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纽约时报的人物讣闻，作者蒂姆·韦纳曾任《纽约时报》国家安全记者，著有《联邦调查局史》。
罗伯特·S·穆勒三世曾在动荡的12年里领导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后来又以特别检察官身份调查俄罗斯对2016年总统选举的攻击，提出了在政治上极具爆炸性的起诉。
最终，他得出结论，既无法证明特朗普无罪，也无法指控特朗普犯罪。
穆勒于周五去世，享年81岁。
他的家人在声明中证实了死讯，但没有说明他在何处去世，也没有公布死因。
即使在穆勒去世后，特朗普依然没有原谅穆勒的调查。
他在周六得知消息后，在 Truth Social 上发文称：“好，我很高兴他死了。他再也不能伤害无辜的人了！”
穆勒穿着总是规规矩矩，性格强硬、意志坚定，是一种正在消失的人物类型典型代表：自由派共和党人。
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发生前一周，他出任 FBI 局长。此后，他推动了 FBI 历史上最重大的结构和文化改革，试图把这个机构改造成适应21世纪的情报部门，既能维护国家安全，也能保护公民自由。
他手下的反恐特工还率先揭露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在“9·11”之后设立秘密监狱中的滥权行为。CIA 在这些秘密监狱里关押、审讯，并在某些情况下酷刑对待恐怖主义嫌疑人。
但人们或许最记得的，还是他离开 FBI 之后所做的事，当时他被召来调查一位在任总统。
2017年5月17日，美国司法部任命穆勒为特别检察官。8天前，特朗普刚刚解雇 FBI 局长詹姆斯·B·科米。科米当时正在调查特朗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秘密行动之间的联系，而俄罗斯的这场行动旨在帮助特朗普赢得白宫。
总统解雇科米的原因并不是什么秘密。
第二天，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对俄罗斯外长和俄罗斯驻美大使说：“我刚刚开除了 FBI 的负责人。他疯了。”
特朗普接着说：“因为俄罗斯，我承受了巨大压力。现在这种压力没有了。”
特朗普一听说穆勒被任命，而且知道穆勒的声望后，立刻陷入沮丧。
“天哪，”他说，“这太糟了。这就是我总统任期的终结。”
他知道，正如穆勒后来所说，“一次彻底的 FBI 调查。会挖出有关竞选活动以及总统本人的事实，而他可能会把这些理解为犯罪行为。”
一个可能的指控是妨碍司法。这项法律曾为1974年尼克松辞职以及1998年克林顿遭弹劾铺平道路。美国司法部的指导意见——虽然从未经过法院检验，规定，在任总统不能被起诉。
尽管如此，特朗普的许多政治对手仍希望，特别检察官或许能以某种方式帮助把他赶下台。
穆勒组建了一支联邦检察官团队，这些人的集体经验可以追溯到“水门事件”。他们起诉了一批俄罗斯间谍，以及位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互联网研究机构”高层人员。这家网络水军工厂按克里姆林宫指示，在2016年选举中发动了一场虚假信息宣传行动。
他们还把特朗普的首位竞选经理保罗·马纳福特以欺诈罪送进监狱；让特朗普的首位国家安全顾问、退役中将迈克尔·弗林认罪；并让特朗普最资深的政治顾问之一罗杰·斯通因向调查人员撒谎而被定罪。
这场调查彻底改变了公众对 FBI 的看法，因为执行穆勒命令的正是 FBI 特工。
长期厌恶这个机构的自由派如今声称自己热爱它；长期敬重它的保守派如今则痛恨不已。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甚至举行集会声援穆勒。另一方面，特朗普猛烈抨击 FBI、司法部，最后连穆勒本人也不放过，还一再在 Twitter 上写道，这起案件是一场“政治迫害！”
穆勒始终置身纷争之上，从不评论，也从不亮明底牌。但当他面对是否要让总统为妨碍司法负责这个问题时，他退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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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中的 FBI
