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记者被暗杀后，她的儿子们在她未完成的工作中找到了线索，最终破获了这个案子，并扳倒了政府。
 

达芙妮的儿子们很担心她。

达芙妮今年53岁，住在比德尼加（Bidnija）边缘的一座古老的石头农舍里，比德尼加是马耳他岛（Malta）山顶上的一个小村庄。坐在达芙妮写作的桌子前，她可以看到地中海面上波光粼粼的晨光。但她已经四年没去过海滩了。只要她离开家，人们就向她吐口水，跟踪她，对着她拍照，还不停地侮辱和谩骂她。

有一次，当她下午在附近的一个村庄里散步时，一位前市长聚集了一群暴徒追赶她。她躲进了一座修道院，那群暴徒用力敲着沉重的木门想要闯进来。整个岛上的人都毋庸置疑地恨着她，哪怕从来没有读过她写的一个字。他们只知道她是比德尼亚的女巫。

在这个被称为“小石头”的村庄之外，达芙妮因她的报道闻名全国。她的报道揭露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渎职和虚伪。在她看来，这个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面目全非，全球范围内所有肮脏的因素都渗入这个原本古老守旧的国家。

达芙妮写到：“马耳他长17英里，宽9英里，到处都是可卡因、腐败和肮脏的钱。”

她的博客名为“实况报道”（Running Commentary），那里面发布的调查报道细致深入，风格尖刻嘲讽。其在线读者人数相当于马耳他所有报纸的总和。

2016年末，欧洲政治杂志将达芙妮和乔治·索罗斯，土耳其总理塔伊普，以及萨迪克·汗（Sadiq Khan，2016年5月起担任伦敦市长，也是西方国家首都第一位穆斯林市长）

一起列入“正在塑造、撼动和改变欧洲的人”，介绍上写道：她是“愤怒的博客，一个女人凭一己之力建立的维基解密（注，一个专注于揭露各国政府秘密的网站），致力于声讨马耳他的不透明和腐败。”

她讨伐的对象也算是她的邻居，总理穆斯卡特就住在山下。近年来，他和他的内阁试图用诽谤诉讼来向她施压。他的手下明目张胆地直接使用他们的工作电脑散布关于她的恶毒流言，并附上刻意丑化的照片。

没有人认真地去驳斥达芙妮的报道，只把她当作一个精英主义者和党派骗子来蔑视，她的姓，Caruana Galizia，已经多余了，没有人会使用她的姓来尊称她。

她曾经说：“我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政府实际上把我变成了国家的替罪羊。”

2017年10月16日下午，达芙妮为她的大儿子马修准备了一盘西红柿和马苏里拉奶酪。他今年31岁，是一名计算机科学家，也是一名记者，是对付空壳公司方面的专家，他曾因巴拿马文件

（Panama Papers，一份于2016年被曝光的文件，揭露了各国政要和权贵财阀刻意隐瞒和未经曝光的海外资产。后文中有该事件的详细始末。）

泄露事件获得过普利策奖。他有时忙于工作，连吃饭都顾不上。

达芙妮给儿子准备好午饭，穿上鞋子去银行。她的丈夫彼得是一名律师，他给她留下了一叠签有他名字的空白支票。她无法访问自己的银行账户，在她指称马耳他经济部长在赴德国执行公务期间访问了一家妓院后，这位部长就说服法院冻结了她的资产。

山谷的另一边，一个正在男人窥视达芙妮的住房。他看着达芙妮上了她的车，并打电话给他的兄弟，他的兄弟正在近海的一条船上等待。当她走到半山腰时，船上的男人发了一条短信：“REL 1 = on。”

当地的一个农民听到砰的一声爆响和一声尖叫。达芙妮猛拉紧急刹车，然后，油箱爆炸了，她的车冲进了一块田地里。轰鸣声响彻了整个比德尼亚山谷。

马修光着脚跑下山，下午的阳光刺痛了他的眼睛。当他跑到火球边时，他脑子里面一片空白，那变形的底盘不可能是他母亲的，它看上去是白色的，而母亲的底盘是炭灰色的。就在这时，马修看到了牌照，正是她母亲的车牌号，他绕着车转了一圈，无助地尖叫着，寻找着母亲的身影，他的皮肤被热气熏得滚烫。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马修在电话中告诉他最小的弟弟，保罗，伦敦的一名学者：“我觉得她没能逃脱。”

二儿子安德鲁是一名马耳他外交官，听到他母亲失事的消息，他坚定的走出外交部大楼，再也没有回来。

保罗坐了最早一班飞机回家。在下降的过程中，他透过窗户看到了整个岛屿。这个岛屿的某个地方，正躲藏着下令发动袭击的人。这是十年来第一次，三兄弟都睡在了他们儿时的卧房里。

政府的支持者发布了一些表情包，上面有笛子和在火刑柱上受刑的女巫图片，当他们在公共场合看到达芙妮的家人时，会故意发出爆炸声来刺激他们。

保罗告诉我：“这些人跟网络水军不一样，这些可是真实的人，还都是她的邻居。”达芙妮的儿子们抬着她的棺材离开了这个岛，他们重整旗鼓，仔细思索前因后果。

他们怀疑母亲的死是一场被人安排的谋杀，这个人应该就在马耳他。杀一个人的危险不及任由一个记者完成调查工作带来的危险大。

为了掩盖阴暗的秘密而杀人，这样的犯罪古往今来都有。他们认为，在他们母亲的文件中，一定会有线索。

当达芙妮小的时候，这个国家和外界还没有什么联系，对外人来说，马耳他就是一种品牌的巧克力，一种品牌的牙膏和一个品牌的牛仔裤。1964年9月，在达芙妮出生一个月后，马耳他脱离英国宣布独立。之后，在工党专政统治下，这个岛国经历了后殖民时期的各种遗留问题。几千年来，岛上的语言、文化和建筑都是在欧洲、非洲和中东的入侵中融合而形的。现在，马耳他政府与附近的殖民帝国都保持距离，它与中国、苏联、利比亚和朝鲜结为联盟。

达芙妮的妹妹科琳娜在她去世后对保罗说：“那个时候你不能在学校里谈论政治，一个同学会回去把你说的话告诉他们的父母。然后你的父母就有麻烦了。例如，你们的财产会被没收，或者你会被视为国家的敌人。”

