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社报道，中国最高经济政策制定者的新阵容即将登台，西方对此看法一致悲观，然而文章认为，基于历史的复杂性，对中国政治政策左转的非黑即白判断似乎过于简单而仓促。或许，团结一致的新领导班子要比上一代领导层更加务实。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者确认其中事实。
中国经济管理高层即将迎来几十年来最大的一次改组，受国际社会尊重的一代经济官员，将为习近平亲信继任者们让路。新一代经济决策者们，并不具备匹配的学术资历或海外声望。
改组预期加剧从华尔街、华盛顿、英国到日本的普遍焦虑。外界担心新的管理阵容会成为习近平的“yes-men”（没问题侠，指言听计从），这会让中国进一步走上国家干预和国际孤立的道路，偏离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
然而，也存在另一种看法。
这种看法比较低调，即高层的信任、在中国激烈的政治体系中坚忍不拔的经验以及务实的决策，比死守经济学教科书更重要。如果是这样的话，新团队可能会比他们的前任更有能力推动中国现在急需的痛苦改革。
今年的全国人大将于当地时间3月5日在北京召开，这次高层领导人的大换届赋予此次大会更多意义。届时将确定中国18万亿美元经济的GDP增长目标（可能是5%左右或更高），和国家预算的目标（可能是略微减少财政赤字）。习近平还表示，政府机构的调整正在进行中。
彭博经济专栏的最新预测显示，如果习近平的新领导班子通过正确的改革组合来提高工人的生产力，稳定与美国的贸易和技术联系，并抵消快速老龄化的负面影响，中国可以在2030年之前实现年平均5%的增长。
但是，如果他们不能在这些关键领域取得成果，不能在市场自由化方面走回头路，或对房地产危机处理不当，GDP增长可能会下滑到近每年2%，这会让美国牢牢占据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
随着美中紧张关系的加剧，不难看出为什么许多西方观察家对即将到来的中国领导班子阵容感到悲观。
李克强总理将在今年退休，他与习近平有彼此独立的权力基础，在学生时代就获得了中国经济学的最高奖项。接替他的可能是习近平的前办公室主任李强，他曾将习近平的“清零”政策指示转化为严格的上海封城，这导致去年经济的增长下滑。
副总理刘鹤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学者，曾在2013年发出了市场在中国经济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议程呼吁。他也将退居二线，预计他将被何立峰取代。何立峰与习近平相识四十多年，从地方政府升任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国际经验较为有限。
央行行长易纲是著名的“学者型官员”，曾在美国教授经济学，据说他将被朱鹤新取代，朱鹤新是一位资深的银行家，学术资历不深。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除国务院副总理职位外，何立峰还成为央行党委书记的有力候选人。
从1978年邓小平的开放政策到1990年代末朱镕基的国企改革，再到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走的是一条市场自由化和全球参与的道路。
在悲观的观点中，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后，开放政策的转向苗头开始出现。北京对自由市场模式的信心被削弱，大规模刺激措施使经济进一步向依赖国有银行贷款的方向倾斜。
从2013年开始，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确认了政策左转的趋势。《中国制造2025》这样的标志性举措，责成国家规划人员掌握关键技术，“共同富裕运动”中政府对阿里巴巴马云等企业家施压。
对香港抗议者的镇压、新疆的侵犯人权行为，以及在乌克兰被入侵前夕与俄罗斯公布战略伙伴关系的做法，使美国及其盟友的预期变得更加悲观。
去年，对中国前景的悲观情绪引发了外国投资者的出走。在10月的党代会上，习近平赢得了第三个总书记任期，并在关键岗位上安排了他的亲信和密友，这导致更多外国投资者的退出。
但随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股市开始反弹，团结一致的领导团队可能被证明领导有方。1月，中国取消了新冠限制令，扩大了对困境中的房地产行业的支持，并减轻了对企业家的施压，随后股票大幅上涨。
