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尼尔·弗格森在其彭博社专栏上撰文指出：中国问题目前能团结美国两党，美国的政治机制在面对中国时功能相当良好。

他认为，可以把移民问题、能源政策等一切重要问题与中国问题挂钩捆绑，那么两党依然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利用有关美国国家安全的事实，可以打破华府在很多问题上的僵局。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者确认其中事实。

当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昨天（周一，11月14日）在印度尼西亚会晤时，在巴厘岛20国集团峰会前，他们两人将如何打破僵局？（以下是作者设想的戏谑对白）

拜登：习主席，您上个月在北京召开的党代会真不简单。胡锦涛到底说了什么，让他被这样赶了出来？我真希望自己至少能给我的一位前任同样的待遇。

习近平：祝贺你在中期选举中避免了红色浪潮，总统先生。不过我们共产党人对中国的红色浪潮有一定的了解，甚至并不是涟漪。但现在我们可以谈谈台湾问题了吗？

2022年的中期选举对美国国会的改变确实比大多数学者预期的要小得多。共和党仍有可能无法拿下国会两院，但“红色涟漪”是否仍能变成地缘政治的浪潮？

假设共和党将在众议院获得微弱多数，但未能拿下参议院，让我为你提供两种情况。诚然，其中一种情况比另一种情况更有可能。

第一种，也是大多数人都在期待的情况。华盛顿即将重新陷入政治僵局。众议院共和党人已承诺进行调查，范围包括拜登家族的商业交易和美国-墨西哥边境危机。他们可能会试图弹劾内阁官员，如国土安全部部长亚历杭德罗·马约尔卡斯。

迄今为止，共和党领导人一直避免谈论弹劾拜登的问题，尽管这显然是共和党自由党团的幻想之一。我不会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们正在快速接近一种美国政治新常态，即所有总统都会被弹劾。

共和党对美国的承诺并不是一个立法议程，并不像纽特·金里奇在1994年的《美国有约》奇迹那样。相反，这是一份共和党的经济和文化优先事项的混乱清单：小政府、有利于增长的减税、放松管制、缩短许可程序、“加强投票资质要求”、加强父母在子女教育方面的权利、为警察和边境提供更多资金，等等。

译注：纽特·金里奇是共和党及保守主义的革命性宣言论作——“美国有约”的起草人之一。《美国有约（Contract with America）》政治宣言是1994年11月大选前，由367名共和党国会议员候选者联名签署所提出的一项立法议程，约定列举10项法案，共和党人承诺要在1995年1月起的众议院会期最初的百日之内，就这些法案进行辩论并付表决，最终，这些共和党议员达成了目标。另外，金里奇于1997年4月2日率领美国国会访问团抵台进行旋风式访问，在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内会见了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副总统连战，并举行记者会。这是当时级别最高的访台美国官员。

如果共和党不控制参议院，任何沿着这些路线的法案都将在中途夭折。即使参议院真的易主，要使这些立法对议会中的中间派有足够的吸引力，以确保获得打破冗长辩论所需的60票，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译注：冗长辩论（filibuster），又称拉布或费力把事拖，狭义是议会中居于劣势的一小部分甚至单独一位议员，无力否决特定法案、人事，或为达到特定政治目的时，在取得发言权后以马拉松式演说，达到瘫痪议事、阻挠投票，逼使人数占优的一方作出让步的议事策略。

但是，政治瘫痪可以酿成风暴，也可以产生僵局。按照目前的情况，美国必须在“2023年初”提高债务上限。与2011年和2013年一样，议会里的共和党领导层将试图利用这个最后期限作为杠杆，向白宫施压。

在上述两次事件中，僵局都在债务技术性违约之前得到了解决，但这并不妨碍心情激动的财经记者浪费大量的笔墨，以及神经紧张的投资者出售大量债券。随着美联储加息，美国国债市场容易出现异常波动和流动性不足的情况，现在的经济环境已经大不如前。2023年的债务上限争夺战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简而言之，有一种非常合理的情况，即美国政治继续像往常一样，所有纸牌屋诡计多年来一直在削弱美国公众对国会的信任。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中期选举的结果对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来说，都将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空头支票。

但现在让我给你们展示一个低概率、影响却很大的替代方案。今年8月9日签署的《芯片和科学法》成为了法律，表明美国政治的两极分化以及两个党派的不可调和，并非“无上限”。这个法案提供了大约2800亿美元的资金，以促进美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和制造能力，包括用520亿美元补贴在美国国内生产。

虽然没有人密切关注，但在过去两年里，民主共和两党在一个问题上，也许仅仅在这一个问题上已经形成了共识。那就是中国问题。

正如我三周前在这里指出的那样，在涉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者”所带来的威胁时，特朗普和拜登的国家安全战略之间现在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国会里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似乎仅仅是要互相争夺，看谁能在这个问题上更为鹰派。