80年代初，领导工党30多年的总理多姆·明托夫宣布将关闭该国的天主教学校。达芙妮和科琳娜并不信教，但她们参与了首都瓦莱塔加的抗议活动。达芙妮被警察逮捕并被脱衣搜身。令她困扰的是，政客们自称是公仆，却要求只有国王们才会要求的那种绝对的顺从。当她从监狱获释时，她向姐姐指出，当地报纸忽视了对这场危机的报道。

1987年，明托夫的政党失势。新政府开放了马耳他的经济并申请加入欧洲联盟。达芙妮很快开始为《马耳他时报》撰稿。25岁时，带着三个年幼的儿子，她成为该国第一位女性专栏作家，也是第一位在自己的观点上署名的记者。达芙妮在去世前几天告诉一位人权研究员：“为自己的文章署名会遭到来自两个方面的伤害，一方面人们因为我文章的内容抨击我，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愿意相信这些文章来自一个女人之手，以前总有人问我说，‘是你丈夫还是你父亲为你代笔的？’”

达芙妮是读着英国杂志长大的，她的文章延续了英国杂志那种尖刻而带有嘲讽的风格。政党非常不喜欢，曾经的友谊也开始破裂。但达芙妮觉得当她写批评亲戚和邻居的文章时，人们责备她的借口很愚蠢。她告诉他们，“我们既然口口声声自称欧洲人，那你们就不能对我说，‘你可以在伦敦写，在罗马写，但就是不能在瓦莱塔（马尔他首都）写。’”

1993年，达芙妮写了一篇专栏文章，要求军方首脑辞职，因为有报道称，那位首脑曾帮助他的儿子，一名毒贩，在入境时逃避关税。

达芙妮和毒贩的一个兄弟是多年的好友，她这篇专栏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这份友谊。第二个牺牲品是她的一个线人，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第三个是她家屋子的前门，被人烧了。

为了安抚孩子，达芙妮不得不掩盖真相，这对她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牺牲，她告诉年幼的儿子们，火是她不小心引起的，因为忘了熄灭蜡烛。当时保罗六岁，安德鲁七岁，马修八岁。之后他们在马耳他北部的小卫星岛戈佐的一座农舍里呆了两周，孩子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去上课。

第二年，孩子们发现家里的狗死在门口台阶上。达芙妮当时这样对孩子们解释：“狗狗一定是吃了什么有毒的东西。”

过了好多年，保罗才反应过来中毒不能解释为什么狗的喉咙被割开了。

加入欧盟的公投定于2003年举行，在公投前夕，达芙妮的文章变得更加尖刻。她参加了一项名为Iva的运动，在马耳他语中，Iva的意思是“是”。其口号是“为了我们的孩子”。

Iva运动阵营的最大声讨对象就的是工党媒体部门的年轻成员约瑟夫·穆斯卡特，他是一个烟花推销员的儿子，住在比德尼亚山下的一个村庄里。他曾与该党领袖的私人助理约会，写过嘲讽欧盟的专栏文章，还在工党的电视频道主持过一个名为“布鲁塞尔（比利时首都）制造”的综艺节目，这个节目宣扬欧洲怀疑论。

达芙妮第一次遇见穆斯卡特是在1998年，当时他出版了一本书，在书中他捏造她参与了一场犯罪阴谋。其中一幅画把政客和黑手党之间的联系描绘成一只章鱼的触角，其中一只触角上有达芙妮的名字。她以诽谤罪提起诉讼，指出穆斯卡特对她怀有“敌意”，法官判她胜诉。

这种敌意是相互的。这两个人决定着马耳他的未来，这两个人住的很近，当中只隔着一片橄榄林。安德鲁（达芙妮二儿子）回忆说：“当时给人一种一切都悬而未决的感觉。”工党为了吸引马耳他受教育程度较低、不说英语的民众，称达芙妮和亲欧派人士，说她是自大的全球主义者。与此同时，欧洲各国政府担心如果工党重新掌权会发生什么。安德鲁说：“他们记得明托夫（马耳他工党派杰出领袖），他们担心加入欧盟存在特洛伊木马（特洛伊木马：希腊军队用来攻破特洛伊城的木马，泛指新介入的事物对原有体系产生毁灭性的破坏）风险。”

最终马耳他加入了欧盟，虽然是以所有国家中最微弱的赞成票。达芙妮的儿子们当时都是十几岁的年纪。保罗告诉我：“母亲觉得这样才对，我们终于回家了。”

安德鲁在学校加入了模拟欧洲议会；马修的朋友们开始在欧洲大陆学习和工作，马耳他首都瓦莱塔的商店里充斥着新种类的巧克力、小饰品和衣服。保罗说：“这种变化是惊人的，就像出现了一块新大陆，”

达芙妮告诉她的孩子们，超国家的保障措施（意指加入欧盟以后形成的多国之前相互约束相互扶持的体系）降低了重新回到系统性腐败的可能性。保罗说：“吸引我们的是，我们加入了一个管理良好的国家共同体，但也有另一面，当欧盟想要充当一个缓冲机构，接收难民，就会遭到来自其新成员国（指马耳他）的抵制。

难民和移民开始从北非乘船抵达马耳他。达芙妮为欧盟的庇护法辩护，而她的同胞们却主张将船只在海上击沉。

“达芙妮跪舔黑人男性”这句话用喷漆写在了比德尼亚的一面墙上。然后纵火案开始了，先是在一名人权律师的汽车，然后是耶稣会为难民服务的工作人员的汽车。达芙妮的一只狗失踪了，另一只被枪杀。保罗当时正在上高中，一天深夜他回到家，发现有一群人试图烧毁房子。他们把燃烧瓶装在轮胎里，扔向朝着山谷的玻璃门上。

达芙妮的儿子们在马耳他上了大学，然后搬走了。马修为英国《金融时报》开发新闻应用程序，然后随女友去了哥斯达黎加，在那里他为调查报道机构建立了网站。安德鲁加入了马耳他的外交部门，并在柏林和新德里的大使馆工作。保罗搬到了伦敦，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

达芙妮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疯狂而逼仄。在一个95%是天主教徒的国家，离婚还没有合法化，她写道，她宁愿在复活节喝酒也不愿去教堂（复活节是天主教最重视的节日之一，为表现其庄严隆重，一些国家规定复活节不可喝酒）。

去世前不久，她还说。“骚扰随着技术的发展而改进。”打到家里的咆哮电话确实少了，装了大便的信封也少了。一位老人用打字机写骚扰信给达芙妮，达芙妮以前常把这些信拿给孩子们看：“我常对他们说，‘瞧，这个疯老头又写信来了。’他后来应该是死了，因为他再没有寄信过来。”

