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知名流行病学家和公卫专家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介绍：从西班牙大流感到新冠病毒，这两种真正的大流行病间隔为100年，这一百年安宁并不短，反而显得太长。

下一次大流行或许并不遥远。

1918年，全世界受到大流感的袭击，在三年内有2500万至1亿人因此死亡。这场大流行病夺走了大量正值壮年的人口，大多数受害者在20到40岁之间。

在美国，大约有67.5万人死亡。有人估计，这使得1918年美国人的预期寿命缩短了12年。尽管这场被称为西班牙流感的大流行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人们很快就向前看，记忆也会逐渐消失。特别是当美国人开始认为这些事件是往事的时候，认为那是来自公寓生活和前现代医学时代的遗物。

在20世纪余下的时间里，美国避开了其他大流行病的最严重破坏。

1957-58年的亚洲流感、1968年的香港流感和1977年的俄罗斯流感，美国相对来说都没有受到大的伤害。1981年，当美国第一例艾滋病病例被报告时，许多人残忍地将这种疾病视为“同性恋瘟疫”，实际上它在美国杀死了约67.5万名各种身份的人。

美国人还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2002-4年暴发的SARS、2009年的猪流感和2012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等最严重的疫情，并享受着安全的生活。

新冠疫情（COVID-19）将整个世界从自满情绪中震惊出来。几乎没有人可以声称他们的生活没有受到某种程度的干扰。这场大流行病使医院不堪重负，关闭了学校和城市，封锁了边境，使经济陷入停滞，当然，还造成了许多人死亡。

迄今为止，在美国造成的死亡人数是西班牙大流感的两倍。截至2022年9月，世界卫生组织（WHO）记录了650万人死于新冠疫情，但真正的死亡人数可能是这个数字的两到三倍。

然而以一种相当反常的方式，新冠流行的规模之大，却导致了一种认命的情绪和一厢情愿的认知，即：人类已经从新冠带来的恐怖中，终于可以有另一次长时间的放心时间了。

这场大流行的开始时间，是1918年西班牙流感几乎正好100年，带来了与“百年一遇”的比较。这个精算术语表明在任何特定年份发生灾难的概率为1%，但通常被公众们错误地认为在一次这样的事件中幸存下来，接下来就能获得100年的安全。

在新冠大流行带来了大量死亡和混乱之后，人们自然希望相信这次暴发是百年一遇的事件。可悲的是，真正的反常现象并不是这次新冠大流行，而是此前100年间的相对平静。

一直以来，大流行病的风险都在稳步上升。原因有很多，包括：人口增长、城市化、更多的肉类消费，以及人类越来越接近野生动物。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增加了动物病毒溢出到人类身上的风险。

一旦新型病毒感染了人，其他因素使其更有可能迅速传播到来源地之外。随着长途旅行的兴起，一种病原体现在可以在数小时内传到全球，而大规模集会的增长，从奥运会到德国的啤酒节，再到位于沙特阿拉伯麦加的朝觐之旅，大幅增加了出现超级传播者事件的几率，他们可以一次性感染大量的人。

而在一百年前，一个农民在屠宰自己养的鸡时感染了禽流感，他可能只过着农村生活，因此可能只感染他的家人或村庄。今天，这样的农民很可能是在大城市附近的工业化屠宰场工作，很容易登上飞机，并在察觉到任何症状之前穿越半个地球。

动物和人类数量的增长、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都提高了疾病迁移到人类身上并传播的风险。但现代的进步也给了世界新的工具来预防、追踪和控制感染，使我们能够阻止“病原溢出”（公卫术语，指从动物传播到人）发展为全球混乱。

换句话说，“病原溢出”和暴发是不可避免的，但大流行病却不是。因此，人类现在最大的任务是尽一切可能切断前者和后者之间的联系。这是一项因现代科学发展而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容易的任务，但也是一项在新冠时代严重缺乏相关关键因素的任务，即：速度、合作和信任。如果不克服这些缺陷，这个链条就不会断裂。