穆勒于2001年9月4日成为 FBI 第六任局长。他上任第二周，就遇到了一个改写时代的大灾难。
9月12日清晨，也就是基地组织劫持飞机撞击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造成2977人死亡的第二天，乔治·W·布什直截了当地问穆勒，FBI 正在采取什么措施来阻止下一次袭击。
此后多年，总统每天黎明简报时都会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但穆勒接手的 FBI 在反恐和反间谍任务上存在致命缺陷，根本无力完成使命。
负责调查导致袭击得逞的政府系统性失误的“9·11”调查委员会共和党主席托马斯·H·基恩说，FBI “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失败”。
这个机构的指挥链条已经断裂。计算机系统频繁崩溃。对外国恐怖分子的电话监听因为缺少翻译人员而无人查看。“9·11”后仅仅几天，寄给参议员和记者、带有炭疽病菌的信件造成5人死亡，但 FBI 几乎用了7年才锁定一名嫌疑人，一名政府生物防御科学家。
“我们必须把 FBI 彻底砸碎，然后重新建立起来。”在袭击发生前，FBI 反恐助理局长戴尔·沃森，曾对他在白宫的对应官员理查德·A·克拉克这样说。
把东西砸烂并不是穆勒的作风。但在他改造 FBI 的过程中，首要目标之一是修复与政治领导层的沟通渠道，包括白宫和国会、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电子监听人员，以及 CIA 的情报人员。
这些渠道多年来一直处于断裂状态。这个机构的创始人、1924年至1972年执掌 FBI 的强势人物 J·埃德加·胡佛，一直把 CIA 视为自己最大的敌人之一，仅次于共产主义和民权运动，而这种敌对关系在他去世后仍持续了很久。
至于如何在反恐时代维护公民自由，穆勒在一个把自己看作正在进行狂热十字军式斗争的美国政府里，基本上只能独自面对。他必须执行刚刚通过的《爱国者法案》条款。这个法案大幅扩大了政府的监控权力，但与此同时，他又必须维护美国宪法。这是一条极其危险的钢丝。
“9·11”之后的8周里，FBI 抓捕了1200多人，但其中没有一个是基地组织成员。在这个过程中，FBI 侵犯了一些最基本的法律保障。这个机构还大幅增加了线人的使用，而这些线人在伊斯兰社区中充当了煽动者角色。
这一切都是在总统命令下进行的，总统要求在袭击之后让 FBI 进入军事化状态。
但穆勒手下的反恐特工也揭露了 CIA 的秘密“黑监狱”。他们报告了这些设施里的酷刑和虐待行为，也揭露了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阴森牢房中的暴行。
2002年10月，FBI 特工在古巴关塔那摩湾建立了一份持续更新的档案，当地关押和审讯着恐怖主义嫌疑人，而这份档案后来被他们标注为“战争罪”。
也是在那个月，穆勒公开表示，他不希望有人说，美国在反恐战争中赢了，却在他的任内失去了自由。
尽管如此，随着布什政府白宫越来越被再次遭遇基地组织袭击的恐惧吞噬，国家安全与公民自由之间的紧张关系变得难以承受。
2004年初，穆勒和他在司法部的直接上司、时任副司法部长科米得知，布什已授权 NSA 监听美国人。这个代号为“恒星风”的项目极其机密，知道如何运作的人寥寥无几。
NSA 原本是为在海外收集外国情报而设立的，但却在美国境内自由监听，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收集了数百万通电话、电子邮件和互联网地址的电子记录，随后把原始数据交给 FBI。
FBI 发现，处理这种海量信息就像试图从消防水管里喝水一样困难。而这个监控项目从未救过一条命，也从未阻止过一次迫在眉睫的袭击，更没有在美国境内查出过基地组织成员。
比这更让穆勒和科米担忧的是，他们认定这个项目违反了美国宪法中关于禁止非法搜查和扣押的保护条款。他们说服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不应再次批准“恒星风”。
但布什在2004年3月11日上午单方面这样做了，实际上等于宣称他的权力高于宪法。
穆勒一丝不苟地做了记录。他写下，总统“正试图绕开法律”。
3月12日凌晨1点30分，他坐在自家厨房餐桌前，起草了一封辞职信。