但是暴力慢慢从现实转移到了网上，达芙妮的忠实读者试图提供帮助。一位獒犬饲养者给了她一只新的警卫犬。但住在附近的一位上了年纪的村民说，这条狗给点零食就叛主。他建议道：“夫人，您还是养只鹅防身吧（欧洲某些品种的鹅彪悍异常）。”

2008年3月的一天，马修在比德尼亚时，达芙妮决定建立一个博客。她对当地报纸的编辑限制感到失望，于是马修帮助她建立了一个WordPress网站。她的第一篇文章《对腐败零容忍》是对工党领袖的批判，长达近四千字。这个帖子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以至于服务器崩溃。六天后，马耳他举行了大选，工党输了。

同年晚些时候，约瑟夫·穆斯卡特升任工党领袖，他再次成为达芙妮抨击的对象。他改变了他对马耳他加入欧盟的立场，成为了工党在欧洲议会的代表之一。达芙妮因为这件事情和其他的问题，以越来越尖刻的语气抨击他，在他担任工党领袖的第一个月，她形容他是一只“自大的小虾”，“已经证明了他的政党将他提拔到超出他能力的位置上”。

她写道，他是一个“典型的空瓶子”，他的声音“听起来就像一个蠢货在夜总会排队买伏特加”。穆斯卡特的支持者都是“文盲”，他妻子的行为就像“最粗俗、最平庸、最爱出风头的人”，她写道，“他的侍从们终日无所事事。”

工党将她描述为一名党派黑客。但其实她的攻击是对事不对人的，她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抨击对象是穆斯卡特的对手，同样毫不留情面。

穆斯卡特开始尝试通过社会自由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使政党纲领现代化，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赢得了许多马耳他青年的支持。他在竞选中支持女性就业和离婚合法化，在2011年离婚法案以微弱优势获得通过后，他表示支持同性恋权利。

2013年，穆斯卡特在竞选总理时承诺，将在该岛南部港口附近建设一座新电站，使能源成本至少降低25%。马耳他的电力来自重油（质量最差的石油，通常是船用燃料或燃料残余，含多种有毒有害物质）。穆斯卡特的发电站将使用更便宜、更清洁的液态天然气。

在一次竞选活动中，住在老发电站附近的一名妇女告诉他，她的丈夫死于癌症，她的八个孙子也患有哮喘。“她让我热泪盈眶，”穆斯卡特告诉媒体。“在我的监督下，我会关闭这家导致癌症和哮喘的工厂。我们必须拯救这些人。我不想任何孩子生病。”

那时，达芙妮的博客每天有超过50万的访客——比马耳他的人口还多。大选前夜，一名名叫基思·阿诺的凶杀案侦探被派往达芙妮家中逮捕她。根据马耳他法律，新闻媒体不得在投票后24小时内发表与选举有关的内容，达芙妮刚刚在她的博客上嘲笑穆斯卡特。

获释后，她告诉记者，“让警察调查和审讯那些在互联网上写政治文章的人，欧盟成员国不该出现这种情况。”

第二天早上，工党以后殖民时代以来马耳他历史上最大的优势赢得选举，穆斯卡特成为总理，那年他39岁。

2016年初，马修住在柏林，与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一起调查一起史无前例的数据泄露事件。有人潜入了巴拿马律师事务所莫萨克冯塞卡的电子邮件服务器，向记者们提供了超过1100万份文件，揭露了全球离岸金融体系的内部运作。对这些被称为“巴拿马文件”（Panama Papers）的文件展开调查，在六大洲掀起了抗议和反洗钱运动。

“世界上大多数钱都是这样储存和流动的，”马修说。“离岸银行、离岸空壳公司、离岸会计师事务所，地下钱庄。当你看到路边的一家银行分行时，你实际上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在穆斯卡特的领导下，马耳他已成为这种活动的中心，吸引了大量外国资金，却对其来源视而不见。

国际调查记者联盟与来自80个国家的100多名记者合作，整理了这些资料。马修受雇为该项目建立网站后审查了这些文件，他建议该联盟不要与马耳他记者分享文件。穆斯卡特的顾问说，“我很早就怀疑《马耳他时报》的总经理与基思·舍姆布里（穆斯卡特另一位顾问）有犯罪关系，这是一个典型的回扣案。舍姆布里拥有一家印刷和造纸公司，他向《时报》收取了过高的服务费，并把一部分利润交给了该报总经理名下的一家空壳公司。(不久后便辞职的《马耳他时报》的总经理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

马修打电话给他的母亲，告诉她他在数据中发现舍姆布里拥有自己的空壳公司。穆斯卡特的能源部长康拉德·米兹也是如此。米兹目前负责的发电站项目曾是工党赢得竞选的关键。穆斯卡特获胜五天后，一位马耳他会计师就开始在巴拿马设立公司。

达芙妮多年前就觉得这个发电站项目毫无意义。上届政府曾修建了一条通往西西里岛的海底电缆，现在这条电缆将马耳他直接连接到欧洲电网。她认为马斯喀特的发电站是多余的、昂贵的、不可靠的，而且很可能是把纳税人的钱分配给政治盟友和朋友的一种掩护。她在大选几个月后写道，“个人和企业资助政党，以便在政府中充当‘配角’，并获得投资回报，在马耳他，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其他地方，这被称为腐败。”

马修要求他的母亲在4月份之前保持沉默，届时国际调查记者联盟会公布巴拿马文件。但是，在二月初，在与能源部长米兹的一次紧张交锋后，她发布了一份说明，关于工党成员与巴拿马文件的关系。

整件事情掀起了轩然大波。

巴拿马文件牵涉到新西兰的信托公司、英属维京群岛的公司、黑山共和国的项目、马耳他权贵在上海和迪拜的秘密账户。马修告诉我：“这就像俄罗斯套娃——你打开上面的一个，下面还有一个。”

第三家空壳公司名叫艾格，与穆斯卡特内阁成员所有的空壳公司同时成立。但是会计特别小心地隐藏了艾格所有者的身份。在该会计师与巴拿马合伙人的电子邮件通信中，他说他只能通过加密电话透露艾格所有者的姓名。这封邮件，提到了能源部长米兹和穆斯卡特顾问舍姆布里的名字。

