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华早报报道说，美国两位研究人员对执政的共产党内部的派系竞争进行了研究，发现2000年至2014年期间，中国省级官员战略性地利用媒体对腐败的报道来削弱党内对手。

研究分析了14年间100多家中国媒体对接受腐败调查官员的报道，发现当官员有机会接触北京高层领导时，这种趋势会加剧。研究于2022年首次在网上发布，最近发表在《政治学研究方法》杂志的2022年第二期上。印刷版将于下个月出版。

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副教授洪知延（Ji Yeon Hong）和斯坦福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Leo Y. Yang构建了一个复杂的模型，用于进行比较分析。

模型显示，与更有影响力的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政治局常委）有联系的关键省级官员，更有可能推动对其他省份同僚腐败调查的新闻报道，作为派系斗争的一部分。

Hong和Yang比较了官员简历，以确定某些省委书记与政治局常委（中国最高权力层）之间是否存在政治联系。研究人员还利用国家媒体对委员会成员的报道频率来衡量他们的知名度。

在研究期间，他们采用两种方法来划分中国政治中的派系。首先，作者认为每位政治局常委都是某个派别的支持者。其次，他们将这些权力人物分为三个一度被认为非常活跃的高调派系，分别是与已故国家主席江泽民有联系的“上海帮”；由前高级党政官员的后代组成的“太子党”；以及主要由与习近平主席的前任胡锦涛有联系的共青团官员组成的“团派”。

作者们没有指明这些派别由谁组成，但在论文中指出，这两种方法得出了相似的结果。

他们还使用关键词“双规”（党内纪律调查）搜索了100多家地方媒体的数百万篇报道，并分析了腐败官员所在省份的党委书记的晋升路径。双规不属于刑事司法系统，党的纪律检查员拥有拘留和审讯嫌疑人的权力。备受诟病的秘密审讯制度在2018年的《国家监察法》中得以合法化。

之所以将此作为关键指标，是因为人们认为，受到严格审查的地区媒体是由地方宣传部门监管的。这些部门最终向地方党委书记汇报工作，因此地区媒体缺乏批评地方官员的动力。

文章指出：“批评其他地方政府不会影响上级领导的政治前途，反而可能通过贬低与上级领导竞争的地方领导而有助于上级领导取得成功。”

Hong和Yang解释说，公开报道的腐败案件严重影响了相关省份第一把手晋升的机会。他们还发现，与更有权势的政治局常委有联系的省级领导，更有可能推动此类报道，晋升的机会也更大。

然而，两位作者表示，他们的研究无法对当今的中共政治做出准确分析，因为分析的数据只截止到2014年，也就是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两年后。

两人在给《南华早报》的书面声明中表示：“我们的论文是出于学术目的而写的，证据仅限于地方报纸的报道，而且大多是在现任领导层之前。因此，我们不宜对中国当前的政治，尤其是高层政治做出广泛的推断，这样做是不准确和不恰当的。”

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胡锦涛执政期间。胡锦涛于2002年至2012年担任党总书记，2013年，他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五年任期届满，卸任中国国家主席。

正如作者在论文中描述的那样，那些年“通常不被视为一个派别或一位最高领导人统治其他派别或领导人的时期”。

在胡锦涛执政期间，北京将党的权力结构称为“集体领导”，但这一说法在2012年习近平接替胡锦涛担任党魁并开始加强权力集中后很快不再流行。

2016年，习近平被任命为党的“核心”领导人，在权力强大的政治局常委中地位超然。习近平是继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之后，第三位获得这一称号的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并没有获得这一称号。

2018年，全国人大投票通过修改宪法，取消了长达三十多年的总统连任限制。

四年后，在中共二十大权力洗牌中，习近平取得了超出预期的胜利，他的更多亲信和盟友被提名为政治局常委，一些高官尽管未到常规退休年龄，也被要求退休。

2022年10月的举动，被许多人视为标志着北京集体领导制的正式终结。

习近平还多次点名党内派系，在2012年底发起的反腐运动中，许多倒台的高级官员被指控在党内结成了自己的“政治派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