“我被迫让 FBI 退出这个项目，”他写道。如果总统不让步，他就辞职。科米和阿什克罗夫特也都决定和他一起离开。
8小时后，穆勒把辞职信放在西装胸前口袋里，独自坐在白宫与布什会面。
“我必须迅速作出一个重大决定，”布什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想到了‘周六夜大屠杀’。”
那是1973年“水门事件”中的灾难性一幕，当时尼克松为了保护白宫秘密录音带，逼迫司法部长和副司法部长辞职，而这一绝望举动最终摧毁了他的总统任期。
布什写道：“我并不急于重演那样的历史危机。”
他可以坚持立场，“同时看着我的政府自行崩溃”；也可以向穆勒低头，让这些秘密项目被缩减规模，并被纳入合法框架。
布什选择了后者，尽管这花了多年时间。
2005年5月，科米在 NSA 向一小群听众讲述了穆勒当时的做法：“在最关键的时候说‘不’，需要的远不只是敏锐的法律头脑”。
他说，“还需要道德品格。还需要看见未来的能力。还需要明白，一个毫无正当理由的‘是’，将会造成怎样的伤害。”
此后“恒星风”又保密了7个月，直到《纽约时报》披露了这个项目的大致情况。
穆勒从未公开谈论过他与总统的这场对抗。
在 FBI 总部——介于白宫和国会山之间、带有粗野主义风格的 J·埃德加·胡佛大楼，穆勒管理极其严格。
像战场指挥官一样，他的话就是命令。他可能态度生硬，也不轻易原谅别人，但一线特工似乎很喜欢他的风格；他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三根棒鲍比”，因为他名字后面有罗马数字“三”。
曾获准独家接触穆勒时期 FBI 的年轻记者加勒特·格拉夫注意到，局长在与下属开会时，会引用1995年冷战惊悚片《赤色风暴》里吉恩·哈克曼饰演的海军潜艇舰长说过的一句粗硬台词：“我们来这里是为了维护民主，不是为了练习民主。”
在胡佛长达48年的统治之后——这是美国政府高级职位中无人能比的任期，国会规定 FBI 局长任期为10年。
除了穆勒，没有谁真正做满。2011年，奥巴马要求他再留任两年，国会也表示同意。议员们普遍认为，他是这个拥有100年历史的机构中最出色的局长，而胡佛则被归入完全独立的另一类。
2013年6月，穆勒终于卸任，由科米接任，奥巴马对他给予极高赞扬。
“在他的任内，FBI 与我们的情报、军方和国土安全专业人员联手，捣毁基地组织小组，打乱他们的活动，并挫败他们的阴谋，”奥巴马在白宫玫瑰园一场10分钟的仪式上说。“今天有无数美国人仍然活着，我们的国家也更安全，这都归功于鲍勃·穆勒领导下 FBI 的卓越工作。”
说到这里，穆勒似乎结束了一生的公共服务。至少他当时是这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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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特权之家
罗伯特·斯旺·穆勒三世于1944年8月7日出生在纽约州纽约市曼哈顿。他是艾丽斯·特鲁斯代尔和罗伯特·斯旺·穆勒二世的第一个孩子，出身于曾被称为美国东部权贵阶层的家族。
他的父母起初住在公园大道，后来搬到宾夕法尼亚州费城主线地区的一座气派庄园里。他的父亲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海军军官身份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服役，后来成为美国历史最悠久、势力最强大的化工企业杜邦公司的高管。
他的母亲则是理查德·M·比塞尔二世的表妹。比塞尔后来成为 CIA 秘密行动部门负责人，也是 U-2 间谍飞机以及1961年那场灾难性猪湾入侵计划的制定者。
他进入新罕布什尔州康科德的精英预科学校圣保罗学校就读，并被选为足球、冰球和长曲棍球队队长。他的同学、后来担任《费城问询报》主编的麦克斯韦·金说，他体现了“19世纪英国公学世界中形成的‘健壮基督徒’传统”。
1961至1962赛季校队冰球队的一张照片里，穆勒坐在队友约翰·克里旁边。克里后来成为参议员和国务卿，两人都下巴坚硬，目光冷峻。
穆勒1966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学士学位；1967年毕业于纽约大学，获得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在进入纽约大学之前，他与安·卡贝尔·斯坦迪什结婚。她后来从事帮助学习障碍儿童的教学工作。两人生了两个女儿，辛西娅和梅丽莎，后来又有了三个孙辈。