达芙妮写道：“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腐败，更可怕的是，他们不是在厌倦权力，受到腐败诱惑后做了这些事，而是专门为了腐败去夺取的权力”。

在米兹上任后不久提交给议会的一份声明中，他曾多报了25万欧元马耳他银行的余额，似乎是为了给以后的资金正式入账做好铺垫。(米兹否认有任何财务违规行为。)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马耳他已经成为欧盟吸引黑钱的入口。保罗说：“如果你允许一家自助洗衣店经营的银行在马耳他开业，那就相当于在德国或法国也开业了。非法资金一旦越过边境，就完全进入整个欧洲市场。”

一名伊朗银行老板明目张胆地违反国际制裁，通过其在瓦莱塔的分行洗钱，根据穆斯卡特政府发起的一项投资计划，俄罗斯寡头购买了马耳他护照。穆斯卡特还前往贝鲁特和迪拜参加“公民研讨会”兜售护照。

在多次演讲中，穆斯卡特诵读圣人的祈祷文，开头是：“上帝啊，让我成为您和平的工具”。达芙妮针对他到处卖护照，写了一个新的版本：“亨利，让我成为你推销护照的工具吧，在绝望的地方，让我获利；在黑暗的地方，让我给它一张银行牌照吧。”

接连不断的丑闻并不影响穆斯卡特的人气。他站在能源部长米兹和舍姆布里一边，驳回了关于艾格所有权的问题。当一名当地记者问穆斯卡特，巴拿马文件的调查结果是否损害了马耳他的声誉时，他回答说，马耳他的声誉如果有什么损害的话，那就是从比德尼亚开始的（达芙妮住在比德尼亚）。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达芙妮不断地怀疑艾格公司是穆斯卡特的。然后，一家银行的吹哨人告诉达芙妮，艾格属于穆斯卡特的妻子米歇尔。

不久之后，吹哨人之后逃到了希腊。马耳他金融情报分析部门的首席调查员告诉他的上司，如果他能获得正确的纳税申报、银行对账单和工党档案，他可以在72小时内查出艾格的所有者。第二天早上，他就被解雇了。与此同时，马耳他总检察长不鼓励警方调查与巴拿马文件有关的任何事项。(一份由马耳他地方法官进行的独立审查发现，没有证据表明穆斯卡特与艾格有任何关系，也无法确定其所有者。)政府的内部报告本应交给警方去调查，结果却被撤销了，所以消息泄露给了达芙妮，把她从一个专栏作家变成了岛上最多产的调查记者。她并不总是能准确把握细节，但她洞察力惊人，而且无所畏惧。

保罗说：“ 穆斯卡特伤害我们体系的手段之一，就是把我母亲暴露在对真实内幕一无所知的公众面前。”

工党立了一块印有达芙妮面孔的广告牌。达芙妮写道，“以前从未认出我的人开始认出我了”。有人拉下车窗，大声辱骂她在该党的电视台上，政府官员、穆斯卡特的密友格伦·贝丁菲尔德主持了一档节目，经常把达芙妮描绘成一个疯疯癫癫、长着鹰钩鼻和疣子，发出阴仄笑声的女巫——一边喝着威士忌，一边写着乱七八糟的文章。

贝丁菲尔德还为总理办公室开了博客，写了一千多篇关于她的文章，公布了公众寄来的达芙妮的照片，严重影响了她在岛上的生活。

保罗说，“母亲就像在监狱里一样，她上次去海滩的时候，人们给她拍照，然后在照片上做手脚，让她看上去大腿更大，手臂更松弛”。达芙妮的支持者也被骚扰，她常去的一家咖啡馆经常让她单独呆在里面，然后咖啡馆被警察以审计的名义查抄了。警察们打碎了玻璃杯，各种家具被扔了一地。

2017年夏天，达芙妮的二儿子安德鲁突然从新德里的岗位上被召回马耳他。他说，那个时候，驻新德里大使馆里关于购买马耳他护照的询问越来越多。他说：“这是一种耻辱，马耳他的处境变得很尴尬。”

达芙妮把二儿子安德鲁的调职看作是对她工作的报复。为此她停止写作有两个星期。据小儿子保罗说，她几乎完全放弃了。

达芙妮的丈夫彼得对欧盟官员说：“她对我们国家的现状越失望，就在我们的后院种很多的树和美丽的花，用我一个儿子的话来说，当这个国家离她所坚持的欧洲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越来越远的时候，达芙妮在我们家后院创造了一个美丽的平行世界。”

曾在欧洲人权法庭任职的马耳他前法官乔瓦尼·博内洛预见了达芙妮的死亡。后来，当保罗问他怎么知道的时候，博内洛回答说，宪法制度的强大程度取决于执行它的人。他说：“法律会有漏洞的，就像前任政府也不完美。”但现在，这些弱点正被“那些不在乎诚信的人”利用。他说，一旦逍遥法外成为标准，“像达芙妮这样孤独的声音就会被扼杀。”

达芙妮在爆炸发生前几分钟写下了她人生的最后几句话：“眼目所到之处全都是骗子。形势已经到了让人绝望的地步。”

达芙妮去世后几天，在瓦莱塔（马耳他首都）西南的船厂贫民区马尔萨，一位38岁的出租车司机，西玛，惊慌失措。因为他刚刚在新闻中看到，一个美国联邦调查局小组飞抵马耳他，协助警方调查达芙妮的死亡案。

西玛对达芙妮并无敌意。他不懂英语，也没读过她写的东西，他们的生活只有过一次交集。那天达芙妮的轮胎在波托马索的希尔顿酒店附近被割破了，那是一个豪华公寓的私人建筑群， 西玛在那里有一个出租车位置，当他看到她被困在那里，就让她搭车回家。

要想在希尔顿酒店拥有一个出租车位并不容易，从这个角度来说，西玛认为自己还算幸运。他从小无父无母，眼睁睁地看着玛尔萨造船厂破败不堪，而金钱和发展却涌向岛上的其他地方。船只生锈了，人口也越来越少。

二十多岁的时候，西玛在马尔萨的赛马场下注，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个寡头的孙子尤根·凡奇，两人年龄相仿、志趣相投。不久，西玛就成为凡奇的私人司机。

十年见，凡奇发起了几次商业投资，成为马耳他最富有的人之一。西玛很敬重他。他在乡下的一个农庄为凡奇和他的朋友们准备饭菜，帮助安置他的妻子和孩子。作为回报，西玛才获得了希尔顿酒店的这个出租车位，并见识了一个拥有两艘游艇的男人的奢华生活。

