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12月24日撰文分析阿里巴巴和马云被中国政府调查事件。文章说，阿里巴巴首席执行官马云为回击中国当局付出了代价。但公众对他态度的转变也说明了中国贫富差距的扩大，和年轻人机会的减少。

在中国，马云是成功的代名词。这位英语老师出身的互联网企业家是中国最富有的人。他创立了阿里巴巴，迄今阿里巴巴成长为了最能与亚马逊相匹敌的企业。

特朗普2016年当选总统后，马云是他会见的第一个中国名人。他的成功也让他步入摇滚明星般的生活，中国网友们曾亲切的称他为“马爸爸”。

2017年，他在一部有中国顶级电影明星参演的短片中扮演了一位功夫大师。他曾与华语流行乐坛天后王菲合唱。他与中国顶级艺术家曾梵志共同创作的一幅画作在苏富比拍卖会上以540万美元（约3,537.65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售出。对于中国有志青年来说，马爸爸的故事是值得效仿的。

但最近，公众情绪有所转变，马爸爸成了中国人又爱又恨的男人。现在，他被称为“恶棍”、“邪恶资本家”和“吸血鬼”。

一位作家也列出了马云的“十宗罪”。一些人开始叫他“儿子”或“孙子”，而不是“爸爸”。在关于他的报道中，越来越多的人留言引用马克思的话说到：“全世界的工人们，让我们团结起来!”

在马云失去声望之际，他正陷入与中国政府有关的麻烦事儿中。周四（12月24日），中国官员表示，他们已对阿里巴巴展开反垄断调查。而马云是这家电商巨头的联合创始人，他在该公司仍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政府官员仍在关注马云从阿里巴巴拆分出来的金融科技巨头蚂蚁金服。

上个月，有关部门叫停了备受瞩目的蚂蚁金服的首次公开募股（IPO）计划。而此前不到两周，马云公开批评金融监管机构痴迷于将风险最小化，并指责中国的银行像“当铺”一样，只向那些能够提供抵押品的人放贷。

12月24日，也就是政府宣布对阿里巴巴展开反垄断调查的同一天上午，四家监管机构表示，官员们将与蚂蚁金服人员会面，讨论新的监管措施。

从表面上看，马云公众形象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政府对他的商业帝国日益增多的批评。从根源上看，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那些在过去40年里推动中国走出经济黑暗时代的企业家来说，都面临着一种更深、更令人不安的趋势。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似乎感觉到像马云这样的人曾经享受过的机会正在消失，甚至在中国新冠疫情后的大潮中也是如此。虽然中国的亿万富翁比美国和印度的总和还要多，但中国仍有约6亿人的月收入在150美元（约982.68元人民币）或以下。

另一方面，今年年初至11月的居民消费水平在全国范围内下降了约5%，而今年中国的奢侈品消费预计将比去年增长近50%。

应届毕业生们，即使是那些美国留学回来的海归们，也面临着有限的白领工作前景和低工资的问题。对于首次购房者来说，一线城市的房价已经让人望而生畏。向马云的蚂蚁金服等新一代网贷机构借款的年轻人们对债务也越来越反感。

尽管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但长期以来，人们对富人的不满（有时被称为“仇富情结”）一直在表面之下滋生。随着马云的到来，这种情结以一种复仇的方式出现了。

一名网络评论员在一篇广为流传的社交媒体帖子中写道，“像马云这样的人民亿万富翁，一定会被吊死在灯柱之上。” 

他引用的是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的私刑口号——“把贵族吊在路灯杆上处死”。这篇文章在微博上点赞数约12.2万次，在微信上的阅读量超过10万次。

政府似乎非常愿意利用这种民众的仇富情结。这可能意味着企业家和私营企业将面临麻烦。

在上周召开的年度领导会议上，中国政府承诺要加强反垄断措施，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此次会议为中国来年的经济政策定下了基调。

