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记者Selina Xu的报道说，中国富翁的后代们一方面选择回中国发展，另一方面也希望努力弥合中美之间的裂痕。

多年来，哈佛中国论坛将各国商界大亨们拉到学校的房间中，其中包括马云、雷军、黑石集团斯蒂芬施`瓦茨曼和桥水的雷·达里奥。

应学生们（其中一些学生恰好是中国亿万富翁的子女）的邀请，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的富豪阶层，每年都会在那里进行热烈的思想交流，展示财富弥合地缘政治裂痕的力量。

现在，这样的场景越来越少了。

中美关系如此紧张，即使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也很难将聚拢双方。今年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举行的中国论坛上，只有少数来自中国大陆的高管亲自出席。

至于过去曾为中国论坛增光添彩的精英学生们，许多人正在回国。

最近峰会的一位组织者张女士，是中国最大零售商创始人之一的女儿。现年 25 岁的她出于隐私考虑，不愿透露自己的全名。她与母亲一起在湾区长大，父亲则留在北京。由于这种 “飞行 “式的家庭安排，张的童年跨越了两种文化：她操着加州口音，曾在哈佛大学划船，精通西班牙语。

当被问及她更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时，张称这是一个 “存在的问题”。但在 2020 年，她决定暂停美国之旅。

她说，”在这一点上，你几乎感觉自己必须选择一方，或者投身于世界的某一部分。”

她要求不要透露父亲的身份。最后，她觉得中国可以提供更多。她说：”更好地了解中国社会、经济和政府，对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与中国有联系的人来说，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情。”

注：关于哈佛中国论坛，根据网站资料介绍 ，哈佛中国论坛成立于1997年，是北美最大、历史最悠久的由学生组织的中国峰会。论坛旨在为富有建设性的对话提供平台，深入探讨中国面临的挑战、问题和趋势，改变与会者对中国的传统印象，并鼓励他们为建设中国的美好未来出谋划策。论坛邀请商界、学界、政界等领袖精英各抒己见，与会者有机会听取世界知名专家对各种与中国相关话题的见解。哈佛中国论坛于每年四月在哈佛大学召开。

张并不孤单。她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富裕家庭青年回国潮中的一员，他们放弃了过去梦寐以求的海外工作和外国国籍。虽然中国正面临着世界上最大的百万富翁外流潮和不断增长的资本外流，但不断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海外对中国公民日益增长的敌意，正在改变着人们的想法。

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息网的数据，2022 年，海外中国毕业生回国人数比一年前增长了 8.6%。在出国留学人数增加的同时，也有更多人选择回国发展。回国人数占海外大学入学人数的比例，从世纪之交的23%上升到2019年的82%，当时有超过58万名中国留学生回国。

中国的 Z 世代出生于中美关系的鼎盛时期，当时全球化正处于上升阶段，而现在他们正处于一个截然不同的保护主义世界。

制造商正在将生产从中国转移出去，美国及其盟国正在限制中国获得其最先进的半导体产品；中国政府正在收紧信息流通；潜在的技术盗窃指控，正困扰着在美国的中国高管和学者。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的脱钩正在改变中国学生的生活，他们现在面临着出国签证申请被拒和国内青年失业率上升的问题。

这个国家最有特权、最国际化的年轻人不会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而且由于他们的财富和家庭关系，他们有更多的选择尽管如此，许多人还是暂时选择了中国，尽管有些人持有绿卡或有移民计划。

他们拥有安全网和经济资源，这意味着他们有资本承受逆向文化冲击，并应对富裕阶层遭受突然打击的持续风险。

家族企业咨询公司G. Li & Co.的首席顾问马歇尔·任（音，Marshall Jen）说：”Z世代了解在中国的困难，但他们觉得如果在亚洲发展业务，机会会更多。他们也不想去欧洲或北美。”