病原溢出

很难说有多少病毒在动物之间流通，但这个数字是惊人的。据估计，有超过30万种动物病毒尚未被科学家们定性。大约每一分钟，在地球上的某个地方，就会有一种动物病毒传播给人类，这种事件被称为“人畜共患”的跃进。

也许是美国农村的一个农民从他的养猪场感染了一种新型的猪流感；也许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一个丛林猎手在处理黑猩猩时感染了一种猴痘变体；也可能是一个在中国城市里野味市场购物的人感染了一种新型冠状病毒。

在大多数情况下，故事到此结束。受到“病原外溢”的人从未感染过其他人，这通常是因为病毒最初是通过血液传播的，未能变异为一种容易传播的呼吸道疾病。

在其他情况下，“病原外溢”导致小规模的患者集群，并且病原迅速消亡。让我们回顾这样一个事实：2021年夏天，当全世界都在关注新冠病毒时，世卫组织收到了关于世界各地5000多个新病暴发的警报，其中很少成为全球头条。

然而有时候，世界会变得很不走运，一个新变种在最初的几个患病案例中实现了空气传播。

对于人类而言，近些年来这种蔓延速度似乎加快了起来，尽管具体增加多少仍不清楚。因为明显上升一部分原因，可能是人类有了更快、更好的检测手段的结果。

每年，大约有一到三种新型病毒被报道出来，实现了“人畜共患”的跃进有可能引发大流行病 。是什么导致了“病原外溢”和病例暴发的上升？

一句话，现代性。

从1950年到现在，世界人口增加了两倍多，使更多的人类还有他们驯养的动物，与荒野接触。随着人类数量的增加，他们砍伐了无数面积的森林，不仅是为了收获木材，也是为了给新的道路、城市、工厂、矿场以及最重要的农业用地腾出空间。

最具侵略性的物种就是我们人类。我们已经将地球上一半的宜居土地转化为农牧业用地。气候变化使这些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气候变化造成了更多的栖息地丧失，并将野生动物从更热的地方赶到更冷的地方，在那里它们更有可能与新的动物和更多的人混合。

气候变化还导致了水的短缺和农作物的歉收，人类进入密集的大城市和城镇，病原体就更容易传播。而且，气候变化还延长了动物们的繁殖季，扩大了携带疾病的蜱虫、蚊子和苍蝇的栖息地。

现代性的其他方面也没有帮助。穷人将自己寻获的野生动物作为廉价蛋白质来源，而富人则对异国情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野生动物肉类消费在收入光谱的两端都有所增长。仅仅在刚果河流域，每年就有大约600万吨的野生动物被猎取。

同时，宠物交易正在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饲养了原本只生活在野外的动物。后院养鸡的趋势也在不断增长，将家畜带入了城市环境。

几百年前，大多数大流行病，比如鼠疫和霍乱，都是由细菌或人类已经非常熟悉的疾病引起的，以至于这些大流行疾病被认为是人类间的自然秩序。

现在，“病原外溢”是大多数大流行病开始的方式。

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可能开始于美国的一个养猪场。1957-58年的亚洲流感和1968年的香港流感都来自鸟类。2009年的猪流感是从猪身上交叉感染的。猪就像一个混合容器，猪、禽和人的流感菌株在其中重新组合。

事实上，自从有了抗生素和现代疫苗，大多数新的传染性疾病都是从动物病毒感染开始，然后蔓延到人类。导致2002-4年暴发的SARS病毒（SARS-CoV-1）；以及新冠（COVID-19）大流行背后的病毒（SARS-CoV-2），可能是从蝙蝠身上蔓延出来的；埃博拉病毒也是如此；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来自骆驼；艾滋病病毒可以追溯到黑猩猩；天花可能是从啮齿动物那里蔓延过来的。

实验室泄漏

尽管自然发生的“病原溢出”，是下一次大流行病最可能的起源，但理论上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开始：实验室。

