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的文章认为，仇外情绪正在跨越政治光谱。

2015年，欧洲发现自己面对着急剧增加的难民，许多国家政府要求采取措施遏制这一潮流。然而，瑞典首相斯特凡·洛夫文持不同意见，他强调，“我的欧洲不筑墙。”

作为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他以左翼人士惯常的高尚姿态回应了这一呼声。然而，在几次选举失利后——事实证明，在移民危机期间，选民对修墙颇感兴趣，社民党如今作为反对党时语调不同了。

现任领导人玛格达莱娜·安德松在12月接受当地报纸采访时表示：“瑞典人民可以放心，社会民主党将坚持严格的移民政策。”

安德松如今的说法变成了：“自由移民并非左翼立场。”

最近，抨击移民在欧洲风头正劲，主要原因是极右翼势力在整个大陆的崛起。然而，现在并不只是法国的玛丽娜·勒庞或荷兰的吉尔特·维尔德斯等极右翼在抨击新老移民。政治光谱另一端的政党，有时也会加入这一行列。

德国激进左翼的领袖萨哈拉·瓦根克内希特预计将在两次州选举中表现不俗，本月晚些时候还将有第三次选举。民调显示，在某些竞选中，她的组织将在投票中击败肖尔茨执政联盟的三个政党之一。

除了主张对富人征税外，瓦根克内希特对移民的公开敌意也尤为突出。她声称“再也没有空间”来接收难民，这种言论曾帮助极右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AfD）攀升至民调榜首。

8月24日，一名叙利亚寻求庇护者的持刀袭击事件导致三人死亡，这种事件曾经是极右翼最喜欢看到的，但这次可能同样有助于瓦根克内希特的崛起。

这些激进左翼是否只是在模仿极右翼的排外言论，以吸取部分选票呢？

果真如此，也只能说这是一种经过验证的策略。在丹麦，自2019年起担任首相的梅特·弗雷德里克森已将强硬的移民政策融入中左翼政党的纲领中。她不仅没有反驳保守派前任对新移民的强硬言论，反而纳为己用。

为了强迫新移民融入社会，所谓的“贫民区”被拆除，部分来自叙利亚的难民被告知他们的国家现在足够安全，可以返回，政府还曾提出一个将寻求庇护者遣送至卢旺达以便在当地处理的计划。这一策略令丹麦以外的许多社会主义者感到恐惧，但在国内却颇受欢迎。

除了小小的马耳他外，弗雷德里克森是欧洲唯一一位其政党既在执政又在民调中领先的中左翼领导人。

左翼中的一部分，尤其最激进的那一部分，一直对移民问题感到不安。卡尔·马克思将外籍工人引入，视为资本家压制无产阶级的一种手段。马克思的法国追随者，包括共产党员和工会会员，是最强烈反对开放边境的人之一。20世纪80年代政策的放松，曾为玛丽娜·勒庞的父亲建立真正的排外政治运动铺平了道路，也吸引了工人。

让-吕克·梅朗雄，法国最新的左翼火品牌，反对欧盟公民在法国定居的权利。在他看来，移民的根源是对移民的剥削。

更中间的左翼，长期以来对移民问题保持宽容。这部分原因是，曾经为工人阶级服务的主流社会民主党——那些担心工作被外国人夺走的人，已被受过高等教育的雅皮士们接管，这些人更关注包容性而非阶级斗争。

然而，即使是那些心怀同情的城市选民，有时也会质疑接纳大量新移民的影响。一些人，如英国左翼思想家大卫·古德哈特，认为高水平的移民削弱了对福利国家的支持。他认为强制收入再分配所需的团结，建立在那些有需要的人是“和我们一样”的人的信念之上，他们只是遭遇了困难。

所以，卡斯滕很乐意救助托尔斯滕，因为他们和托尔斯滕有着相同的价值观。但艾哈迈德呢？很多人认为，过多的多样性会破坏社会纽带。

美国从未完全发展出福利国家，部分原因是需要帮助的人（通常是黑人或西班牙裔）看起来不像那些有钱人。

对于那些处于政治生活前线的人，而不是象牙塔中的人来说，左翼转向应对移民问题显得姗姗来迟。是的，排外者确实存在。但即使是开明的选民，也因各种正当理由对移民问题感到担忧，包括住房和公共服务的压力。

在某些地方，尤其是瑞典，枪支犯罪的增加可以归因于融入程度较差的移民的增加。然而，在政治中心，尤其是在左翼，关于移民的讨论多年来一直是禁忌。仅仅谈论移民的影响，就被视为“为极右翼服务”，并认为在投票中，选民总是“更愿意选择原创而不是复制品”。

结果是，选民关心的一个问题，主要由持有令人厌恶观点的政党提出。如果这种情况正在改变，那再好不过。

迹象表明情况可能正在发生变化。左翼阵营中有很多人谈论的是“支持融合”而非“支持移民”，即处理已经在这里的外国人，而不是允许更多人到来。

在欧盟层面，社会党在5月份投票通过了一项新的“移民协议”，将使非法移民的生活更加艰难——包括建造洛夫文曾反对的“隐喻墙”。围绕移民的辩论需要细致入微：如果处理得当，接纳移民对社会是一种福祉（更不用说在处理难民问题上道德义务），但如果处理不当，也可能成为负担。

这是左翼不能被排除在外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