任也来自富裕家庭，他的父亲是中国最大的国际学校运营商之一，现在他还在指导其他第二代客户。

在中国，有人脉机会很多。

“许多行业都存在巨大的人才缺口，包括半导体、制药和其他高技能服务行业，”《新中国策略：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The New China Playbook: Beyond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一书的作者金刻羽说。”海龟’能够提供的与国内受教育的同龄人不同的东西，可能是更多的实践经验、商业头脑和全球视野。”

注，纽约时报中文网写过这位作者，她父亲金立群曾任中国财政部副部长，现任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刻羽身在西方，但并没有西化。她精通英语和法语，曾就读于哈佛大学，现在伦敦政经学院任教。她在高盛和世界银行里游刃有余。但她仍然是一个骄傲的中国人。”

保持谦逊和安静

这些富家子弟组成了一个很小的圈子，其中还包括何超欣（Alice Ho)和任(Marco Ren)等人。何是一位博彩业大亨何鸿燊最小的孩子（何鸿燊和四太太梁安琪的女儿），任是重庆房地产大亨之子。

这些富二代被媒体称为 “富二代”，就读于世界顶级名校，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和西方知识分子的摇篮之间来回穿梭，积累着父辈们难以企及的社会资本。

何在中国微博网站上的社交媒体信息，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蒙太奇：科切拉狂野派对、巴塞尔艺术博览会派对和黑粉音乐会，夹杂着她在天津世界经济论坛和气候谈判上的光鲜形象。她现在住在北京，是全球大学气候联盟的首席青年官员，此前她曾参加清华大学的苏世民学者项目。

这是她第一次在大陆生活，在此之前，她在香港度过童年，在英国读寄宿学校，并在麻省理工学院接受高等教育，还曾担任哈佛大学中国论坛的联络官。

去年11月率领青年代表团前往沙姆沙伊赫参加COP27的何超欣说，”气候变化是一个将影响我们这一代人–Z世代–不仅在发达国家，而且在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她说，”我对钱不感兴趣，有很多的基金会，有好的，也有坏的。我只想尽我所能帮助更多的人。”

在选择中国生活时，许多二十出头的富二代，在这个岌岌可危的世界上面临着细微的审查。随着不平等的扩大和中国备受推崇的社会流动性的丧失，中国政府正在加强对财富的控制。社交媒体上关于富二代烧钱、给宠物买苹果手表、撞坏法拉利跑车的图片加剧了人们的不满情绪，中国网民随时准备标记任何不良行为或不忠的迹象，这可能会对富裕的Z世代的家庭造成严重影响。

家族企业顾问任说，现在这群人的口号是 “保持谦逊，保持沉默”。在一个强调 “关系”或 “人脉”的社会中，金钱和特权继续为人们敞开大门，但现在越来越有必要隐藏特权的迹象，或者去证明特权是为了更大的利益。

也有例外。

24 岁的任（Marco Ren）的父亲是一位房地产大亨（注，根据资料显示，似乎是重庆融导房地产公司的任兴中），今年 3 月，他花 1000 万元（140 万美元）买下了一家为儿子提供篮球训练的公司，因为前东家遇到了资金周转问题，此事在微博上流传开来。

任说：”这被夸大了。事实上，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富二代。”

尽管如此，大多数超级富豪仍对与炫耀性消费的联系保持警惕，并对政治活动持谨慎态度。

今年 6 月，24 岁的何为《中国日报》撰写了一篇短文，呼吁香港其他年轻人抓住 “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在最后她说：”我对香港的未来充满信心。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在治理香港的爱国人士的支持下，我相信香港将继续繁荣昌盛，同时保持其独特的身份和文化。”

中国引力

面对国内的种种质疑，许多中国最富有的新毕业生正在放弃海外生活。有时，他们是受到了中国潜力的诱惑。有时，他们是因为在海外感到疏离。

大流行病发生后，任改变了留在澳大利亚的想法。在悉尼郊区的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他所在的系里几乎没有其他中国面孔，任感到孤独，与他习惯的繁华都市生活格格不入。

当被问及在悉尼期间他都做了些什么时，任说：”吃饭。玩电子游戏”。

当学校通知所有国际学生于2020年离校时，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在中国的家里上网络课，养成了受骗上当的感觉。今年 1 月毕业时，他对澳大利亚没有什么留恋。