完整的在世亲属名单当时尚未立即公布。
1968年，愿意去越南流血的名门子弟并不多。但在普林斯顿的一位挚友兼长曲棍球队队友战死后，穆勒加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完成军官候补学校和陆军游骑兵学校训练，接受游骑兵训练的海军陆战队员往往会执行远程侦察巡逻和搜杀任务，而这类任务死亡率很高。
之后他被派往南越北部边缘、靠近敌占区的东河作战基地。
“你会被未知吓得要命，”40年后他对格拉夫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比起死亡，更害怕失败；更害怕被证明自己不够格。”他说，这种强烈恐惧“会支配你的无意识”。
第一次赴越作战时，他还是一名少尉。1968年12月11日，他因在广治省率领一支火力处于劣势的步枪排遭遇敌方伏击时表现英勇，获得铜星勋章。敌方当时配备火箭推进榴弹、机枪和迫击炮。
授勋文件写道，他“亲自率领一个火力小组穿过遭到猛烈射击的地带，救回一名受致命伤的海军陆战队员”，并称赞他“在巨大个人危险下展现出的勇气、主动进攻精神以及毫不动摇的责任感”。
4个月后，他带领排队去救援遭遇越共猛烈攻击的美军士兵时，大腿被 AK-47 子弹击中，因此获得紫心勋章。
与他结婚两年的妻子，曾在夏威夷的一次休整期间告诉还是中尉的穆勒，法律也许比战争更值得追求。他接受了她的建议，离开越南，前往弗吉尼亚大学。
1973年春天，他完成法学院学业的那个月，正好是“水门事件”扩散成“总统任期癌症”的时候，这是白宫法律顾问约翰·W·迪恩三世在椭圆形办公室录音还在继续转动时对总统说的话。
1976年，穆勒成为旧金山的联邦检察官，并迅速升任加利福尼亚北区刑事司负责人。
1982年，他前往马萨诸塞州波士顿，负责起诉欺诈、腐败、洗钱和恐怖主义案件。1989年，在波士顿一家老牌精英律师事务所担任合伙人一段时间后，他进入华盛顿的司法部。1990年，他成为刑事司负责人。
在这个职位上，他管理着近100个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和大约2000名联邦检察官，以及 FBI 及这个机构拥有的巨大权力，包括电话监听和电子监控能力。
他的直接上司是副司法部长威廉·P·巴尔。大约30年后，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巴尔的人生轨迹将再次与穆勒交汇。
穆勒监督起诉了巴拿马强人曼努埃尔·诺列加。诺列加曾是 CIA 在中美洲反共战争中的长期盟友，后来却以可卡因大毒枭身份被起诉。美国甚至为把他赶下台而出兵巴拿马。
穆勒最棘手的案件，是泛美航空103号航班在苏格兰洛克比上空被炸毁一案，这起事件造成259人死亡。FBI 两年都没能破案。穆勒运用法律赋予他的权力，打破了这个案件中 FBI 复杂难解的指挥体系。他把 CIA、英国军情五处和苏格兰警方都拉了进来，让各方共享情报。
苏格兰方面提供的一条线索，让 FBI 锁定了卡扎菲上校手下的一名情报官员。这个人利用自己担任利比亚国有航空公司安全主管的掩护身份安放了炸弹。他在1991年被起诉，但定罪耗费了10年时间。
1993年，随着克林顿上台，穆勒离开司法部，成为黑尔与多尔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这家律所如今名为威凯平和而德律师事务所，是美国最顶尖的律师事务所之一。
随后在1995年，50岁的穆勒作出一个让同行震惊的决定。
他打电话给华盛顿首席联邦检察官埃里克·H·霍尔德二世——霍尔德后来成为奥巴马的司法部长。就在两年前，穆勒在司法部的级别还比霍尔德高出好几层。霍尔德后来在穆勒从 FBI 退休的仪式上回忆起这一幕。
“有一天他突然给我打电话，问我办公室里是否需要一名凶杀案检察官，”霍尔德说，“当时美国首都正陷入严重困境——我们那时被称为美国的谋杀之都。”
霍尔德告诉他说，“对一个一线检察官职位来说，他的资历可能有点太高了。但还没等他改变主意，我就直接说，‘你什么时候可以开始？’”
在接下来的3年里，穆勒成功起诉了数十名杀人犯，帮助降低了凶杀率，还在安慰幸存者时表现出温情。