9月在意大利的一次会议上，我惊讶地听着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和新泽西州的民主党人罗伯特·梅嫩德斯就整体外交政策，特别是就中国问题和谐地唱着同一首赞美诗时，我顿悟了。

两党对中国的共识是如此的广泛，以至于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其最终版本以64比33票顺利通过参议院，得到了民主党党团中每一位参议员，除了独立的伯尼·桑德斯的支持，外加17位共和党参议员，包括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米特·罗姆尼和刚才提到的格雷厄姆。

印第安纳州的托德·扬（共和党）是这一法案的共同提案人，俄亥俄州的罗布·波特曼（共和党）出席了总统的签字仪式。白宫对这一法案的目的毫不含糊。它的目的是：“降低成本，创造就业，加强供应链和对抗中国”。

在华府越来越难找到反对对抗中国的人。毫无疑问在某种程度上，关于中国的共识反映了美国政治精英们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对全球权力平衡进行了深远的重新评估。

他们阅读了杜如松（Rush Doshi）的《长期博弈：中国取代美国的大战略》(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他们在柯伯吉（Elbridge A. Colby）的《拒止战略：大国冲突时代的美国国防》（The Strategy of Denial: American Defense in an Age of Great Power Conflict）上圈圈点点。

他们从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通往战争的命运：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中深度学习。他们已经在内心深处消化了克里斯·米勒的《芯片战争：争夺全球最关键技术》（Chip War: The Fight for the World’s Most Critical Technology）。

但是那些忙于发推特、筹款和竞选而无暇看书的人，也很难错过公众对中国情绪的巨大转变。就在10年前，约有45%的美国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抱有好感。而根据皮尤的最新调查，这一数字现在下降到只有16%。反感中国的比例从三分之一左右上升到了82%。

特朗普担任总统的历史意义，一个主要的部分就是由他领导的针对中国的战略转向，从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开始，并将应对中国的措施扩大为“科技战”，最后发起了更像冷战的东西。拜登政府基本上延续并强化了这一战略。

美国商务部最近宣布的措施，即大幅限制中国获得尖端半导体以及制造这些产品所需的设备和专业知识（加美财经曾编译过关于这一问题最全面的报告），这项举措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公司采取的相关措施的直接产物。商务部的专业人士们还回顾了冷战期间为防止苏联获得西方计算机技术而实施的限制措施。

与冷战时期的第一阶段一样，冷战时期也是两党的努力。正如20世纪50年代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在人造卫星、（后被证明并不存在的）“导弹差距”和古巴问题上相互竞争（谁更为鹰派），今天他们在人工智能、芯片战争和台湾问题上也在进行着同样的竞争。

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共识并不是一致的。今天有不同的声音，正如50年代一样。但是，任何冒着被指责为对中国“软弱”风险的政治人物都有祸了。从华尔街到硅谷，在中国有大量投资的公司，正在紧张地评估“脱钩”的步伐，并尽力避免成为国会审查的目标。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目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推动在年底前发布行政命令，在中国人重视的三个领域（半导体、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为相关新投资创建一个通知制度。这将要求计划进行此类投资的美国公司提前通知联邦政府，这可能意味着一个筛选评估系统的产生。当下若干美国商界领袖公开反对这些新的限制，产生了一些“苍蝇乱叫”。

出于同样的原因，由于乌克兰战争在华盛顿被广泛视为代理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乌克兰是我们的代理人，俄罗斯则是中国的代理人，俄乌彼此作战。美国政界对这场战争的分歧，比有时报道中描述的程度要少得多。

的确，早在5月，57名共和党众议员和11名参议员投票反对400亿美元的乌克兰援助法案。诚然，众议员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他有可能成为下一任众议院议长。他说：众议院共和党人并不打算给乌克兰开一张“空白支票”。

不容否认，自战争早期阶段以来，共和党选民对乌克兰事业的热情已经减弱。根据《华尔街日报》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48%的共和党人现在认为美国在帮助乌克兰方面做得太多了，比上一次调查的6%要高出许多，认为美国在帮助乌克兰方面做得不够的比例从3月份的61%骤降至17%。

然而，麦康奈尔继续支持对乌克兰的援助。而且我看到，即使在党内的特朗普派中，担任普京辩护人角色的人也越来越少。我一直认为，一些民粹主义的传声筒将俄罗斯总统视为盟友是一个严重的误判，不能仅仅是因为普京在一些演讲中偶尔包括文化上保守的观点就视他为盟友。