“我曾想过在澳大利亚的一家银行工作，但他们不招留学生。通常人们希望先在西方国家工作一段时间，但说实话，那种生活方式不是我想要的。最后，我还是回国了。”

对于毕业于哈佛大学、目前在北京一家科技公司工作的张来说，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比西方教育背景的年轻人可能面临的棘手过渡更重要。她说，在国外工作多年后，适应中国的工作环境是一项挑战。

她说：”第一份工作令人震惊。”

当张的同事用中文交谈时，她很容易听错微妙的语境和暗示，因为她习惯了更直接的说话方式。”我肯定得适应很多潜在的文化规范和交流规范。”

尽管如此，张仍然坚信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工作帮助她更好地了解了建立可持续食品体系的障碍，包括为农民提供最后一英里的配送服务。

张在中国的人脉也拓宽了她的视野。今年 3 月，张与公司的一位高层管理人员一起前往亚布力滑雪度假村参加了中国企业家论坛，推广公司的产品。她的父亲也参加了论坛。

她总结说：”尽管围绕中国崛起有很多问题，但中国正在崛起。”

脱钩

通过选择中国，像张这样的中国Z 世代富二代，正在缓和资金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流的趋势。上世纪 70 年代，随着中国向资本主义开放，中国富豪们建立了一些世界上最大的企业，他们的继承人未来很可能控制着近 1.1 万亿美元的累积财富。

任是香港中文大学家族企业中心的执行董事，他表示，这些继承人中的大多数都对在中国创业感兴趣，或者通过新加坡和香港的家族办公室进行投资，而不是在西方。

然而，他们的选择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这些超级联系人的回国，使美国及其盟友失去了对中国内部运作的深入了解。理解力的下降是双向的：民意调查显示，年轻的中国人对美国的印象比他们的父辈更负面，但在美国学习过的人除外。

对中国来说，在习近平与普京的 “无上限 “伙伴关系、台湾的紧张局势和对香港的打压，有可能使中国进一步孤立于美国及其盟国之际，这种累积效应将破坏中国在全球施加更大影响力的目标。

在美国各地的校园里，在深夜的寝室讨论和食堂谈话中建立善意和互信的机会越来越少。尽管美国仍然是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首选，但2023年1月赴美留学的人数与2020年同期相比下降了29%。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5月份的一份报告显示，约有五分之二的中国人希望到国外接受研究生教育，他们现在倾向于选择一个对中国更友好的国家。

慕浩然（Dan Murphy）说，减少跨文化交流可能会带来 “巨大的国家安全风险”。

他帮助促进美中学术交流已近二十年，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莫萨瓦-拉赫马尼商业与政府中心执行主任。

随着像张这样的毕业生回国发展，哈佛大学的中国论坛也出现了某种脱钩现象。2021 年，这一旗舰会议首次在北京举行，地点选在首都第二高摩天大楼的顶层。去年，另一届分论坛在杭州举行，会议地点位于西湖国宾馆的亭台楼阁之中，习近平曾在此会见美国前总统奥巴马，1972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也曾在此漫步.这里的环境让人联想到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

在传统的灰色屋檐下，在酒店全景宴会厅里，在哈佛大学深红色的背景下，一些中国最杰出的首席执行官和大陆校友齐聚一堂。由于疫情的限制，美国与会者的人数没有往常那么多。

这预示着，论坛在马萨诸塞州剑桥蓬勃发展了几十年之后，有可能也在脱钩。

哈佛大学中国论坛在一封电子邮件声明中说：”从每年数百名与会者的热情、激情和认真态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公众对有思想、有批判性的中美对话的兴趣一如既往。这让我们确信，该论坛现在是、将来也仍将是进行这些重要对话的坚定平台。”

尽管如此，金刻羽说，现在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少，这对中美两国来说都是不幸的，”这是两国之间的粘合剂，恰恰代表了两国应该竭尽全力保护的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