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专栏作者任淑丽的评论说，在金融圈和普通民众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在中国达到了临界点。

习近平主席明确表示，他不喜欢银行家，也不确定他们为社会带来了什么价值。他的强力反腐机构，正在对最大的贷款机构和金融监管机构进行新一轮检查，而此前一轮检查才进行了三年。

国有机构正在制定薪酬上限和更严格的追回条款。从股东权益到保险公司风险敞口，有关金融各方面监管的新立法正在制定中。

其中一些无疑是民粹主义措施。随着经济放缓，收入最高的金融专业人士的奢侈生活方式可能会引发公众不满。

但从习近平的角度来看，他对金融行业的看法并不好。高管薪酬差距（即高管的收入远高于大多数员工），以及金融业在加剧财富不均方面的作用，令人担忧。

明星共同基金经理因募资能力强而获得丰厚报酬，这大概是因为他们的过往业绩能够吸引新投资者。但如果他们只是碰巧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呢？基金经理的内在价值究竟有多少？

去年，量化基金表现出色，平均收益率为6.4%，跑赢了大盘。一家顶级投资公司的创始人以3900万美元的价格在上海购买了一栋别墅，充分展示了量化基金丰厚的报酬。

随后今年2月发生了量化基金地震，多家知名基金遭受巨额亏损，引发市场大幅震荡。

许多基金此前一直裸泳，过度投资于交易量稀疏的小盘股。2015年年中成立的所谓国家队——一个由机构投资者组成的影子团体，不得不花费约570亿美元来稳定股市。习近平的春节假期应该不会很轻松。

习近平主席可能还担心，随着蓬勃发展的私人财富管理行业使经济体系变得更加不公平，公众的容忍度正在降低。一项有趣的学术调查发现，二十年前，人们对于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并不在意，因为能力和教育被认为是致富的首要原因——这是公平和公正的。

如今，人脉关系和出身富裕家庭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因素。

2020年底，习近平主席亲自叫停蚂蚁集团340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这种担忧变得显而易见。此后，人们开始质疑特权和机会，质疑为什么只有一些人能成为有价值的独角兽的早期投资者，而这些独角兽的上市将使他们立即成为亿万富翁。

例如，一对夫妇，一名商人及其著名女演员的妻子（注，这指的是黄有龙和赵薇，详细见报道）利用瑞士信贷和一位银行大亨（现正在监狱中煎熬）的贷款，投资了蚂蚁集团创始人马云的电影公司。他们在2015年的短短四个月内就通过股票交易净赚7500万美元。早在2016年，他们便通过投资不知名的私募股权公司成功购买了蚂蚁集团的股票。

换句话说，私人银行家及其廉价贷款有魔法，能将数百万美元变成数十亿美元。

习近平的一些政策，例如规定税前工资上限为40万美元，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被归因于他的“共同富裕”理念。但坦率地说，他在西方可以找到很多同情者。

以瑞士政府为例，官员们与瑞银集团高管们就资本要求收紧和银行家薪酬等问题公开发生冲突。在说到首席执行官塞尔吉奥·埃尔莫蒂的1590万美元薪酬时，财政部长卡琳·凯勒·苏特表示，她“无法理解某些金额”，并表示她需要30年的时间才能赚到类似金额。

更严格的资本规定，可能会让收购了竞争对手瑞士信贷的瑞银集团损失150亿至250亿美元，而且几乎肯定会降低高管薪酬。

人们的感受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在于政治制度。习近平更有力量，也更严厉，因为他有权力可以这么做。他试图在棘手的社会问题失控之前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