这种市场的逆转说明，对中国领导层非黑即白的解读是存在缺陷的。外界先是押注习近平的盟友席卷领导层将对经济增长不利，随后又认为这是积极因素。
历史不是非黑即白的单向发展。邓小平被誉为中国自由化的倡导者，但他还推出了独生子女政策，这是对家庭生活的重大干预，现在对经济增长造成了人口上的拖累。朱镕基在国家改革者的神殿中仅次于邓小平，但他也曾关闭数以千计的小型国有企业，他希望中国可以在全球竞争中获胜。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私营部门在许多方面都得到了发展。2012年他上台时，私营企业仅占全国顶级上市公司市场价值的10%。到2022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40%以上。彼得森研究所的分析发现，这一份额在统计时期末逐渐下降。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已经削减了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并为跨境持有股票和债券打开了更宽广的大门。西方银行比以往具有更大影响力。外国汽车公司不再被迫与国内竞争对手建立合资企业。事实上，在李强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特斯拉在上海建立了一家工厂。
还有更多事情要做。允许私营企业蓬勃发展，在更平等的条件下与国有对手竞争，以及重建与先进经济体的贸易和投资关系，这是提高生产力的关键，也是实现由彭博经济专栏预测的在未来几年实现年增长率维持在5%左右的上行方案的关键。
有一些人乐观地认为，中国新晋政策制定者将继续带领中国走上外向型和市场驱动的道路。
花旗集团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了李强经济学的“三支箭”：发展民营经济，开放招商引资，以及促进产业升级。花旗银行分析师说，从他在浙江、江苏和上海等地的工作来看，李强的政策是相对自由和务实的亲商风格。
政策变革与其说是为了克服国有企业的阻力，不如说是为了赢得上百万普通公民的支持，市场与国家、参与与孤立这样的对立二分法并不是正确的评论框架。
这正是提高退休年龄和促进增长的进一步城市化所需要的改革。
中国最大的增长挑战是其劳动年龄人口正在萎缩。劳动力在2050年将从2016年接近7.7亿的峰值下降到5.5亿。推迟领取养老金以抵消人口拖累对习近平的新领导班子来说非常重要，但这在中国的工人群体中是不受欢迎的。
上亿农民工和农村居民仍然面临着获取生活空间的障碍，如果更多的人在城市里安家，获得技能并找到更多的工作，那么他们的潜力就会被释放出来。但对许多人来说，随着生活成本的上升，大城市的吸引力正在消退。习近平的新领导团队需要通过提高高收入者的税收来扭转这一趋势，以资助教育和医疗的改善。
政策的转变往往是由环境而非意识形态驱动的。习近平在第一个任期开始时就全力以赴地致力于市场改革，但却面临着一系列危机：从2015年的股灾和资本外逃，到2018年与美国的贸易战，这些危机使改革陷入僵局。
在中国的眼中，美国作为效仿对象的吸引力已经消退。在中国，游戏改编的真人剧集《最后生还者》已被重新命名为《美国的末日》。
最后，评判习近平新团队的关键也许不在于他们是否是亲市场或亲国家，而是习近平能否给领导层提供空间去解决复杂问题，以及他们是否有勇气把事情做好。从习近平在10月开始第三个总书记任期以来，有迹象表明，支持经济增长的实用主义再次占了上风。
“清零”政策作为习近平亲力而为的结果，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阻力，此政策目前已被取消。刘鹤利用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的亮相，宣传国家对企业家的重新支持，另一位高级官员还访问了阿里巴巴集团。习近平和拜登在巴厘岛举行的会议试图将双边关系的温度提高到冰点以上，尽管间谍气球事件使关系快速升温希望渺茫。
在2023年，彭博社经济专栏预测中国的GDP将增长5.8%，抗疫封锁令的终结成为一次性推动力。即便是最明智的政策组合也难以抵消高负债和萎缩人口的惯性重量，因此几乎不可能维持这种增长速度。
不过，如果可以作出一些正确决定，习近平的新领导班子可以避免急剧下滑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