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外交杂志，作者乔纳森·A·辛是布鲁金斯学会迈克尔·H·阿玛科斯特外交政策研究讲席教授，也是约翰·L·桑顿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于2021年至2023年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此前曾在中央情报局高级分析服务部门任职。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确认其中事实。

在习近平登上中国最高领导位置十三年后，华盛顿的观察人士仍然对如何评估他的统治感到极为困惑。

对一些人来说，习近平是毛泽东的继任者，掌握了几乎全部权力，将国家塑造成自己的意志延伸；对另一些人而言，习近平的权力极为脆弱，随时可能被不满的精英通过政变推翻。

有人认为，中国在习近平治下是一个拥有意图、资源和技术实力的强大竞争对手，可能超越美国；也有人认为，中国已是一个濒临崩溃的经济体。

不同人眼中，中国的增长模式可能是充满活力的，也可能是停滞不前的，是持续创新的，也可能早已被困在过去。

在中国从新冠疫情中缓慢复苏之后，外界对习近平战略的分析变得更加复杂。2022年末，习近平突然终结严厉的疫情防控政策，重新开放国家时，华尔街并没有讨论中国经济是否会强劲反弹，而是在争论复苏的走势会像英文字母V还是W。

随着经济复苏乏力，华盛顿的一些人则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中国已达顶峰，治理体系失败，将开始相对于美国的衰退。

这种分析上的混乱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时，美国官员称中国是对美国的最大威胁，但他们似乎又认为中国经济压力如此之大，必将在贸易战中迅速让步——这种看法让人想起毛泽东曾宣称美国是“纸老虎”，看似强大，实则虚弱。

美国试图通过加征关税向中国施压的努力失败了。2025年4月，北京针对华盛顿的贸易升级作出回应，征收反制关税，并切断了对美国的稀土磁体供应。

中国经济顶住了贸易冲击，使北京获得了新的信心。

自从封闭的非自由制度拖垮苏联以来，美国一直将自身的韧性归因于政治体制有能力识别问题、提出方案并纠正路线。而对美国来说，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习近平治下，中国这个政治高度不透明的体系中，官员虽然有动机掩盖错误，但在坦率承认自身弱点、并采取措施加以应对方面，反而比自诩灵活适应的美国体系做得更好。

中国在习近平领导下的崛起，不仅在挑战美国的实力，也在挑战美国开放社会的一项基本信条，开放辩论和质疑是系统自我纠错的基础。

在习近平看来，中国最突出的弱点，是四十年经济改革的副产品。快速增长带来了财富和实力，同时也伴随着犹豫不决、腐败和对外部的依赖。

无论如何评估他的领导能力，习近平确实识别了中国的许多脆弱点，并调动资源试图让国家变得更加有韧性。中国在面对华盛顿发动的贸易战时取得的应对成功，说明习近平的战略正在奏效。

改革被逆转

2012年，习近平接掌中国共产党领导权时，中国内外的许多观察人士，对他前任胡锦涛未能推进改革感到沮丧。他们把习近平视为一个可能拯救中国共产党、延续邓小平自上世纪70年代末发起的“改革开放”事业的希望。

他们大多倾向于自由主义，期待习近平推出更加市场化的政策，进一步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甚至有可能放宽政治控制。

习近平一度被认为具有改革者的潜质。他曾在中国最富裕的三个沿海省份担任要职，这些地方是市场化转型的最大受益者。

很多人认为，作为一位深受尊敬的革命元勋之子，同时又是经济改革的支持者，习近平具备前任所缺乏的权威和意愿来推动变革。

但实际上，习近平上台的那一刻，也标志着改革时代的终结。

2007年，习近平以胡锦涛接班人的身份回到北京时，他看到的不是持续的繁荣和稳定的领导架构，而是严重的体制失调。胡锦涛是通过听命于党内元老、推动集体领导体制上台的，这使他本人以及其他人难以作出果断决定。