有商界人士表示，对蚂蚁金服和马云的敌意让他们对中国的根本方向感到疑惑。

香港春华资本集团的创始人胡祖六说：“一个国家对本国经济要么拥有绝对控制权，要么允许拥有充满活力的创新经济。但鱼与熊掌往往不能兼得。”

他的公司是蚂蚁金服的投资者之一，他也是蚂蚁金服的董事会成员。

中国领导人也毫不掩饰他理想中的资本家应该是什么样子。在蚂蚁金服IPO事件十天后，中国领导人参观了一个专门介绍张謇的博物馆展览。张謇是一个活跃于一百多年前的实业家，他帮助建设家乡南通，开办了数百所学校。这条信息显示，在现代，商界人士也应该把国家置于商业之上。

在7月与工商界人士的一次会面中，中国领导人指出张謇先生是他们应该学习的榜样，并敦促他们将爱国主义列为最高品质。据报道，领导人没有提到张先生破产死亡的事情。

马云也有自己备受瞩目的慈善项目，比如在农村教育方面的一些举措，以及帮助非洲培养创业人才的奖项。但在许多其他方面，这位高调的科技企业家与张謇有很大不同。

长期以来，马云一直享有比制造业、房地产和其他行业更好的声誉，这些行业的优势可能来自于与政府建立密切关系、忽视环境法规或剥削员工上。

同时，马云以发表大胆言论和挑战当局而闻名。2003年，他创建了支付宝，后来支付宝成为蚂蚁金服的一部分，从而将他的商业帝国置于国家控制的金融世界的中心。

他曾对其同事说：“如果有人要因支付宝而入狱，那就让我去吧。”

他有时巧妙地挑衅政府来回应对他的惩罚。关于蚂蚁金服，他曾多次说过：“如果政府需要，我可以将支付宝送给政府。”

他的高级助手也曾重复阐述他的这种观点。

当时，很少有人把这些话当真。熟悉他的人都认为这是一句典型的马云式的夸大。《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的一篇评论文章的标题是这样的：把支付宝交给国家？马云只是说说而已。

现在，这些大胆的言论成为现实的几率增加了。香港大学商学院经济学家陈志武说：“鉴于目前的情况，蚂蚁金服最终可能由国家控制，甚至由国家持有多数股权。”

马云面临的压力表明，中国政府监管互联网的方式发生了转变。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审查内容，但在其它方面，采取了一种放任自流的方式。一来，法规相对宽松，二来，国有企业并未涉足互联网行业。而且在一开始，中国的互联网行业规模颇小。

如今，与谷歌、Facebook和其他美国科技巨头在美国的情况相比，阿里巴巴及其主要竞争对手腾讯在中国控制着更多的个人数据，并且更密切地参与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就像其美国同行一样，中国巨头有时也会欺负较小的竞争对手，扼杀创新的想法或产品。政府总能找到约束这些互联网公司的理由。

然而这些公司不但没有破坏国家制度，反而与国家制度和谐共处，相安无事。有时，他们甚至帮助政府追踪人员。不过，政府还是日渐将其规模和影响力视为一种威胁。

与此同时，中国的科技公司并不是其最大的垄断企业。中国垄断企业大多为国家所有，主导着银行、金融、电信、电力和其他基本业务。

北京大学知名经济学家张维迎2017年曾写道：“中国移动是个垄断企业。中国工商银行也是垄断企业。因为没有政府许可，普通民营企业是无法进入这些行业的。”

现在判断监管机构会在多大程度上限制马云和大型科技公司还为时过早。但中国的一些亲市场（卸掉市场发展的种种束缚和干预）人士担心，中国正在向上世纪50年代的强硬路线靠拢。当时，政府消除了资本阶级，并用杂质、缺陷和弱点等词来形容资本主义倾向。

在这些人看来，蚂蚁金服董事长井贤栋最近使用的一些语言让人想起了那个时代。在12月15日的一次会议上，他说公司正在“照镜子，进行身体检查并找出自身的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