即使在1972年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之后，苏联仍然花费了10亿美元来发展这种能力。其中一次尝试是将天花和埃博拉病毒合并成一个“嵌合体”病毒。这次实验失败了，其他涉及炭疽和兔热病的实验也是如此。

但许多苏联科研工作人员在进行这些实验的秘密实验室里意外死亡。

更多无辜的事故更有可能发生。实验室通常是大量的猴子、老鼠和蝙蝠的家，它们都可以感染工作人员。可以做为传染载体的制剂，也可以通过培养皿或其他设备传播疾病。这似乎是天花夺走最后一名受害者生命的方式：1978年，正当天花处于根除的边缘时，英国一所大学的医学摄影师珍妮特·帕克死于天花，她是在工作的实验室里以某种方式感染上的。

一场关于新冠病毒是否是从中国武汉的实验室中泄漏的激烈辩论仍在进行。几乎所有人都同意，COVID-19大流行病的早期起点是在位于中国武汉的华南海鲜批发市场，那里有成千上万的活体野生动物等待出售。

有争议的是，这个市场是否正是启动全球大流行的最初溢出点，或者仅仅是这一疫情中的第一个超级传播事件。尽管没有发现那里的野生动物感染了新冠病毒，但中国调查人员在这一地区被迅速拆毁之前，确实在市场表面采集的样本中检测到了新冠病毒的遗传物质。

大多数“武汉实验室泄密”假说的支持者认为，新冠病毒源自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那里的研究人员被认为对蝙蝠病毒进行了“功能增益”实验，即：从基因上改变病毒，使其更具传播性，这样做的目的是让科学家努力了解它们如何传播以及如何预防或治疗。

2020年初，中国政府下令关闭了这个实验室，不允许接受国际检查，这种做法为“实验室泄漏”理论添了一把火。但是没有证据表明武汉病毒研究所持有与新冠病毒非常相似的病毒，而野外的蝙蝠已经被发现感染了与之相似的病毒。

此外，武汉病毒研究所距离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有十余公里的距离。

但另一个实验室，即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简称疾控中心），离这里只有300米，也就是几分钟的步行路程。这个实验室被认为也有一个项目，从包括蝙蝠在内的野生动物身上收集病毒。

鉴于2002-4年的SARS疫情也可能来自蝙蝠，这个实验室收集这些感染新冠病毒的动物标本既不奇怪也不邪恶。如果一名实验室工作人员在那里感染了病毒，这可能表明实验室操作不当，但不是具有意图的犯罪。

全世界可能永远不会知道COVID-19大流行病是如何开始的，而且随着线索越放越冷，确定其来源的几率也越来越小。但人们可以自信地说：没有可信的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是通过基因工程制造的。

即使一个疯狂的科学家想要创造这种病毒，使其如此具有传播性，相关必备的知识和技术在许多方面，于2019年是未知的；而新变种的迅速出现表明它不需要工程的帮助。

然而，除此之外很多仍未确定。

一方面，市场上野生动物交易的活跃和附近的感染与新冠病毒起源于那里出售的动物的假说一致；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病毒从市场附近的实验室里的蝙蝠或从蝙蝠采集者那里溢出，或者被感染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将病毒带到了市场。

找出COVID-19的来源是很重要的。然而，最终解开这个谜团的优先级，低于我们要认识到实验室或市场中的“病原溢出”都是导致大流行病的可行途径。

下一个大流行病

在过去100年里，许多新疾病的大规模暴发、流行和特大流行中，只有西班牙流感和COVID-19是灾难性的。下一个“大流行”会是什么？

流行病学家对入围的疾病类型有一个很好的设想：它很可能是一种因人类与动物接触而自然溢出的病毒，潜伏期短，并通过呼吸道迅速传播。所有这些特性都会导致爆炸性的传播，而有两个病毒家族非常突出。

第一个是冠状病毒家族。它们主要通过空气传播，有很短的潜伏期，有时是两到三天；并且经常杂乱无章地变异，很容易演化出各种变种和类型。最有名的冠状病毒当然是我们称为新冠病毒的SARS-CoV-2，但这一家族的其他成员的死亡率要高得多。