即便胡锦涛想强化自身权力，他的前任江泽民早已通过布置亲信，将胡的手脚束缚住。胡对政策方向的调整，包括应对现代化进程中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问题，都未能真正推进。

同时，腐败已根深蒂固，甚至渗透到应当维护党权力基础的公安和军队中。

习近平将巨大的政治能量集中在提升中国韧性上。在习近平看来，邓小平留下的集体领导体制是造成党内诸多问题的根源。权力分散在高层领导人及其在官僚体系中的盟友手中，使得党内纪律涣散。

他似乎还判断，中国的繁荣使干部变得软弱。对外开放确实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也带来了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输入，威胁到共产党核心信仰。

同时，中国日益依赖其他经济体，尤其是美国。自2018年以来，美国对大量中国商品施加的贸易限制，让习近平清楚意识到经济相互依赖带来的真实风险。

习近平不仅试图缓解改革开放时期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表象，更要解决他认为的根本病灶——彻底逆转自由化。

他的执政可以用学者卡尔·明茨纳的术语来描述：一场“反改革运动”。习近平正在将党重新推到列宁主义的核心，即对政治和社会的控制，并为之重塑方向，不再走革命或改革的路线，而是迈向技术工业和军事力量的纪律性推进，以增强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

在大多数外部观察人士看来，这场反改革极为危险，因为抛弃了中国从贫困走向强国的成功经验，也带来了强人政治下的潜在政治风险。

但习近平的行为背后，是他对党内最迫切担忧的弱点的清醒认知，特别是内部腐败，以及美国在支撑中国繁荣中扮演的令人不安的角色。

习近平并没有推动更大程度的经济开放，而是集中他的权力和资源，应对那些部分源自以往改革的威胁。

在他看来，阻碍中国赶超美国的，不是国家干预过多或威权政治，而是这些深层次的问题。

泡沫破裂

中国当前的种种失调，很多是繁荣发展带来的副作用。

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并没有一条清晰的路线图，来引导中国在不放弃共产主义信念的前提下走向开放。他们曾在革命中作出巨大牺牲，对资本主义及其弊端仍抱有深深的怀疑。同时，他们也不愿将中国重新带回毛时代的混乱。

领导中国走过1980年代的那批党内高层，包括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毛时代的权力斗争中都曾遭到清洗。经历了十多年的反复拉锯之后，经济改革最终占上风。

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者遭到军事镇压之后，邓小平得以压过那些想遏制自由化的党内元老，推动中国朝更开放的经济方向发展。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以一系列支持市场作用的讲话为标志，重新点燃了在镇压事件后被搁置的经济改革进程。

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遗产，邓小平不仅钦点了自己的直接继承人江泽民，还选定了“继承人的继承人”胡锦涛。在新的政治环境下，没有哪个新一代领导人能自称是革命奠基人，邓的背书赋予了江泽民和胡锦涛合法性，也帮助他们平稳度过党内权力交接的种种考验。

江胡二人都和平退位，确立了一个脆弱但意义重大的权力交接惯例。

这种领导层的稳定，加上改革步伐的加快，带来了令人震惊的成果。整个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年增长率持续保持在两位数。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至2012年习近平上台这二十年间，平均年增长率超过10%。

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无处不在：高楼大厦迅速崛起于上海等城市的天际线中，道路铺设延伸至广大农村，将此前孤立的村庄与全国联系起来。

邓小平还制定了一项成功的外交战略，避免地缘政治对抗，为中国赢得了发展经济的时间。

他提出，中国应当“韬光养晦”，隐藏实力、积蓄力量，这一战略后被简要概括为“韬光养晦”。

改革带来了经济增长和地缘政治上的缓冲空间，但也滋生了腐败、不公和不平等。

在所有领域中，最能体现中国政治与经济错综复杂失调的，就是房地产。房价曾飙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但自2021年以来大幅下滑。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领导人开始允许城市居民获得可在私人市场交易的长期住房使用权，这是为刺激经济增长而实施的自由化改革之一。

