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金融时报，作者吉莉安·泰特是《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和编委会成员。她每周五撰写专栏文章，内容涵盖经济、金融、政治和社会等诸多议题。她同时也是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院长。此前，她曾担任《金融时报》编辑委员会主席。

今年，贸易战在多个领域爆发，从太阳能板到大豆无所不包。可以肯定，摩擦将在2026年持续。

当美国试图抑制中国出口时，中国的贸易顺差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显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依然强劲。而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的关税越多，欧洲和英国的政策制定者就越担心“转向”问题，即中国可能通过向欧洲倾销廉价商品来应对美国的施压。法国总统马克龙最近的担忧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不过，在马克龙关注制造业的同时，还有另一个更具“节日气息”的领域也值得注意：鱼子酱。

没错，真的是鱼子酱。

这些咸味鲟鱼卵通常只在高级餐厅或节日派对上亮相。但全球鱼子酱产业如今正经历自己的“中国冲击”，因为北京正试图在这一领域也占据主导地位。

这场美食之争的结果，不仅关系到富裕食客，也将影响西方外交官。

要理解其中缘由，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历史。

鱼子酱最早在10世纪的波斯作为普通食物流行开来，随后成了俄罗斯农民的食物，最终在16世纪成为俄罗斯沙皇钟爱的“国菜”。19世纪，在欧洲和美国上层社会中变成奢侈美食，主要依靠从俄罗斯和伊朗的野生捕捞。

当美国特使史蒂夫·维特科夫本月访问莫斯科时，俄罗斯官员自豪地送上了一大桶来自哈巴罗夫斯克地区的俄罗斯红鱼子酱，作为赠礼送给特朗普。产品的制造商随后宣布推出一个名为“Trumpovka”的新鱼子酱品牌，显然意在彰显合作和俄罗斯民族自豪感。

然而，这里存在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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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过度捕捞导致野生鲟鱼数量锐减，欧洲在1982年禁止野生捕捞，1998年将鲟鱼列入濒危物种保护名单，2006年最终禁止大部分野生鱼子酱出口。虽然这些禁令经常没什么用，但自2008年以来，包括欧盟和美国在内的185个签约方停止了野生鱼子酱进口。

由此，水产养殖兴起，提供更可持续的鱼卵来源，也带来另一重讽刺，如今的水产养殖鱼子酱口感反而更“干净”，因为曾经盛产野生鱼子酱的水域如今污染严重。

最初，这一产业由欧洲和美国公司主导。但近年来，中国企业也在国家支持下进入这一领域，代表企业为位于青岛湖的“卡露伽”养殖场。他们以惊人的效率和专注投入其中——正如在太阳能板等领域的表现一样。

如今，卡露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鱼子酱生产商。实际上，中国目前占全球鱼子酱产量的一半至三分之二（确切数据与产品一样难以捉摸）。

一些中国鱼子酱以本国品牌出售，但大量产品以意大利、法国等标签重新包装（这一点在“世界鱼子酱锦标赛”的小字说明中有所体现），与时尚行业颇为相似。

如今，中国官员还希望本国企业进军烟熏三文鱼、和牛、松露等其他高端食品。这正引发连锁反应：在北大西洋海产论坛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北欧重要人士在台上展示了一条重达7公斤的中国养殖三文鱼，并称味道可口，且因北京补贴而价格低廉。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限制和牛种源出口至中国，以保护本国牛肉养殖业，而一些意大利和法国的鱼子酱商，则抱怨中国竞争者带来的价格压力。美国鱼子酱制造商也据称正在游说白宫寻求保护。

不过，西方餐厅和消费者很高兴鱼子酱价格走低，中国的扩张，正值全球鱼子酱需求每年增长近10%的背景下。随着富人越来越富、中产阶级愈加追求品味，这一趋势料将持续。

那么，这场“滑腻”的故事将如何收场？

也许明年欧洲会效仿美国，对大多数中国产食品加征关税。但也可能欧洲委员会会对高端美食贸易视而不见，毕竟这一市场在全球贸易中规模相对较小。

与此同时，前俄罗斯帝国地区的态度不一：哈萨克斯坦官员希望在鱼子酱养殖方面与中国合作；而主流俄罗斯制造商，出于普京式民族主义自尊，则似乎不太可能跟进。

不管怎样，若你在节日场合遇见鱼子酱，请记住背后的象征意义：是的，这些黏滑的鱼卵代表着精英特权和不平等，但也象征着中国惊人的经济崛起。

更重要的是，它们揭示了我们对于文化符号的误解与流动性——尤其在这个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代。当人们紧抓文化不放时，其实文化并非像密封塑料盒那样存在，而更像缓慢流动的河流，沿岸混沌，支流交汇。干杯。也许有朝一日我们还会看到某个“本土”俄罗斯品牌的绿茶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