SARS-CoV-1是2002-4年SARS暴发背后的毒株。根据感染者年龄的不同，大约有10%到60%的感染者死亡，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CoV）背后的冠状病毒，估计死亡率为35%。不同的是，SARS-CoV-2在致命性方面的不足，它在传播性方面得到了弥补。

尽管COVID-19具有破坏性，但它可能会更糟：SARS-CoV-1和MERS-CoV从未发展出像SARS-CoV-2那样高度可传播的变种，但这只不过是基因组轮盘的幸运旋转，这种幸运可能不会持续。

并列头号公敌的是高致病性流感病毒。

这些病毒按病毒表面的两种蛋白质分组，即血球凝集素（HHemagglutinin）和神经氨酸酶（Neuraminidase），这也是变种的名称，如H1N1（导致1918年流感大流行）和H2N2（导致1957-58年亚洲流感）。由于已知有18种血球凝集素和11种神经氨酸酶，其排列和组合非常多，导致了大量的变种。

这也是制造符合每年特定的H、N组合的季节性流感疫苗如此困难的原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的100年里，只有这两组疾病，即冠状病毒和流感病毒，成功地从动物身上迁移至人类，并展示了传播性和致命性的结合，成为灾难性的大流行病。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与动物的病毒交换和一些突变，人类可能会受到一种更为新型的冠状病毒或流感病毒的袭击，这种病毒有可能像H1N1一样传播，像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一样致命。这种大流行病将挑战到我们人类这个物种的生存。

其他疾病

下一个不受欢迎的疾病是病媒传播的疾病。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被称为虫媒病毒的一类病毒感染，这是通过节肢动物，主要是昆虫，比如跳蚤、蜱虫、蚋和蚊子传播给人类的病毒。

这一类中最突出的一些病毒是黄热病、西尼罗河病、寨卡病、基孔肯雅病、登革热和日本脑炎，都主要通过蚊虫传播，使这种昆虫成为最危险的动物。尽管这些病毒不怎么能通过偶然接触从一个人传播到另一个人身上，但它们可以通过输血、器官移植以及性接触传播。

正痘病毒属（Orthopoxvirus）是包括天花在内的一类病毒，则是引发另一种大流行病的威胁。今天，正痘病毒属没有名列前茅的原因是，这一属中的最大杀手，也就是引起天花的那一大变种，在经过几十年的卫生运动后，于1980年被宣布消灭。

尽管从那时起就没有再发生过病例，但根据1979年的世卫组织协议，天花病毒被限制在两个实验室，分别是位于美国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中心和位于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国家病毒学与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这引起了实验室事故或甚至故意释放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可能性。但是即使把天花放在一边，其他正痘病毒也值得担心，如鼠痘、马痘、骆驼痘和猴痘。也许其中一种会随着时间推移发生变异，变得和天花一样致命。

这就是2022年暴发的猴痘如此令人担忧的原因之一。这种疾病长期以来一直在非洲啮齿动物和灵长类动物中流行，但只有在1970年才发现第一个人类病例，而且在1970年代的其余时间里，每年只有少数几个病例被报告。但是后来天花被根除了，这对人类预防猴痘产生了不幸的后果。

 

天花疫苗对猴痘有很好的保护作用，随着天花的结束，世界范围内强制接种天花疫苗的做法也随之结束。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随着越来越多1980年以后出生的人没有接种天花疫苗，猴痘的发病率也因此上升，近年来达到每年约3000例。几乎所有这些病例都发生在未接种疫苗的人身上，并局限于非洲，以小群的形式出现，很可能是由啮齿动物到猴子再到人类的病原外溢造成的。

这种模式在2022年5月发生了变化，当时猴痘在欧洲开始暴发，并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主要是在男男性行为者之间。猴痘现在的传播范围已经首次到达90多个国家。