这一政策释放了大量积压的住房需求，催生了一场全国性的房地产热潮，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房地产繁荣之一。

城市土地在法律上归地方政府所有，地方政府将土地出售给开发商，以填补财政。2005年，胡锦涛政府取消了延续两千年的农业税，这一政策减轻了农村贫困农民的负担，但也切断了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

从那以后，各地官员更加依赖土地出让收入来平衡预算，很多地方甚至以暴力方式驱逐农民，以获取土地收益。

此后几年，中国形成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而全国财富很大一部分与房地产紧密相连，其他领导人对限制泡沫扩张犹豫不决。

但在习近平执政的前两届任期中，尽管多次尝试温和地给市场降温未果，习近平最终在2020年强行戳破了泡沫。他对房地产开发商的融资施加限制，切断了核心商业模式。房地产销售额已从2021年中占GDP的18%跌至2025年的7%，新建住房开工量下降了70%。

这一崩盘是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疲软的主要原因之一，抹去了许多中国家庭的财富，也在中国急需消费拉动经济之际打压了消费者信心。但习近平出于对房地产过度膨胀可能带来风险的警惕，一直不愿大规模出手救市。

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兴衰，展现了改革核心机制的运行逻辑。

即使中国领导人成功实施一些迫切需要的改革，如推动房地产商品化或废除延续数百年的农业税，解决了一部分问题的同时，也制造出新的问题。

制度性腐败让改革难上加难，因为地方官员常常抗拒变革，或趁机谋取私利。习近平上台后，优先处理他那批更自由化前任留下的问题，无论代价多高，反弹多强烈。

他的这些破例做法引发大量不满和失望，但并未引发真正的政治后果，这显示出他权力基础的稳固。

强化韧性

早在亚里士多德时代，政治分析家就注意到，寡头政治往往在权力分散与权力集中的两股力量之间摇摆。

对习近平和许多中共领导人而言，中国政治体系中过于分散的权力削弱了胡锦涛的执政能力，威胁到党的治理效能。将权力集中在习近平手中，被视为必要的矫正措施。

习近平利用这种集中化的权力，不再推动进一步经济自由化，而是转向提升国家经济和政治韧性的方向。

军队和安全机构在习近平集权及反改革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自2012年起，习近平发动的反腐运动强力整肃军队和安全系统。他清除权力强大的高层官员及其网络，并为巩固自身控制，往往连自己提拔的接班人也不留情面地清洗。

这场运动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党内普遍存在的腐败，但更重要的是，让党内高层始终处于不确定与服从状态，从而加强了习近平对他们的掌控。

尽管清洗了军队和国内安全部门的领导层，习近平与前任一样，仍然为这些机构提供大量资金支持。中国对警察和安全力量的投入几乎与军队相当。习近平鼓励他们利用新兴技术，系统性地扩展监控与维稳能力。

习近平在上台初期，曾下发名为“九号文件”的内部文件，警告西方价值观的危害。这一外泄文件标志着中共对外来思想日渐宽容的态度发生逆转，并开启了对中国民间社会的压制时代。

习近平明确表示，他的目标是保护中国免受他所认为的外部颠覆影响，从而纠正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带来的问题之一。

改革开放还带来了对外国经济体的依赖，习近平也将如何让中国摆脱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作为重要任务。

2020年，习近平提出“双循环”战略，强调以国内市场为主的“内循环”机制，涵盖商品、服务与技术，并配合“外循环”的国际贸易与投资模式。借助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习近平的战略意图是降低对外部的依赖，同时增强全球对中国经济的依赖。

2025年4月和5月，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发生的短暂贸易战表明，中国已成功提升了自身应对美国关税的能力。习近平避免采取高成本的刺激计划，仅提供最低限度的支持，以缓解对经济和出口导向型产业的最严重冲击。