在学生时代，凡奇就把意大利总理、电视大亨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当作偶像。凡奇写道：“让我着迷的不仅仅是他的财富和知名度，还有他的个性和魅力，以及他如何走上巅峰的传奇经历。”

当时他不过12岁。

凡奇很了解穆斯卡特，他们两人和穆斯卡特顾问舍姆布里在WhatsApp上还有个聊天群。随着穆斯卡特的当选，2013年，凡奇成为了发电站重要的利益相关者。

2017年初春的一天，凡奇把西玛叫到波托马索（马耳他的一个小镇）的一家餐厅，问他是否知道如何与乔治联系，有一条街就以乔治命名，他是马尔萨有名的杀手。

“我认识他，但和他没什么联系。”

凡奇说，“想办法联系他，叫他去杀了达芙妮“。他还说，达芙妮会公布有关他叔叔雷蒙德的信息，很糟糕。雷蒙德是家族商业帝国的掌舵人，他的名字曾在巴拿马文件上出现了50多次。

西玛打电话给乔治的哥哥阿伏得，阿伏得只问了一个问题：“多少钱?”

乔治兄弟想要15万欧元。凡奇同意了，但随后又通知西玛让杀手暂时按兵不动。那年6月，穆斯卡特准备竞选连任。凡奇可能觉得在穆斯卡特下一个任期确定之前杀了她太冒险了。

5月，凡奇让西玛去总理办公室，在那里他受到了穆斯卡特顾问舍姆布里的欢迎。舍姆布里带他参观了一圈后，他们还合影留念。然后舍姆布里打电话给一个下属，让他和西玛谈谈新工作的事。

面试只用了两分钟。西玛当时觉得很惊讶：“我已经有工作了。”

尽管如此，他还是被政府公司雇佣了。他后来说：“我甚至从来没去上过班，我也不清楚我的工作内容是什么。”但西玛受宠若惊，他觉得自己仿佛受到了国家权力中心的重视。穆斯卡特的参谋长给他煮了一杯浓咖啡，没有人提到达芙妮，也没有提到乔治兄弟的暗杀计划，但西玛把这份假工作理解成他作为中间人的报酬，也是政府支持他的保证。

六月，穆斯卡特赢得了连任。那天晚上，凡奇打电话给西玛，当时他喝醉了。他说，暗杀行动又开始了，“动手吧。”

乔治兄弟开始跟踪达芙妮和她的丈夫，监视他们的房子，摸清她活动规律，他们发现达芙妮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家里。他们买了一支步枪和一个瞄准镜，并设置了沙袋，把武器固定在山谷对面的一堵墙上，在那里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的起居室。

由于距离太远，他们最终改用了汽车炸弹方案。

暗杀行动拖到了夏天还没有进展，凡奇有点等不及了，他催促西玛让乔治兄弟赶紧下手，说他已经把所有的隐患都解决了，除了达芙妮。

西玛意识到凡奇这么做不是为了保护他的叔叔，而是为了保护自己。乔治兄弟在同伙的帮助下杀了她，西玛交给他们十五万欧元的现金。

现在，在得知美国联邦调查局参与调查之后，西玛匆忙赶到马耳他唯一的一栋摩天大楼，在那里的21层，他发现凡奇正在与一名来自阿塞拜疆的寡头会面，这位寡头也持有穆斯卡特发电站的股份。西玛对凡奇说：“我很害怕。”凡奇向他保证，美国人只是协助调查，马耳他警方将处理此案。

联邦调查局小组很轻松地从手机发射塔的数据中识别出了乔治的身份。尽管乔治兄弟曾使用的是一次性电话，但他们也曾带着自己的私人电话去过比德尼亚，他们的手机向信号塔发出过信号。

凶杀案发生五个星期后，凡奇打电话给西玛：“我们现在有一个大麻烦。”一个完全了解调查进程的线人透露了一些信息：联邦调查局找到了引爆信号指令“REL 1 = ON”。

凡奇让西玛赶紧通知乔治兄弟，将会有人来逮捕他们。兄弟俩把手机扔在港口，平静地等待着警察的到来。一周后的12月4日，马耳他军队和警察袭击了乔治兄弟的藏身之处——码头边一个废弃的土豆棚子。兄弟俩拒不认罪，并拒绝回答警方的任何问题。

穆斯卡特称这次逮捕行动是追求正义的重大突破。达芙妮的儿子们告诉我们，不找出幕后真凶，这两个杀手的落网在他们眼里跟找到一把枪或一把刀没什么两样。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穆斯卡特的工作人员散布有关达芙妮家人的阴谋论。为什么马修晚上把车停在大门外？他们问道。他参与了这一阴谋吗？

在达芙妮家人拒绝向马耳他警方交出达芙妮的笔记本电脑后，抗议活动升级，因为笔记本电脑里有达芙妮与机密消息人士的通信。格伦·贝丁菲尔德（政府官员、穆斯卡特的密友，曾写过1千多篇诋毁达芙妮的文章）在他的博客上写道：“为什么不敢交出来？这些人要隐瞒什么?……让这起谋杀案悬而未决，这样他们就能把责任推给工党，这对他们来说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用英语和马耳他语印制的专业横幅出现在一条高速公路和一座繁忙的立交桥上，“为什么有人藏着达芙妮的笔记本电脑？” 穆斯卡特顾问舍姆布里召集了记者，在匿名的情况下，他们的报纸充斥着虚假信息和谎言。

在社交媒体上，穆斯卡特的官员们用达芙妮生前最后一句话来表达他们对她家庭的暗讽，“情况真是让人绝望。”

达芙妮的儿子们在英国乡下租了一所旧房子。保护记者委员会为他们提供安全培训的费用补贴，达芙妮的姐姐科琳娜也提供了资助。几天来，一群前英国特种空军对他们进行了急救、防守型驾驶、监视探测以及如何在汽车中寻找炸弹等方面的安全培训。

“必须让自己忙碌起来，才能不去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保罗说，“真的，从那天起，我们就再也没有轻松过。”

在达芙妮去世前的几个月里，穆斯卡特发电厂项目背后的财团电气体公司的举报人，一直在向她传递公司的电子邮件和其他文件，这些文件几乎是实时的。马修帮助母亲接收并整理了这些文件，他告诉我：“但我不知道谁是告密者。”