他甚至会亲自接电话：“穆勒，凶杀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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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总统
2017年5月，穆勒的电话再次响起，打来的是司法部。有人请他担任特别检察官，而这起案件调查的主要对象正是美国总统。
特朗普刚刚解雇了科米。科米当时是 FBI 局长，正在调查总统身边的人是否与俄罗斯串通，通过秘密行动影响2016年选举。
在一些法律专家看来，总统的这个举动暴露出腐败意图，让这次解职看起来像是在大白天上演“周六夜大屠杀”。科米本人也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时说：“我相信总统的话——我被解雇，就是因为俄罗斯调查。”
穆勒试图在宣誓情况下询问总统，以查明他究竟为何解雇科米。特朗普的律师团队不愿接受，他们担心总统一向爱说谎，最终会落入伪证陷阱。
而在这个关键时刻，穆勒犹豫了。
他没有发出大陪审团传票，强制特朗普在宣誓下作证。他接受了书面问题，并允许白宫律师把问题范围限制在特朗普出任总统之前发生的事情上。
等到回复终于在2018年11月20日送达时，特朗普几乎对所有关键问题都没有作答，而是以记不清为由回避。
穆勒随后再次要求就调查中的10个关键领域进行面谈。特朗普的律师拒绝了。于是，这场调查始终没有真正进入总统内心这个雷区。
这份长达448页的最终报告，于2019年3月22日交给了巴尔。当时巴尔已是司法部长。穆勒相信这位多年的同事兼家族朋友，会把报告结论原原本本传达给美国公众。
但他后来极度失望。
报告认定，俄罗斯曾系统性地试图帮助特朗普赢得选举，而特朗普这名候选人及其竞选团队也鼓励了俄罗斯的秘密帮助。报告列出了10起案件，显示总统及其助手曾试图阻碍 FBI 的调查。
报告中的关键一句是：“虽然本报告没有认定总统构成犯罪，但也没有认定他无罪。”
但司法部长在以需要删去敏感信息为由对报告全文保密的同时，只宣布了一点： “特别检察官的调查不足以证明总统构成妨碍司法罪。”
特朗普随即宣称自己“被彻底洗清”。
接下来的25天里，外界无人能够看到这份报告。随后发生的情况，正如穆勒在写给巴尔的一封愤怒私人信件中所说，造成了“公众对我们调查结果关键方面的混乱理解”。
事后看来，许多人认为这可能正是司法部长想要达到的效果。
穆勒没有公开反击。除了在国会一次明显极为克制的作证中严格沿用报告的正式表述外，他一直保持沉默，直到2020年7月特朗普减免斯通因妨碍俄罗斯调查而获刑的刑期。
穆勒在《华盛顿邮报》评论版撰文，反驳特朗普关于2016年选举调查带有政治目的、缺乏正当性的说法。
“在斯通案中，就像在我们所有案件中一样，我们作出的每一个决定都完全基于事实和法律，并且符合依法治国原则，”穆勒写道，“参与这些调查和起诉的所有男女都保持了最高程度的正直。任何相反说法都是错误的。”
他指出，调查已经确认，“俄罗斯政府认为特朗普当选总统会对自己有利”，并补充说，调查还发现，特朗普竞选团队“预期会从俄罗斯通过窃取并公开的信息中在选举上获益”。
在对穆勒政治遗产的最后一次打击中，特朗普于2020年10月赦免了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又在2020年12月赦免了自己曾经的竞选经理马纳福特和斯通。
弗林和斯通后来都成为煽动2021年1月6日冲击国会暴徒行动的关键人物。那场以总统名义发动的冲击国会事件，目的是推翻他在2020年选举中的失败结果。
2023年8月3日，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就特朗普在这场暴乱中的角色对他提起刑事指控，试图追究他阻碍总统权力和平交接、威胁美国民主的责任。
2024年7月，联邦最高法院的6名保守派大法官裁定，总统在其权力范围内实施的犯罪行为可受到免于起诉的保护。
持反对意见的大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写道：“总统现在成了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国王。”
随着特朗普在2024年再次当选，这起案件被撤销，穆勒曾经展开的这场司法追责也走到了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