此外，北京也学会了如何将美国对中国重要原材料的依赖，转化为反制工具，例如对稀土磁体的管控，这些材料是许多美国产品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习近平还将经济政策重心放在提升中国高科技制造能力上，以增强国家韧性。

他向技术与工业领域注入大量资源，而对宏观经济的整体表现则相对忽视。这一过程虽效率不高，但效果显著。据彭博社对13项关键技术的分析，中国在其中12项中处于领先或具有全球竞争力地位。在

绿色能源等领域，中国甚至过于成功，涌现出的企业数量过多，导致激烈的价格战，并对整体经济造成通缩压力。

习近平还摒弃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低调外交策略，转而采取一种可称为“亮剑出击”的新路线。

这种转变同样源于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西方经济模式失灵的看法。由于中国较西方国家更有效应对危机，中共内部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中国应在全球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胡锦涛曾拒绝大幅调整外交政策，仅在邓的“韬光养晦”基础上稍作补充，提出“中国要积极有所作为”；而习近平上台后，借助中国不断增强的自信，主动强化其民族主义立场。

在第一任期内，他积极主张中国对周边地区的主权主张，尤其是通过在南海填海造地，增加了3000多英亩土地。这些举动为他在清洗军队高层时提供了政治掩护，也让他在外交需要妥协时免于内部指责。

但习近平的态度也可能出于真正的信念，他认为中国已到应当承担大国责任的时候了。

这一立场既反映了自然的代际转变，也体现了习近平对中国真正问题的新定义。习近平是首位从改革时代开始其政治生涯的中共领导人。他的仕途与后毛时代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阵痛密切相关。

信赖亲信

在处理他继承的问题时，习近平又制造了新的难题，尤其是打破了毛泽东之后最重要的一项政治成果：政权和平交接机制的制度化。

习近平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并将副主席一职从培养接班人的岗位变成了退休官员的安置位置。他还拒绝让任何其他文官进入党的最高军事机构。未来习近平的接班人无法借此积累军中支持，将很难稳固权力，其任期也很可能短暂。

威权体制尤其容易陷入接班危机。

苏联始终未能解决接班问题：前几任苏共领导人不是死于任上，就是遭到清洗；戈尔巴乔夫则引领体制走向瓦解。对习近平而言，关键挑战是，如何在赋予接班人足够权力以便其日后掌权的同时，又不让这个接班人过于强大，在习近平仍掌权时构成威胁。

即使习近平在2027年下届党代会上指定接班人，如何把握这个权力平衡仍将是难题。也不能保证他的选择能顺利成为“储君”。

在胡锦涛之前，很多被看作接班人的人物，最终都被清洗、逮捕、排挤，甚至死于未上位之前。

接班问题固然棘手，但不太可能导致中共垮台。这个政党挺过了更剧烈的危机，比如文化大革命和1989年天安门事件。

真正的问题是，习近平的反改革是否削弱了党从错误中学习的能力。中共有一段充满灾难性错误的历史，例如1959年至1962年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但在毛泽东去世后，这个党显示出极强的学习能力。虽然仍会犯严重错误，例如在放开新冠限制后未做好应对感染激增的医疗准备，但他们很少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

当特朗普第一任期发动贸易战时，北京反应迟缓，仓促应对；而在2025年特朗普宣布所谓“解放日关税”后，北京已经做好准备，迅速推出一系列反制措施，表明中共仍具备快速应变的能力。

尽管权力高度个人化可能限制中国纠错的能力，但习近平建立的集权控制体系至今仍能在必要时调整方向。

作为革命领导人之后，习近平似乎本能地意识到，身边的人都有动机向他报喜不报忧。这或许就是他在党内高层安排熟悉且信任的官员的原因：这些亲信能够以不挑战他权威的方式私下讲出实情。

有些出人意料的是，习近平营造的紧张政治氛围，本身也提供了另一条获取真实反馈的路径。和其他高效的威权领导人一样，习近平可以利用他在下属间培养的不信任，将他们彼此对立，通过比较不同的信息，推断出更接近真相的判断，即便信息来源本身并不可靠。