凶杀案发生后，马修找到了线人，并带回了一个存储有泄密文件的硬盘。

《卫报》和路透社的记者来到达芙妮儿子们藏身的这栋乡间别墅。随后，达芙妮的儿子们前往伦敦，与这群记者一起整理母亲的调查材料，比起马耳他警方，他们更信任这些记者。

记者的领导者是法国记者劳伦·理查德，他成立了一个名为“禁忌故事”（Forbidden Stories）的非营利组织，启动了达芙妮计划，来自15个国家18家出版物的45名记者参加了工作，帮助遭到监禁或杀害的记者，完成他们的调查。在过去的几年里，他的任务一直是打击犯罪背后的动机。理查德写道，“即使你成功地阻止了一个记者，你也阻止不了事实大白于天下。”

保罗说：“因为马耳他的腐败问题是如此严重，你不能指望警方会尽最大努力。你不能自我安慰说，地方法官会主持正义。我们不敢浪费时间，以免另一方力量有机可乘。”

马修和安德鲁联系了美国金融家和政治活动人士比尔·布劳德。布劳德曾成功游说国会对俄罗斯政府实施制裁，此前他的朋友兼同事谢尔盖·马格尼茨基被俄罗斯政府拘留并杀害。

布劳德建议：“每天至少做三件事来激怒他们。你们有三个人。这应该不难。”

他指出，在俄罗斯记者鲍里斯·涅姆佐夫和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被谋杀后，欧洲大陆的主要人权机构欧洲理事会任命了一名特别报告员来审查俄罗斯的制度。

安德鲁利用他的外交关系为欧洲理事会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下一届会议做准备。保罗说：“很明显，被害者的每一个家庭成员都不应该让他们的生命白白逝去。”

这项工作对他的健康造成损害。他继续说道：“我妻子像鬼一样看着我，我父亲惊慌失措。他的儿子们都没有工作。”

他的兄弟们搬到圣马洛一家孤儿院遗址，每次保罗去看望他们时，“马修总是穿着同一件衣服。”

在开往斯特拉斯堡的火车上，保罗起草了一份议案，请求任命一名马耳他特别报告员，马修则在电话里咨询了一名律师。

“我的兄弟和我不是非政府组织，我们以前也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马修说。“我从Java编程转行到这个领域的。”

他们有一下午的时间收集理事会成员的议案签名。保罗说：“我们就像烟草公司的销售代表，挨家挨户地敲门，走访每一个成员，向他们阐述马耳他的制度缺陷。到那天结束的时候，因为我们分发了太多文件，所以一时无法统计到底多少人签了名。”

兄弟俩都睡在一个酒店房间里。当天晚上，他们收到一条消息，说他们的议案收到的签名比议会历史上任何一次都多。这是除俄罗斯之外，第一次有国家被指派特别报告员。

“马耳他的法治因其制衡制度的极端薄弱而受到严重破坏，”报告员后来指出，腐败官员 “在穆斯卡特总理的亲自保护下，可以逍遥法外”，并呼吁马耳他应该对导致达芙妮死亡的情况进行独立的公开调查，“如果马耳他不能或不愿纠正其弱点，那欧洲机构必须进行干预”。

穆斯卡特此前起诉达芙妮，因为达芙妮写信说他的妻子是艾格空壳公司的所有者。现在他仍拒绝撤诉。根据马耳他法律，该诉讼和其他47项诉讼的责任转移给她的继承人。该家族可能要近承担近50万欧元的潜在责任，因为这些案件的消息来源是保密的，而主要证人已经死亡。

儿子们建立了一个慈善基金会，为他们的法律辩护筹集资金，并培训当地记者调查技巧。保罗签了一份合同，为他母亲写一本传记，并将所有收入捐给基金会。

2018年3月，马修回到马耳他，在一条巨大的横幅上印了三个问题：“警察局长，为什么舍姆布里和米兹不在监狱里？”，“穆斯卡特，为什么你的妻子不被警察调查?”，“在达芙妮提出了这些疑问后，是谁付钱把她炸死的？”

他把条幅家位于老面包房街的一栋二层公寓外面，这栋公寓位于瓦莱塔旅游区的中心地带。当地规划部门把它撕了下来，马修以盗窃罪向警方报案，然后又挂了一幅横幅，还在上面加了一行字，“这是我们的第二条横幅，第一条被偷了。”

在法院对面的一个广场上，活动人士用蜡烛、鲜花和照片为达芙妮立了一座纪念碑。在接下来的几百个夜晚，司法部长每天晚上都下令将其移走，第二天早上，活动人士又修建新的纪念碑。

这起凶杀案的首席调查员是基思·阿诺，正是2013年大选前夕逮捕达芙妮的人。他和他的同事、探长库尔特·扎拉对洗钱、政治和腐败的复杂性并不熟悉，他们的本行是调查帮派事件，家庭暴力和常规的谋杀案。比如戈佐岛的一位老人用一条鱼打了他的妻子，她从楼梯上摔下来死了，然后他把凶器煮了吃了之类的案件。

在达芙妮被暗杀之前的四年里，岛上共发生了五起汽车爆炸事件，都没有破案。但这些受害者都参与了燃油走私，马耳他精英阶层普遍认为，如果是罪犯之间的自相残杀，那就没什么大不了的。

自乔治兄弟被逮捕以后，就再也没发生过爆炸案。

在需要的时候对谋杀视而不见，马耳他这样的传统400年前就有了。1607年，卡拉瓦乔（著名意大利画家）在罗马打死一个人后，到瓦莱塔寻求庇护；马耳他骑士们热情地欢迎了他并封他为骑士。作为回报，他们得到了他的几幅画作，其中两幅现在仍悬挂在瓦莱塔最大的教堂里。

调查员阿诺和扎拉会去寻找证据，至于证据会怎么处理，这就不是他们能控制的了。乔治兄弟需要钱请律师。2018年初，阿诺和扎拉注意到，有一连串的访客带着现金出现在监狱里。他们似乎都是链条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只知道是谁给了他信封，又该把它交给谁。

链条上最后一个人完全不知道钱是从哪里来的——只知道他必须要拿到一张收据。

不久之后，乔治一家聘请了全国最昂贵的律师之一。阿诺和扎拉监听了兄弟俩的电话，发现当他们和另一个兄弟马里奥聊天时，房间里经常有另一个男人，几句寒暄之后，马里奥就会把电话递给那个男人。