幸运的是，在已知的两个猴痘家族中，目前的流行病属于毒性较低的那一个。

此外，预先存在的天花疫苗和新的猴痘疫苗效能都很好，有些疫苗甚至在接触病毒几天后才接种也能发挥作用。尽管猴痘的病例数正在减少，但一个尽管很小但可怕的风险仍然存在：患猴痘的人可能会将疾病再次“外溢”到动物身上，特别是大城市里的啮齿动物群体。

如果猴痘在纽约、圣保罗或东京的老鼠中流行，只要有足够的时间，这种缓慢变异的病毒可能会像较小的天花一样：通过呼吸道传播并杀死许多人。

下一个大流行病可能是细菌性的，而不是病毒性的。事实上，历史上最致命的大流行病黑死病，是由跳蚤传播的鼠疫“耶尔辛氏菌”而起的。始于1346年的这次暴发，可能使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

自从二十世纪中期抗生素出现以来，鼠疫和其他具有流行潜力的细菌性疾病，比如霍乱和肺结核，已经被控制住了。但是，这些细菌仍然存在。2021年，美国报告了100多起鼠疫病例，而且它们总是有可能再次出现，并进行报复。

随着细菌对现有抗生素产生抗药性，以及很少有新款抗生素被推向市场，这种风险已经增加了。像病毒一样，细菌对免疫宿主所施加的进化压力作出了反应。自然界选择了具有突变的细菌，使它们能够逃避现有的防御措施。

演化的结果是难以治疗的超级感染，如耐多种药物的结核病、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即MRSA）和耐万古霉素金黄色葡萄球菌（即VRSA）。甚至有可能在未来，青霉素和其他主要的抗生素也会失去控制梅毒等性传播疾病的能力，令人类社会回到狄更斯时代（译注：即19世纪中期维多利亚时代，梅毒对人类而言是绝症的时期）。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有一些全新的细菌和病毒。

现在有数十万种尚未溢出到人类身上的病毒在动物的体内循环，科学家们必须谦虚地认识到他们有多少东西还不知道。为此，世卫组织采取了一项举措，以确定其所谓的“X病原体”。它可能是一种隐藏已久的病毒的新暴发，就像寨卡病毒那样。虽然寨卡病毒在1947年被发现，但直到2015年才作为一个主要威胁出现。

“X病原体”也可能是一种未知的疾病，由以前从未被发现的动物病毒家族引起，就像最初的艾滋病毒和艾滋病，或者可能完全是其他新东西。

寻找，你们就会发现

预防大流行病的逻辑起点是阻止病原外溢。由于病原外溢的主要驱动是难以逆转的长期趋势，即：人口增长、人口迁移、气候变化、动物栖息地被人类侵占，因此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做。

但是，动物疾病监测方面的创新，正在使科学家们能够在人畜共患的病毒跃迁到人类之前发现它们。通过移动应用程序和热线电话，人们现在可以即时报告牲畜或家禽的异常疾病和野生动物的意外死亡，让行政当局有机会识别疾病，根据需要宰杀受感染的动物，并隔离附近的人类。

鉴于连接互联网的移动电话无处不在，这些项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成本效益和实用性，值得投资。

为了关闭另一条外溢途径，政府应该打击外来野生动物的非法交易和在拥挤的市场上出售这些动物的行为，这不仅使疾病得以传播，而且还造成了物种濒危；而为了减少实验室事故的风险，政府应该建立强有力的、透明的国际标准，要求采取谨慎的预防措施，特别是在收集动物标本的实验室。

然而从现实来看，在可预见的未来，某种程度的“病原外溢”是不可避免的。预防大流行病的大部分工作将不得不等到病毒感染第一个人类受害者，因此时间是至关重要的。

检测到病毒蔓延的速度越快，就能越早控制住传播。随着病毒对人类的适应，阻断传播变得更加困难，因为病原体的繁殖效率更高，而且更善于躲避我们的免疫系统，正如新冠病毒近100种组合和变异所表明的那样。

