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报道，澳大利亚前总理提出的新冠来源“独立调查”激怒了中国，之后，当地葡萄酒业遭到中国惩罚性关税的毁灭性打击。目前，当地的葡萄种植者依然身陷红酒过剩和葡萄价格暴跌的痛苦中，很多人选择尽快退出这个无利可图的产业，毕竟再没有一个海外国家可以达到中国的消费规模。

多年来，中国市场一直渴求澳大利亚的葡萄酒。中国的饮酒者如此热衷于澳大利亚的浓郁红酒，以至于当地的许多葡萄园纷纷开始用深色葡萄品种取代白葡萄。酒厂甚至恢复使用瓶塞，而不是方便的旋盖，因为中国消费者喜欢传统的塞子。

但随后发生的事件，让所有的繁荣都烟消云散了。

2020年4月，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呼吁对新冠来源进行独立调查。中国很生气，谴责所谓“独立调查”实际上是在搞政治操弄，干扰国际疫情防控合作。作为回应，中国使用了压倒性的经济实力，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征收惩罚性关税。

瞬间，澳大利亚最大的海外市场消失了。之后的第一年，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葡萄酒销售量暴跌97%。当地的储酒罐里未售出的陈酿设拉子和赤霞珠溢出了，对红葡萄价格造成压力。

澳大利亚的葡萄种植者仍在受苦。今年，对红酒的需求更少，农民们正面临着一个选择，是在巨额亏损的情况下出售葡萄，还是将成本保持在最低水平而不进行采摘。像毛罗·特拉瓦格里奥内这样的葡萄种植者，开始担忧起他们家族企业的未来。

自从关税生效以来，在他位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郊外河岸地区的130英亩农场里，他没有生产任何批发红酒。去年，他把自己的红葡萄种植园卖给了其他酒厂，勉强赚回了成本，他觉得这样已经很幸运了。

他说：“每天都在挣扎，我不得不认真思考：这一切是否还值得我继续做下去。”

他的家庭一直住在南澳大利亚州的一个农村小镇怀克里，他的父母在1966年在那里买了一个小型水果农场。

当中国市场刚刚兴起时，中国政府把进入中国市场作为一根“胡萝卜”。现在，中国经济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失去进入中国14亿消费者市场的机会带来的威胁相当于一根“大棒”，很少有国家或行业能够承受得起。

北京通过阻止进口台湾的菠萝、苹果和鱼，来对台湾施加政治压力。当立陶宛向台湾示好时，中国对这个波罗的海国家实施了非官方贸易封锁。

最近几个月，中国在外交上采取了柔和态度，这增加了改善中国与澳大利亚贸易关系的乐观情绪。11月，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和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在20国集团的一次会议上进行会晤。

一个月后，外交部长黄碧云成为四年来第一位访问中国的澳大利亚最高外交官。双方同意就贸易问题展开对话。

但仍有很多争执需要解开。在澳大利亚要求展开新冠来源“独立调查”后不久，中国商务部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相关葡萄酒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2021年3月，中国对销售数量少于两升的澳大利亚葡萄酒征收为期五年、最高达218%的关税。

惩罚性措施并没有就此结束。关税不包括以大袋装运输并在中国装瓶的红酒，但澳大利亚农民说他们的货物在中国港口停留了几个月，无法通关。中国还阻止了澳大利亚的其他进口产品，如煤炭、大麦、棉花和龙虾。

中国从澳大利亚葡萄酒的最大买家（占出口的40%）变成了第23位，低于瑞典和菲律宾等国家。这个行业在2015年中澳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后调整了优先事项，此次惩罚性关税对其打击是毁灭性的。

根据澳大利亚葡萄酒协会的数据，即使是在种植葡萄总面积缩小的情况下，由于在中国购买的澳大利亚葡萄酒中约有95%是红葡萄酒，河岸区的农民在过去十年中增加了1600英亩的赤霞珠、设拉子和梅洛葡萄树。

南澳河岸地区议员提姆·惠斯通说：“我们受到了中国的诱惑。”

河岸地区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葡萄产区。他估计，今年当地一半的红葡萄不会被采摘出售。

他说：“我们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中国的篮子里，结果被反咬一口。”

尼奇·帕伦是冲进中国市场的澳大利亚酿酒师之一。她会说流利的普通话，从2014年开始向中国运送葡萄酒，每年达到200多万瓶，这大约占她业务的90%。

当关税来袭时，她的业务消失了。

她尝试售卖不受关税影响的产品。起初，她制造伏特加和白兰地等烈酒。她甚至还涉足了起泡葡萄柚汁，但它们未能流行起来。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因为澳大利亚处于封锁状态，很难在国内招揽新的业务。

帕伦最终在墨尔本开设了一个品酒室，专注于在澳大利亚国内的销售。现在，她的大部分销售都在国内。她说，她一直在关注其他海外市场，“但就数量而言，没有什么可以取代中国的规模”。

尽管发生了这一切，帕伦说，问题不在于中国，而在于澳大利亚前任政府缺乏娴熟的外交手段。她说：“我们公开羞辱中国，我觉得这是非常错误的行为。”

痛苦在澳大利亚继续加深。巨头美誉葡萄酒业对它的河岸区农民合作社说，今年生产更多红酒只会在明年积压更多红葡萄。

美誉葡萄酒业说，不想购买更多的红葡萄作为多年合同的一部分，而是想缓解供应过剩，并将向农民支付“停产”葡萄园的费用，或者让葡萄树处于休眠状态，今年不生产水果出售。公司还提出向农民支付费用，让他们把红葡萄藤转为白葡萄藤。由约500名河岸地区葡萄种植者组成的CCW合作社的商业经理梅兰妮·卡加斯说，她在这之前从未听说过这种提议。

合作社成员威尔·斯温斯特德在河岸区的奥弗兰角拥有一个家庭农场，他说：“这种提议不是有利可图的选择，而是被动等待的选择。”

斯温斯特德选择不收获他种植的红葡萄。他说，这很令人失望，因为他在过去五年里投入巨资种植设拉子葡萄，以满足中国市场的需求。不过，他比当地的其他农民要好一些，因为他还有另一项种植西瓜的业务。

经营农场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容易出现繁荣或萧条周期。但葡萄种植已经根植于特拉瓦格里奥内的血液中。他的父母于20世纪50年代来到澳大利亚，他们就出生在意大利的酿酒家庭。他一直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天能接管家庭农场。

但现在，55岁的他正在重新考虑，这是否真的是他希望孩子们过上的生活。

关税并不是唯一的挑战。在雨季，附近的墨累河水位上涨，而这种湿气提升了作物疾病的风险。肥料、运输集装箱和其他商业支出的成本也更高。

当他的儿子表示出对酿酒的兴趣时，特拉瓦格里奥内鼓励他去探索其他职业。他的儿子明年将在一所大学学习机械工程。

特拉瓦格里奥内：“这令我心碎，很难鼓励年轻一代进入这个行业。”

最近，他得知他的邻居（第三代葡萄种植者）正在退出这个产业并将财产挂牌出售。特拉瓦格里奥内说，即使退出这个行业也很艰难，因为许多葡萄园都在出售，但没有买家。

他补充道：“如果这种情况再持续两三年，很多种植者就会撤走，直接走人。留下来没什么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