习近平对自己反改革行动的信心，还受到美国自身治理失能的进一步强化。

像习近平一样，特朗普政府认为行政权力过于分散，正试图强化和集中总统个人权威。在美国，越来越不受约束的行政权力，正开始与20世纪拉美一些由民粹主义者掌权、长期动荡的共和国趋同。

但与特朗普的个人集权偏离美国制度设计初衷不同，习近平的权力集中则完全符合中国共产党的运作逻辑，这个体制倾向于强化而非约束最高领导人。

结果就是，特朗普制造了政策不确定性和政治混乱，削弱了美国的国家能力，而习近平的集中化反而增强了中国的韧性。

这一局面并未被习近平及其同僚忽视。他们继承列宁式思维，本就倾向于认为美国正在走向堕落与衰退。

过去二十五年里，中共的首席意识形态官王沪宁，一位政治理论家，在上世纪80年代末访美期间写下了《美国反对美国》一书，描述他在美国观察到的矛盾。他指出美国存在“危机暗流”，强调美式个人主义带来的腐蚀性影响及其造成的孤立感。

习近平本人也深以为然，曾称西方国家正遭受“物质主义和精神贫困等慢性疾病”的困扰。这些担忧正是习近平要解决的“改革病灶”的核心。

与习近平政府的纪律与条理相比，美国表现得心不在焉、缺乏连贯性。中国官员和分析人士现在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他们对美国功能失调与衰退的判断。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几乎应对每场重大危机都处理失当，削弱了国内外对其制度的信心。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以虚假理由发动了一场破坏性且代价高昂的伊拉克战争，耗尽了应对中国等更强大挑战者的能力和意志。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华盛顿拯救了金融系统，却没有救助受害民众，加剧了不平等，引发了公众幻灭。

而在面对新冠疫情时，尽管美国拥有世界顶级的公共卫生机构，政府的应对却一塌糊涂，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疑虑和对政府的不信任。

尽管屡次犯错，美国仍然是全球超级大国，但这主要依赖于历史赋予的特权。就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一样，美国即便犯下严重错误，也能避免其他国家可能遭遇的毁灭性后果。

当华盛顿的战略家还在争论中国是否已达顶峰时，中国的同行也在进行类似的讨论，且得出了颇为相似的结论。中国官方媒体诊断美国患有“霸权焦虑症”，认为华盛顿无法接受一个多极化世界的到来。

正如美国学者哈尔·布兰兹在分析中国时所言，一个已达巅峰的强国更可能采取激烈手段发泄不满，中国观察人士也得出类似结论：焦虑的是美国，它在努力维持自己的地位，并越来越不择手段地捍卫全球主导地位。

冷战初期，战略家乔治·凯南曾担心，如果欧洲的民主国家被苏联吞并，美国可能会对自身制度失去信心。而今天的挑战则正好相反：美国对自身制度信心的衰退，很可能不是失败的结果，而是失败的原因。

相比之下，习近平的反改革，包括持续的高层清洗和房地产崩盘带来的影响，并未引发中国的信心危机。相反，习近平反而更有信心，因为他可以用技术突破等实质成果来证明自己政策的有效性。

他还能保持耐心，因为他的项目本就是长期性工程，不会像那些极端波动的政体那样频繁改弦更张。

确实，越来越多的华盛顿官员在讨论中国时使用冷战式语言，却并不愿意承担那些艰巨而昂贵的任务，比如重建国防工业基础，或是强化关键供应链。

如果这一局势持续下去，美国很可能会陷入一种“反向罗斯福战略”——高声谈论美国实力，却挥舞着越来越小的“大棒”。

习近平稳健而有条理地推进中国的战略地位，而美国则显得分心和混乱。对习近平的误判，归根结底是美国自身无力解决问题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