幸运的是，新技术和更大规模的公共卫生队伍使得检测速度加快。20年前，一个偏远地区暴发疫情的消息可能需要6个月才能传到国家卫生部门，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说，这约等于是一个永恒的过程。今天，同样的疫情可能在一两个星期内就被发现。

一些最鼓舞人心的进展来自亚洲的“病原外溢”热点地区。

禽流感和冠状病毒在动物间的传播通常与南亚和东南亚有关，特别是在湄公河流域及其周围。这一地区具有致命的综合因素：它是迁徙鸟类的咽喉，有许多鸡和猪相邻的农场，而且人口密度很高。1957-58年的亚洲流感、1968年的香港流感和2002-4年的SARS暴发都起源于中国南部和周边地区。

但技术进步可以减轻这些风险。例如，在2016年，柬埔寨卫生部与非营利组织“终结大流行病”（Ending Pandemics）合作，推出了一条报告疫情的热线。而我们这些本文作者中的一位，马克·斯莫林斯基（Mark Smolinski），就是该组织的负责人。

只要拨打115热线电话，柬埔寨人就可以告诉自动应答的语音系统，他们是否目睹了家禽或牲畜的任何疾病或死亡，或者他们或他们的家庭成员是否患病。在这个系统运行的头四年中，平均每天有近600个电话，导致当局每月采取20至30次后续行动。

例如，有一次公共卫生官员回应了一位农民的报告，他在他的一只鸡死亡和他的女儿生病后拨通了热线。当局迅速对死鸟进行了检测，发现它感染了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并宰杀了他的鸡群以控制疫情，拯救了农场，也许还有许多周围村民的生命。

切断传播

即使疾病没有在源头得到控制，仍有时间防止疫情蔓延到全球。与检测疫情的努力一样，新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公共卫生官员识别流行病的能力。由于在线收集的数据大爆炸，疫病侦探能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地追踪新出现的疾病。

例如，阿尔巴尼亚、孟加拉国、柬埔寨、巴基斯坦和坦桑尼亚正在与“终结大流行 “合作，建立数据汇集板，将各种来源的信息综合起来，包括：当地新闻报道、社交媒体帖子、数字化的疾病监测系统、废水数据和热线电话的提示。

与技术升级相匹配的是全球公共卫生系统的改进。就在几十年前，世卫组织只有在疫情发生地的政府报告的情况下才能对疫情做出反应。但自2005年以来，当世卫组织成员国更新其规则时，这个组织已经能够对疫情做出反应，无论它是如何得知的。

作为这项改革的一部分，世卫组织还建立了自己的高科技工具，用于检测潜在大流行病的早期迹象。开源的流行病情报计划持续扫描2万个数字资源以寻找危险，寻找从市场关闭的当地新闻报道，再到在线搜索儿科和温度计的关键词高峰期等一切信息。

我们需要对这种动态和形势的意识进行更多投资。尽管富裕国家能够负担得起识别和监测传染病威胁所需的设备、物资和人员，但这些公卫威胁经常出现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却不能做到。

合作是监测的一个关键因素。一个有希望的迹象是：各国越来越多地跨越国界分享公共卫生信息，帮助确保某一地方或国家境内的传播不会变成全球传播。28个国家通过“地区疾病监测连接组织”（CORDS）定期报告，这一组织由核威胁倡议组织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于2009年成立，并得到一些国家机构和各种私人组织的支持。

这种早期信息共享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允许协调反应，使公共卫生官员有更好的机会防止传播走向全球。这一组织还能建立信任，而一旦大流行病开始，信任就更难产生。

逍遥传播的病毒

当一种流行病摆脱了国家或地区的界限而蔓延到全世界时，根据定义，它已经是一种大流行病了。因此，预防已经太晚了。然而，及时的干预措施可以将其影响降到最低。政府将需要发布和执行经典的公共卫生建议：限制旅行、隔离、洗手、戴口罩，以及避免大规模集会。

