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社报道，上周末，中国的Z世代们不再躺平，而是加入了针对防疫封锁的抗议活动。这是一个突然的转变，仅仅在几个月前，人们仍普遍认为在中国经济受到疫情影响的情况下，这个群体会放弃挣扎，只选择做最普通的工作来维持生计。

但是，其实甚至在新冠疫情之前，人们的不满情绪就已经在发酵，现在在中国一些最优秀的大学校园里，这种不断发酵的不满情绪爆发为公众抗议。要平息愤怒，中国政府需要做的不仅仅是结束新冠封锁和不间断的核酸检测。面对这种激愤，政府需要承诺补救对年轻、受过教育的这一代所造成的经济损失。Z世代的年轻人其实对自己有更高的期望。

Z世代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末和2010年代初，在现代中国经济最繁荣和最乐观的几年中成长起来。在这一段时间，人们工作机会很多，城市房地产相对实惠，私营企业也有望带领中国迈入发达国家的前沿。当习近平在2012年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时，人们期望这一代人也能像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一样取得成功。

但是这种乐观主义遭遇了一些艰难的现实打击。经济增长创造了几代人的机会，但在201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增长开始放缓。同时，城市住房和其他必需品的成本不断上升，过高的价格让年轻的中国工作者们望而却步，迫使他们重新调整期望。这一切都发生在白领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1998年至2018年期间，中国本科生人口从380万增加到2830万。2019年，中国有830万名学生毕业，中国也进入经济下行期，很多公司在裁员，在线招聘网站上对新职位的申请量迅速超过新职位的发布量。同样在这一年，中国政府警告学生，预计会出现“非常复杂和严重的情况”。

之后，新冠疫情暴发了。对于仍在大学学习的年轻中国人来说，新冠疫情是一场悲剧。除了看着就业前景和个人发展目标消失之外，他们还经常被关在宿舍里数周或数月之久，只能和面临同样风险的室友一起生活。一些人报告了基本必需品的短缺，包括卫生用品、食物和医疗服务等。社交媒体上经常出现求助的呼声，至少有一项研究记录了这些封锁所带来的持续的精神损失，而不仅仅是长期的个人和职业后果。

同时，与个人焦虑一样，课堂焦虑也在加剧。2021年6月，南京的一所公立大学宣布，毕业证书被修改，将注明学生毕业于技术学院，而不是传统的学术课程学校。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宣传政府对职业教育的兴趣，因为中国非常需要技术熟练的工人。但是，对于学生来说，技术学位的声望远远低于学术学位，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中，获得技术学位的学生们职业前景黯淡，政府这一做法被认为阻碍了个人发展。作为回应，数千名学生进行了暴动，甚至将一名院长扣为人质。

对于那些幸运地从宿舍毕业、离开学校的人来说，情况往往好不了多少。在2022年，应届毕业生遭遇了创纪录的高失业率、难以负担的住房费用，同时政府还在鼓励人民坚持打拼、不断内卷。“躺平”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反应，这是一种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就已出现的生活方式。对一些人来说，可能是大多数人，这个词意味的不过是放弃内卷。但是在中国，“奋斗”和不断努力是个人和政治的需要，躺平也代表了Z世代对中国以及习近平雄心勃勃的国家发展计划的拒绝。

在本周末的全国性抗议活动之前，校园里已出现零星的、有组织的反封锁活动，包括在上海和天津的抗议活动。5月，聚集精英的北京大学学生抗议建一堵墙，这堵墙旨在将他们封闭在宿舍楼内。北京大学最终退让了，为学生以及中国公民，带来了他们反对政府新冠封锁指令的第一次公开胜利。

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校园加入了本周末的反封锁抗议活动。但其中有清华大学，这是中国最精英的院校之一，也是习近平的母校。对于中国当局来说，这应该是一个警告信号，即使是中国最优秀的年轻人也对新冠封锁及其代价感到焦虑和愤怒。躺平，曾经是对经济放缓的合理和无成本的反应，现在则暂时被更直接的行动所取代。

中国当局完全有可能通过展示武力来平息校园的抗议活动，提醒人们试图挑战政权的后果。据推测，这远比长期的失业和经济下行更糟糕。但是，如果不作出有意义的努力来消除新冠封锁，促进年轻人的经济前景，中国的Z世代将越来越倾向于站起来反抗，而不是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