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COVID-19大流行中，加拿大那些高薪的CEO们，也有望在今天中午之前，赚到普通工人工作一年还要多的薪水。

这一说法，来自加拿大另类政策研究中心（Canadian Centre for Policy Alternatives），1月4日发布的一份年度报告。该组织在劳工问题上，反对不平等。

这类信息，该组织似乎每年都会在新年上班伊始时发布，看起来并不是新鲜感十足。

可是，2020年，受疫情影响的一年，谁也无法回避。

根据报告发布，加拿大有相当一部分大公司，左手领着联邦的工资补贴，右手却大肆向股东派发分红。

用报告的作者、高级经济学家戴维·麦克唐纳（David MacDonald）的话说：“疫情之下，并不是对每个人都是过得不好。”

前百名CEO中约半数薪酬不会低于去年

CCPA的报告显示， 2019年，加拿大薪酬最高的100名CEO，其平均薪酬为1080万加元。相比之下，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加拿大工人的平均年薪为53482加元。

按时薪来计算，时间的指针指向今天上午11:17时，加拿大薪酬最高的CEO，就已经赚到普通工人一年的收入。报告中说，前一年，这个时间点还要早1个多小时——前一年，这些CEO的平均年收入为1180万加元，是普通工人的227倍。

2020年的薪酬会如何？对很多企业来说，能活下来已是件很了不起的事。理论上说，大流行也会相应影响CEO们的薪酬，但麦克唐纳说，对这些CEO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薪酬可能会与去年持平或有所增加。

麦克唐纳把一个重要原因，归结为大流行期间的股市繁荣。

CEO的薪酬，不只是工资，更多的是包括股票增值在内的“奖金”，这或许总所周知。

根据公开数据，加拿大公司薪酬最高的CEO是Restaurant Brands的Jose Cil，他执掌着Tim Hortons，Burger King，Popeye’s和其他连锁店。2019年，Cil总薪酬超过2700万加元，主要遍是通过股票获得的，他的基本工资则刚刚超过100万加元。

麦克唐纳补充，在CEO们平均的1080万加元薪酬中，约82%系奖金构成。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2019年薪酬排名前百名CEO中，目前发现有超过1/3的CEO所经营的公司，在2020年通过申请联邦政府的加拿大紧急工资补贴(CEWS)，获得了薪资支持。

而这100名CEO中，约有一半的人由于股市的繁荣，有望在疫情期间保住自己的薪酬或获得加薪。

 

领了10亿加元工资补贴，派了超过50亿加元红利

《金融邮报（Financial Post）》对股份所有权股权进行分析后发现，68家加拿大公司的CEO在接受CEWS后，向股东派发了红利。

调查显示，他们接受的CEWS超过10亿加元，而在过去两个季度里，派发的红利则超过了50亿加元。

据保守估计，其中的3000万加元的红利，被CEO们个人收入囊中。

需要说明的是，这68家公司，只是接受CEWS的不完全名单。最权威、最完整的名单，加拿大税局直到今天才正式发布。

其中，罗杰斯通讯公司（Rogers Communications Inc.），就不在这68家公司之列——该公司领工资补贴的同时，也在派发红利。

尽管加拿大副总理、财政部长方慧兰（Chrystia Freeland）一再强调，“工资补贴必须用于支付工人的工资。”

但这并不妨碍公司派发红利，而且目前也没有证据可以表明，这些公司违规了。

进一步分析发现，这68位CEO中，有61人在其公司获得CEWS的季度中收到了股息，其中有5人的收入超过200万加元。

魁北克的佩拉多(Pierre Karl Peladeau)在一个季度里，获得了该集团近一半的股息，据估计为1400万加元的股息。

曾担任四家上市公司的CEO K. Rai Sahi，他获得了310万加元的股息，而他的公司获得的CEWS超过2200万加元。

在《金融邮报》的分红名单中，排在前列的其他CEO，还包括：Savaria Corp.的Marcel Bourassa，他的公司获得CEWS450万加元，他获得分红约340万加元；TFI国际公司的Alain Bedard，公司获得CEWS2490万加元，他获得分红约230万加元。

Evertz科技公司的Romolo Magarelli，获得的股息排第5名——他在一个季度里，获得了约210万加元的股息。

此外，获得超过10万加元红利的CEO，还有21位。

可不可以不这样？

西部大学（Western University）金融学教授弗兰克·李（Frank Li）说，高管的薪酬与其公司的业绩挂钩。

而当纳税人的资金（如CEWS）被引入公司，并写进收入和净收入时，其业绩指标会被夸大，这就为分红等提供了便利。

高管们领取分红收入，并不是因为他们带领公司取得了惊人的业绩，而是因为 “运气或纳税人的钱”——这看起来，很不合理。

约克大学教授理查德·勒布朗（Richard Leblanc）表示，要改变这种情况，很难。

因为公司中的很多人都已经认为，分红这件事非常重要。

几十年来，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大家都坚信：公司的声誉，是围绕着持续派发红利建立起来的。