而病毒测序对于开发诊断测试至关重要，现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更便宜，这种技术应该在全球范围内更多地予以提供。发展中国家的医生们也需要这一强大的工具。

归根结底，疫苗是摆脱大流行病的主要途径。在COVID-19暴发后，几十年来对疫苗技术的投资得到了回报，使数十亿剂量的高效疫苗在创纪录的时间内被生产出来。然而，人类可以做得更好，因为新冠疫情显示我们在扩大生产规模和分配疫苗针剂的速度上仍有局限。

也许有可能通过发展快速的疫苗试验来加快疫苗的部署，以确定安全性和有效性。当病毒学会躲避第一代疫苗时，这一速度将至关重要。同样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更加分散的疫苗生产基础设施。抗击COVID-19的一个主要延迟原因是，有人认为是开发和制造疫苗的国家囤积了疫苗。要想击败那些疫苗可预防疾病的全球大流行病，就需要在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建立更多的制造能力。

目前，疫苗开发仍然需要太长的时间来阻止最可能发生的大流行病类型：由新型呼吸道病毒（如流感病毒或冠状病毒）引起的大流行。这两种病毒都是RNA病毒，比DNA病毒更容易变异，因此从新冠病毒的原始版本中产生了数十个变体和亚变体。

RNA病毒的变异倾向，解释了它们如何适应新的环境并传播到新的物种身上。这也使它们成为疫苗开发的动态目标。这并不是说疫苗对RNA病毒没有价值；它们在保护人们免遭严重疾病和死亡方面仍然很了不起。但是，RNA病毒的快速变化特性，确实要求干预措施在病原体进化时也能保持其效力。

再来看一下抗病毒药物。真菌和大多数细菌可以在表面上生长，但病毒与它们不一样，病毒是 “专性寄生虫”，没有它们所感染的细胞内的结构就无法繁殖。抗病毒药物就是攻击这个致命弱点的，在病毒于细胞内复制的过程中打击其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

虽然RNA病毒可以相对容易地进化以逃避疫苗，但病毒同时发展出在抗病毒药物的多管齐下的攻击中生存所需的所有突变的可能性很低。

而且，由于许多病毒使用相同的繁殖策略，研究人员可以开发出可能对尚未出现的病毒类别有效的药物。这种药物不会消除对疫苗的需求，而且生产和销售成本更高，但它们应该成为大流行病准备工作的一个支柱。

最致命的捕获

对于灾难性的大流行病，现代性既是原因也是治疗方法。就像“病原溢出”本身一样，所有这些对抗大流行病后果的工具，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其中一些工具已经可以使用，其他的还很遥远。

但所有这些都有望切断事件链条中的一个或多个环节，这些环节链条导致蝙蝠中的一个病毒突变，进而颠覆整个世界：从“病原外溢”到暴发，从暴发到流行，从流行到中等规模的大流行，以及从中等规模的大流行到灾难性的大流行。

在这一努力中，发达国家应该承认自己必须承担这一重任：不仅仅是出于利他主义，也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正如COVID-19大流行病所表明的那样，即使是最富有和所谓准备最充分的国家，也可能被来自世界遥远角落的病毒所淹没。富裕国家必须在全世界范围内投资于监测系统和疫苗生产。

但是，有一件事是多少钱都无法治愈的，那就是缺乏信任。

这场大流行暴露了国家之间的不信任，一些政府隐瞒了数据，另一些政府则囤积了疫苗。它还暴露了民众和他们本国公共卫生官员之间的不信任，在口罩佩戴规定、学校关闭和疫苗接种方面发生了紧张关系。

信任关于一切：是选择拨打热线和选择不拨打热线的区别，是在国际上分享信息和隐藏信息的区别，是遵守检疫规则和藐视检疫规则的区别，是分享疫苗和囤积疫苗的区别。

没有信任，即使是最好的公共卫生政策也会失败。正是这种关于人的因素，将首先决定世界是否能够利用现代科学的礼物来避免灾难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