警察在马里奥家外设置了监视装置。一天，一辆白色出租车停了下来，一个30多岁、略显矮胖的男人走了进去。在给被关在监狱里的乔治兄弟打了个电话后，他再次乘上出租车。警察跟着出租车来到了波托马索的希尔顿酒店，正是西玛遇到他老板凡奇的那家酒店。

几个星期后，穆斯卡特迫于压力批准了对西玛和凡奇的窃听请求，只有他作为总理可以授权。凡奇几乎马上就觉察到了警察的监控，并通知西玛他们必须开始通过加密的应用程序进行交流。

有一次，西玛在非加密线路告诉一个朋友，凡奇的行为让他不安。几个小时后，凡奇责备他的粗心大意；凡奇甚至得到了西玛的所有电话信息。他强迫西玛把朋友叫回来，说他们之间的关系仅仅是关于希尔顿酒店的那个出租车位。

西玛感觉自己已经完全暴露了。凡奇与负责谋杀案调查的副警察局长西尔·莱塔关系密切。莱塔是凡奇乡间别墅的常客，西玛曾在那里为他们烧烤。在西玛被确认为中间人之后，凡奇把莱塔视为贵宾，带他去英格兰和乌克兰观看足球比赛。

对西玛来说，凡奇不是接近权力，他就是权力本身，西玛从他的老板那里了解到的关于警方的调查结果，都是经过他的老板筛选过的。他开始感觉到自己是颗弃子，处境岌岌可危。

为了自保，西玛写了一份新的遗嘱，他把手机调到飞行模式，藏在袜子里，开始偷偷记录他和凡奇的会面。在一次谈话中，西玛了解到，虽然穆斯卡特的顾问舍姆布里看上去像是暗杀的主谋，但他很可能是案发后才知道这起谋杀案。凡奇说：“当我告诉舍姆布里谋杀案的时候，他的态度相当冷峻，说你应该在你做那些事之前来找我。”

西玛开始酗酒，并服用抗抑郁药。舍姆布里派了穆斯卡特的一名保镖，前情报机构成员肯尼去调查西玛。为了安抚人心，肯尼让西玛转告乔治弟兄，他们很快就会获得保释，外加每人100万欧元的报酬。但西玛变得越来越不安。

2019年初，凡奇参加了穆斯卡特45岁生日的一个小型派对，地点在马耳他乡村的一个狩猎小屋。凡奇给了穆斯卡特三瓶法国著名酒庄的葡萄酒，一瓶是穆斯卡特出生那年的酒，两瓶是他的双胞胎女儿年份的酒。然后，据凡奇说，穆斯卡特私下里告诉他要小心，西玛有点松动了，他讲电话的时候嘴巴不够紧。

凡奇试图通过黑网购买氰化物和一把消音器手枪，但两笔交易都没有成功。2019年11月，在达芙妮被谋杀两年多后，警察包围了西玛的车。几个星期前，他就被警告说，警方将以他参与地下彩票的罪名指控他洗钱，一旦他被拘留，警方有就可能盘问他达芙妮的谋杀案。他曾安排贿赂一名官员安插在这个案子。现在，他惊恐地发现，那个被买通的黑心警察不在这里。

西玛从车里拿了一个冰淇淋盒。他坚持要把它带到警察局，并说他需要当着阿诺探长的面打开它。在审讯室里，阿诺看着他抽泣着撬开盒子，倒出里面的东西。里面有一张总理办公室西玛站在舍姆布里旁边的照片，一堆记录着他的秘密录音的U盘，还有一张手写的便条:

“我，梅尔文·西玛，在此声明，我就是达芙妮女士谋杀案的中间人。我写下这个声明是为了让你们知道是谁雇用了我并为炸弹付钱。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意识到这两个人，凡奇和舍姆布里，正在努力摆脱我。所以我准备了这个证据，以防万一我被灭口，你们还可以知道整个真相。”

研究达芙妮档案的记者发现，穆斯卡特发电厂的合同毫无意义，除非它是一种获取公共资金并将其分配给股东的方式。马修告诉我：“他们抢走了所有人的钱，这个项目就像一个蓄水池，蓄满了整个马耳他人民的血汗钱，然后一次性拿走。’”

阿塞拜疆的石油公司也参与了这笔交易，《卫报》调查记者朱丽叶调查的结果是，阿塞拜疆人在为马耳他官员洗钱并收取回扣。其他的利益相关者，比如凡奇，光是为了犒劳他在转移财产上的一些特别重大的“功绩”，就获得了上百万的“成功费”。马修说：“那个公司本身，它也不过是一个空壳，他们好像有四名员工。就是那个国家主要电力来源的发电站项目的员工，对，就是四个人。”

达芙妮还没有确定腐败的全部规模，但她已经接近了。她写道：“我发现这个集团在利用一家名为17 Black的公司，这家公司是在阿联酋注册的。”该公司成立的主要目的是向舍姆布里和米兹的巴拿马空壳公司转移约200万欧元。但是，她接着说，“17 Black的最终受益人是隐藏的。”

现在，路透社的斯蒂芬发现，17 Black的主人正是凡奇。

“他是幕后操纵者，”马修说，“我们可以从泄露的电子邮件中看出，这个家伙控制着一切。每次出现问题，其他董事和经理就会告诉他，‘凡奇，帮我们联系一位部长。’他们无论做什么事都得听从他。’”

马修补充道：“你得看看整个情况是多么的意外。”

来自不同的年代和不同的大陆，很多信息之间毫无关联，都是一些碎片。“想象一下，还有多少东西没有发现，还有多少东西没有被泄露。莫萨克冯塞卡律所（被发现“巴拿马文件”的律师事务所）甚至还不是不是巴拿马最大的律师事务所!”