而对于各类投资者来说，无论是加拿大最大的养老基金，还是靠这些红利生活的退休人员，他们都有个统一的标签：股东。

公司认为，暂停派发红利，可能导致股价下跌。

勒布朗说，如果公司不能暂停派发红利，那么暂停向高管和董事发放股息也就不可能——公司不可能区别对待其中某个股东。

减薪会不是另一种解决方案？《金融邮报》名单上的一些CEO也的确这么做了。

比如，佩拉多在疫情初期，削减了自己50%的工资。只不是，他2019年的基本工资仅为133万加元，减薪50%，并不能抵消他赚取的1400万加元红利。

Telus 公司的CEO Darren Entwistle。他把他4月、5月和6月的工资（相当于40万加元）捐给了加拿大的医护人员，他家族的慈善基金会Entwistle 家族基金也为其提供了匹配的资金。Entwistle在Telus收到CEWS的两个季度中，估计会获得10.9万多加元分红。

Mullen集团CEO 穆雷·穆伦（Murray Mullen），除了分红和利润分享外，并没有领取工资，也没有任何其他形式的补偿——穆伦的收入因此减少了约14.5万多加元，但其公司获得的CEWS为1080万加元。

或许，更气人的是，更多时候，高管们收入的增加，是被迫的。

薪酬治理合作伙伴公司董事理克里斯托弗·陈（Christopher Chen）表示，因为有一些公司，通过持股准则，要求其高管拥有其高于基本工资5倍的股票。

这种情况，在加拿大的大企业中尤其常见，某些类型的股票还会根据业绩，或到一定时间时授予高管。

陈称它们为“幽灵股”。

疫情让加拿大贫富差距更大，近半受访者离破产不到200加元

麦克唐纳的研究还发现，由于新冠疫情，那些时薪17加元或更低的人，约有15%～20%的人没了工作或减少了工作量，而那些 “最高工资 “的人则在7月之前就已经完全恢复了。

麦克唐纳表示，考虑到经济动荡的大环境，高管的薪酬结构应该做出改变。除CEWS只适用于，不发放高管奖金的公司外，还建议取消高管税收优惠，对极端高收入者实行新的税率，提高那些在大流行期间赚得更多的人的税率，以缩小差距。

目前，加拿大的穷人到底有多穷？

根据安格斯·瑞集团（Angus Reid Group）和BDO Canada在2020年9月的一项调查发现，在负担能力指数方面，有18%的加拿大人说他们的境况更好了，但近39%的人说，他们的个人财务状况，在第一波疫情中就已经恶化了。

同时，该民意调查数据，还指出了加拿大人之间的巨大贫富差距。

债务增加者中73%的人说，2020年债务恶化程度比2019年要高，且情况最糟糕的人表示，自己的债务负担可能是其他人的近4倍。

BDO债务解决方案部的负责人道格·琼斯（Doug Jones）表示，由于难以承受生活成本，新冠疫情下的不少加拿大人，只能削减开支，但人们也发现偿还债务更加困难，“这些因素可能会给家庭和经济带来长期压力。”

调查发现，2/3的受访人无法偿还债务，或不得不对相关预算作出牺牲，比如放弃娱乐或休闲之类的非必要支出。同时，调查还发现，近1/4的加拿大人已经放弃了一些必需的食物和衣服。

另一份同样在9月间的完成的消费者债务指数报告显示，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使得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

调查机构、加拿大最大持牌破产受托公司MNP公司总裁贝任恩（Grant Bazian）表示，虽然有些人很幸运，仍在继续从事目前的工作，但不少人已挣扎在“是否能活下来”的边缘。

该公司表示，有47%的受访者说，他们离破产的距离不到200加元。这类人，主要以年轻人、妇女、租房者和低收入者居多。

相对来说，租房者申请破产的可能性要更大些。57%的人称距离破产还差200加元或更少，其中32％的人称自己已经破产。相比之下，房东的数据分别为36％和18％

因此， 31％的租房者说，他们会用自己的一生来还债——你不用太意外这种说法。

调查显示，卑诗省、阿尔伯塔省和安省的居民，更有可能在大流行期间负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