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巴伦周刊（BARRON）12月2日发文称，最近公布的新冠疫苗试验中展示的疗效，给人们带来了回归正常的希望。

辉瑞公司（Pfizer）和德国生物技术公司（BioNTech）和Moderna的初步数据非常鼓舞人心，表明其获批应急使用指日可待。而最近更有消息称，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学的疫苗有效，这也助长了人们的乐观情绪，人们认为会有更多的突破。

从理论上讲，安全有效的疫苗的到来将意味着新冠即将结束的开始。实际上，我们甚至还没有做到提供疫苗，并且公平分配给所有需要疫苗的人。

可以肯定的是，在几个月内制造出疫苗值得称赞。人类在技术上取得了巨大的飞跃。大多数领先的候选疫苗都是针对病毒尖峰蛋白（spike protein）的免疫系统防御，这种方法是通过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U.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多年的研究而实现的。

更为直接的是，生物技术公司公司从德国政府获得了4.45亿美元（约29亿人民币）的资助，现代公司从流行病防备创新联盟获得了100万美元（约656万人民币）的资助，并从美国生物医学高级研究与发展局和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获得了超过10亿美元（约66亿人民币）的资助。

阿斯利康疫苗已获得超过10亿英镑（约85亿人民币）的公共资助。

但是，要想让技术进步转化为全民健康，集体创新就应该以公共利益为导向，而不是以私利为目的。在流行病蔓延的情况下开发、生产和分发疫苗时尤其如此。

高收入国家已经预先订购了足够剂量的疫苗，足以覆盖其人口数倍，而其他国家的剂量可能太少，甚至无法覆盖其最危险的社区。

任何一个国家单独行动都无法解决这一危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普遍和免费提供的疫苗。然而，目前的体系将高收入国家的利益置于其他所有人的利益之上，将利润置于公共健康之上。

实现全民疫苗的第一步是确保临床试验结果的完全透明，这将使人们能够独立和及时地评估安全性和有效性。

通过企业发布稀少的、初步的数据，是为了金融市场，而不是为了公共卫生社区。

这种做法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当医药股价飙升时，卫生专业人员和公众却对报告的结果持怀疑态度。随着关于阿斯利康疫苗临床试验设计和实施中的缺陷的更多细节出现，要求开放科研和立即分享结果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此外，关于主要候选疫苗的关键问题仍未得到解答。

为了应对高收入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压力，制药公司正急于将候选疫苗推向终点线。

因此，他们设计的第三阶段临床试验是为了尽可能快地获得读数，而不是再去解决更多相关的问题，比如疫苗是否能预防感染或仅仅是预防疾病。此外，目前还不清楚这种保护能持续多久，或者说某种疫苗对年轻人和老年人是否同样有效，是否对有并发症的人同样有效，以及顶级候选疫苗之间的比较。

此外，还要考虑发达国家的利益，这仍然是疫苗推广的主导因素。虽然新冠疫苗全球获得机制（COVAX）代表着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但其影响正被有能力购买多种疫苗的富裕国家的大规模双边预购协议所抵消。

例如，高收入国家已经购买了辉瑞、生物技术和现代公司的疫苗产量的近80%，这些疫苗将在一年内上市。

总的来说，富裕国家已经从不同的疫苗制造商那里获得了38亿剂疫苗，而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则为32亿剂。换句话说，高收入国家已经预购了足够的剂量，足以覆盖其人口数倍，而世界其他国家的疫苗可能太少，甚至无法覆盖其最危险的社区。

同时，由于疫苗竞赛主要集中在西方市场，一些候选疫苗在发达国家之外几乎没有生存空间。比如辉瑞和生物技术公司的疫苗必须保存在-70ºC的温度下，这比南极的冬天还要冷。分发这种疫苗将带来昂贵而复杂的物流挑战，特别是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除了国家利益之外，还潜藏着更为狭隘的私人利益问题，这源于过度金融化的生物制药创新模式。目前，疫苗研发的商业模式已经被摸清，疫情暴露了投资者的潜在暴利。当他们从股价暴涨、资本收益飙升中获益，并在公司宣布临床试验有希望的初步结果的同一天抛售公司股票时，提供给人民的疫苗已经被抛之脑后。

新冠危机是一次完美的检验，检验在未来的几年里，更加以公众健康为导向的创新和生产方式是否会盛行。辉瑞公司坚持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模式，而阿斯利康公司至少承诺在新冠期间不从疫苗中获利。

然而，尽管所有的公共投资都为这些创新提供了保障，但这一过程仍将是不透明的，这让人怀疑阿斯利康是否真的准备将公众健康置于利润之上，并以成本价提供其疫苗。

最近的疫苗消息在给人们带来希望的同时，也暴露了医药行业破绽百出的商业模式，让人们对提供疫苗、实现全民健康的前景产生了怀疑。

一切照旧，可能让我们在这场危机中勉强度日，但有更好的办法。在下一次大流行病到来之前，我们必须认识到疫苗是全球健康的共同财产，并开始调整创新体系的方向，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建立共生的公私伙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