国的科技从业者表示，北京似乎划出了一条新的红线，反对所谓“去中国化”——即本土公司切断与中国的联系，以便在美国竞争资源的做法。

一名曾在去年7月之前在Manus工作的武汉工程师表示，他认为北京的调查并非因为潜在违法行为，而是因为公司关闭中国业务并出售给美国企业。据知情人士称，Manus联合创始人肖弘和纪一超已被禁止离境，但两人均未回应置评请求。

2025年，Manus从中国成立、迁至新加坡，再到以20亿美元被Meta收购，成为人工智能领域最引人注目的交易之一。这家起源于武汉的公司在美中人工智能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似乎成功从一方跨越到另一方，并获得巨大利益。

不过，分析人士指出，尽管北京鼓励企业走向海外，但默认前提是不能真正离开中国。字节跳动将海外业务分拆为TikTok，总部设在新加坡和洛杉矶，但核心业务仍留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司MiniMax的大部分收入来自海外，但总部仍在上海。

那位前Manus工程师表示：“从政府角度看，Manus的出走是一次打脸，因为官方一直在告诉科技公司，中国有市场和资本可以帮助你成功中国需要表明Manus的做法是错误的。”

一些中国公司正在新加坡设立分支机构。一些公司会选择继续留在中国，但另一些可能在更早阶段就加速出海，从而削弱中国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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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盛大创始人陈天桥创立的MiroMind为例。尽管公司自称总部位于加州红木城，在新加坡设有联合研发和运营中心，但据三位知情人士称，其早期大部分研究是在中国完成的。

去年5月，MiroMind任命代季峰为首席科学家，他是北京清华大学教授，曾领导商汤科技的研究工作。

然而，就在代季峰离开商汤并参与创建MiroMind数月后，关于中国政府调查Manus的消息开始流传，MiroMind开始撤出中国业务。今年1月，公司要求员工离开中国。

代季峰表示，他已不再与MiroMind合作。他说离开的原因是母公司盛大集团要求人工智能研究人员迁往中国以外的地区，如新加坡或日本，而他无法接受这一安排。

据大陆科技媒体报道 ，盛大集团在线上会议中要求团队中所有中国员工、实习生立即停止工作，搬家到新加坡或日本，为此还发布了“搬家激励政策”，如果员工愿意去新加坡或日本工作，工资会获得一定比例的上涨，并可以获得股票和补贴，但是这个政策很快被撤销。

截至本月，MiroMind正在美国融资，且已无中国员工，尽管大多数员工仍为中国国籍，工作语言仍为中文。一位在新加坡的工程师表示，上周公司内部还决定将最新产品从“MiroThinker”更名，他认为这是公司与中国背景切割的一部分。

据三位知情人士称，陈天桥近期被中国监管机构警告，不要将人工智能资源转移出境。但与Manus不同，目前并无针对公司的调查。

MiroMind员工认为，公司可能比Manus更不易受到中国政府干预，因为产品仍处于早期阶段，且陈天桥在中国拥有长期的商业和政治关系。他曾在2008年至2018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一位工程师表示：“说到底，Manus那些人原本只是无名之辈，是一些把事情说得太张扬的人。”

人工智能助手Manus由中国创业公司“蝴蝶效应”推出。

Manus创始人肖弘来自江西一个普通小城，在武汉一所公立大学学习软件工程，并于2022年创办人工智能创业公司“蝴蝶效应”。据知情人士称，他从一开始就公开表达了全球扩张的野心。政府登记记录显示，早在2023年，他就在开曼群岛控股结构下，在新加坡设立了实体。

在发展阶段，“蝴蝶效应”获得了一些中国政府支持，例如办公租金补贴，同时也受益于武汉充足且成本较低的工程师资源。

但在2025年1月，也就是公司推出Manus前不久，肖弘告诉员工，一些岗位将转移到新加坡，在那里更容易获取在中国被禁止的美国来源大型语言模型，也更容易找到愿意支付更高价格的国际客户。

公司最初的计划是在武汉和北京保留业务。但据前员工透露，在获得美国风险投资公司Benchmark的投资后，Manus通知员工将完全关闭中国业务，并裁撤未搬迁的员工。

前员工表示，公司内部认为，这是对美国监管机构调查Benchmark投资是否违反对中国人工智能投资限制的回应。

一位选择不搬迁的前Manus工程师表示：“我当时很震惊。”

夏季期间，Manus核心团队在新加坡安顿下来，在市中心附近租住公寓。记录显示，到12月Manus宣布被Meta收购时，许多观察人士认为公司已经成功完成转型。他们认为中国当局没有阻止，是因为Manus并非大型语言模型，而是应用工具，被政府视为敏感性较低。

“我当时觉得他们处理得很得当，”驻新加坡的人工智能顾问马蒂亚斯·亨德里希斯说，“我以为中国方面的审查期已经结束，这一阶段已经过去了。”

3月初，Manus在新加坡一栋可俯瞰城市天际线的建筑中，召集约一百名员工、支持者和用户，庆祝公司成立一周年。据两位在场人士透露，公司管理层情绪高涨。当时Manus员工刚从共享办公空间搬入Meta办公室，用户需求也在迅速增长。

但肖弘没有出现在庆祝活动中。他当时在中国。据了解公司内部情况的人士表示，那时中国政府的审查已经在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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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尚不清楚北京是否会在调查结束后允许Manus两位负责人出境，或要求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例如撤销与Meta的收购。柏林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Wendy Chang 表示，北京似乎尚未准备采取“非常明确”的行动，比如出台新法律来规范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如何进行海外扩张。

但她表示，政府确实希望传递一个信号，即人工智能极其敏感，中国将其人才视为需要保护的竞争优势。

这意味着，为了获得西方资本，中国人工智能创业者可能必须从一开始就在海外设立公司，从而放弃中国生态系统带来的优势，例如政府补贴和低成本人才。

亨德里希斯说：“你必须在非常早的阶段就决定要参与哪一场游戏。”

对于已经在中国开展业务的企业来说，情况更为复杂。出生于中国、现为加拿大公民的人工智能工程师钱一鸣表示，他在深圳的人工智能公司Climind主要希望吸引西方客户和合作伙伴，包括美国，因为那里的投资者风险偏好更高、资金更充足。

但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是否认为需要离开中国？钱一鸣停顿了一下。

他一直密切关注Manus事件。他微笑着回答：“我更愿意称之为市场拓展，正常的业务扩展。政府是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