马修继续调查空壳公司和金融犯罪，并宣讲应该解散发电站背后的电气体公司。“人们似乎认为企业是一种自然的力量，”他告诉我。“我们能做些什么，比如，确保这家公司不会继续从谋杀和腐败中获利？我们能做的太有限。这家公司是垄断企业。”

他指着角落里的一盏灯继续说道，“灯亮着的每一秒钟，都有钱被送到凡奇、他的家人和项目的其他股东手中。我的余生都要继续这样做吗？继续付钱给那些贪污腐败并且直接导致我母亲被谋杀的人?（电气体公司否认腐败指控。）

到2017年初，电气体公司已经耗尽了马耳他政府6亿欧元的贷款。马修说，“除了我妈妈，每个人都在把这些事情分开来看，没有想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如果达芙妮能完成她的工作，“他们就不能达成新的协议了，欧盟会怀疑它的合法性。但是他们急需在年底前达成这个新协议以进行再融资。所以他们做了什么呢？杀了我的母亲，然后几周后，他们顺利拿下了新协议。”

在西玛被捕的消息公布之前某一天晚上，穆斯卡特打电话给舍姆布里讨论凡奇。然后舍姆布里打电话给凡奇，午夜已过，他们谈了大约20分钟。打完电话后，舍姆布里处理了他的手机。凡奇拿了21张SIM卡和7000欧元现金，登上了他的一艘游艇。他向西西里岛方向出发，但被马耳他武装部队拦截并被软禁。

凡奇长期患有焦虑症，最近在他位于戈佐岛的医生家中度过了一段时间，在那里他把镇静剂和可卡因混合使用，喃喃自语地晕了过去。现在他病情发作了，医生带着一张镇定剂处方，动身去往凡奇位于波托马索的家里。

在他到达之前，医生接到了舍姆布里的电话，舍姆布里让医生先去他家并递给他一叠文件，要他送到凡奇。当医生到达波托马索时，他想把文件递给凡奇的一个律师，但是凡奇怒气冲冲地把文件抢走了。医生刚走到门口，他就听到凡奇压低声音说道：“如果我倒下了，他们也会跟着我一起倒下。”

舍姆布里的文件包含了一份精心打印的背景资料，目的是为了将达芙妮的死嫁祸给另一名政府部长。这份文件长达四页多，每一个环节都设计地滴水不漏，甚至包括西玛的秘密录音内容。这个文件会对其他确凿的证据做出合理的反驳。

幸亏这个精心设计的剧本首先落到了警方的手里，凡奇和他的医生后来都证明了它的来源（舍姆布里否认他写了这份文件，以及其他几乎所有的事情。）否则的话，凡奇已经编辑了舍姆布里的剧本，稍微润色一下，就可以颠倒黑白了。

在警察审讯凡奇的最初几分钟里，他双臂交叉，闷闷不乐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他请求特赦，但是穆斯卡特拒绝了。然后扎拉问起达芙妮被杀的事，凡奇说话了。他说：“我必须说的是，可以肯定的是，一切舍姆布里先生谋划的。”

他戴着黑框的厚眼镜，穿一件黑色高领毛衣，说话声音粗哑。他补充说：“还有一个人知道是舍姆布里策划了这起谋杀。”

“另外那个人是谁？”扎拉问道。

“总理约瑟夫·穆斯卡特。”

穆斯卡特否认与暗杀事件有任何牵连。凡奇被捕那天，成千上万的人游行到议会，高喊达芙妮的临终遗言：“形势非常危急。”

他们高呼他们的领导人腐败，他们是刺客、是黑手党。就好像达芙妮的死，证明了她的专栏所写的一切都是真的。“保罗跟我说：“这是第一次，所有人都明白这是一起国家支持的暗杀。”

保罗在前一晚已经回到马耳他，现在他和他的兄弟们加入了抗议者包围议会的行列。安德鲁回忆说：“当时的计划是等部长们离开议会，就向他们扔鸡蛋和硬币，然后对他们喊话。后来有人跑过来说，‘他们从后面逃跑了！’”

政客们慌忙跑进瓦莱塔城堡周围的一条旧护城河，躲在一座桥下，选民们称他们为“老鼠”和“懦夫”，并向他们吐口水。保罗说，“想想这会对公众造成什么影响，看到你们的统治阶级沦落到这种地步。”

保罗当时正在录制一个关于他母亲被谋杀的播客，和一个制作人一起来到瓦莱塔。他说：“这是两年来我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希望和正义，这感觉好极了，但我内心深处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愤怒。他们起诉她，她死后，他们继续起诉我们。他们一直否认罪行，他们不断指责我们诽谤他们，说马修参与了她的暗杀。他们说我们疯了，说我们完全错了。他们还说我们腐败。现在看到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相互揭发罪行，他们丑恶的嘴脸比什么都让我生气。”

夜幕降临。一艘船锚抛到了海底，撞坏了从西西里输送电力的电缆。穆斯卡特的新发电站第一次被要求为全国供电。商店的灯光和街灯闪了那么几下，然后彻底歇火了。

随着抗议活动的继续，穆斯卡特召集内阁，听取阿诺的紧急报告。一直持续到凌晨三点。保罗说：“时不时地，我们会看到一位部长站在窗口，拉开窗帘，看看我们是否还在那里。”然后穆斯卡特出现了，人群中爆发出一片嘘声。一排鸡蛋溅到他的保镖身上，他们赶紧把他送上一辆汽车，离开了瓦莱塔。

他说：“在那个时刻，我感受到，民众看到他们的领导人软弱无比，他们从那一刻起就再也不会拥戴他了。

舍姆布里宣布辞职，几小时后，他被捕了。随后米兹辞职，最后，穆斯卡特也辞职了。

凡奇的手机内容引发了几项新的刑事调查。(凡奇现在否认与谋杀有任何关联，他的律师称他是被舍姆布里和西玛欺骗的受害者。)据了解调查情况的人士说，如果把凡奇的电话内容公开，将“让这个国家震惊”。

马修孩提时候的记忆中，他母亲喜欢呆在花园里，有时候会递给他一些罐子，并告诉他填满土。他现在和女友加布里拉以及父亲住在家里，闲暇时间他和加布里拉一起打理达芙妮的花园。2018年10月，当他搬回来时，花园一片混乱。“很多东西都死了，”他说。“到处都是杂草。”

在过去的两年里，他们已经种植了大约500棵树，角豆树、各种松树、橄榄树和橡树，还有桃金娘树、石榴树、杏树、香蕉树、地中海棕榈树和四百多种猴面包树。在房子后面，靠近马修童年卧室的地方，有一棵橘子树，它很结实，底部有一个巨大的垂直伤疤，树枝内侧有个洞。大约15年前，一群人试图烧毁这所房子，火和燃料从院子里溢出来，火焰爬上了这课树，当时它只是个小幼苗。接下来的几年里，那棵树苗慢慢地死了，但它的周围又长出了一棵新树。那场大火早就过去，但你仍然可以从它的形状上，看出它曾经经历了什么。

文章来源：《纽约客》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0/12/21/murder-in-malta作者：本陶布（Ben Ta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