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向广大公众暴露了我们中的一些人早已了解的现实：普京的俄罗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法西斯政权，在俄国国内外都有大规模侵犯人权和其他犯罪行为，现在显然应对乌克兰的战争罪行负责。

现在美国国内的政治结果是：即使是民粹主义政治家，也不敢过多地抱怨支持乌克兰战斗的财政成本。民主党左派也有乌克兰怀疑论者，但他们试图主张与俄罗斯谈判达成和平的努力，在上个月以羞辱告终。

无论如何，拜登政府已经向乌克兰政府发出信号，这场战争不能永远继续下去。这就是上月底泄露消息的意义所在，即拜登在6月的一次电话中对泽连斯基总统“发了脾气”，因为这位乌克兰领导人的要求太高，不够感恩。

我早就料到华盛顿会在中期选举后开始希望泽连斯基与普京谈判，特别是如果乌克兰能够夺回南部城市赫尔松，他们刚刚以惊人的方式夺回了。众议院共和党人再发几句牢骚，甚至可能会使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的微妙外交任务变得更容易。

我的理解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亚历山大·米利（Mark A. Milley）将军呼吁在本周进行谈判，这是在一种“抢跑”。但沙利文希望乌克兰人在几个月之内就能巩固他们的战场优势。

泽连斯基当然准备进行“真正的”谈判，只是不与普京谈判，而且条件是乌克兰获得赔偿，并且相关的俄罗斯人因战争罪被起诉。

让我们假设一下在共和党控制的平行宇宙，麦康奈尔和麦卡锡会利用民主党对遏制中国的共同承诺，与议会过道上的关键中间派：西弗吉尼亚州的乔·曼钦和亚利桑那州的柯尔丝滕·希尼玛合作推进立法，其成功的机会与《芯片与科学法》大致相同。

首先，制定一项移民改革法案，同时结束我们南部边境的混乱局面，并恢复目前已完全停止的合法移民，这样听起来怎么样？这几乎可以像《芯片与科学法》一样容易和可信地推销给国会，因为这对美国的国防至关重要。

考虑一下：美国42%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是移民；2000年至2010年期间，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发明家的接受国；移民创办了美国55%的价值10亿美元以上的创业公司，也就是582家中的319家，从探索太空的 SpaceX 一直到在新冠肺炎中大放异彩的 莫德纳公司。如果当年的伊隆·马斯克和努巴·阿费扬在拿绿卡时像今天这样困难，那么那些对美国国家安全明显重要的公司很可能就不会存在了。

译注：努巴·阿费扬（Noubar Afeyan）是加拿大裔美国人的企业家，发明家和慈善家。他通过其风险投资公司Flagship Pioneering共同创立了生物技术公司莫德纳，以及共同创立了Aurora Prize和The Future Armenian等人道主义项目而闻名。

多年来，美国国会一直无法通过移民改革，因为各党派对其国内影响存在着根本的意见分歧。但把这个问题包裹在美国国旗之下，也就是使其成为对抗中国的问题，就有了走出僵局的办法。

难道不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解决美国能源政策这个不容辩解的烂摊子吗？

在过去的一年里，拜登政府通过徒劳地恳求沙特阿拉伯和委内瑞拉开采更多的石油来羞辱自己。在石油价格达到每桶85美元，美国天然气价格相较年初至今上涨了69%，欧洲盟国争相寻找俄罗斯能源的替代品的情况下，美国油气生产的投资却处于停滞状态，这简直是疯了。

正如雪佛龙公司首席财务官皮埃尔·布雷伯（Pierre Breber）在公司第三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所说的那样：“我们并没有真正得到市场增长的回报。”美国石油企业2023年资本预算的早期迹象表明，石油产量不太可能提高；而且最近的证据表明，油价飙升不再像以前那样对美国的边际生产具有激励作用。

这就是拜登政府倾向于“绿色新政”的美德信号而非战略理性的后果。阻止美国对管道和其他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对拯救地球毫无帮助；它只是意味着其他更脏的化石燃料生产商赢得市场份额。

美国现在正处于第二次冷战中，正如我三周前在专栏里所说的那样，美国还面临着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东欧的战争可能还会升级，特别是如果俄罗斯士气低落的军队有瓦解的迹象，情况也确实如此。

伊朗代理人对沙特阿拉伯的攻击似乎越来越有可能。在未来几年的某个时候，与北京在台湾问题上摊牌的前景也隐约可见。此外，美国的对手们正越来越多地相互合作。

自从乔治·W·布什总统将伊朗、伊拉克和朝鲜并称为“邪恶轴心”以来，现在已经过去20多年了。这个词是他的演讲稿作者大卫·弗鲁姆在纽约和华盛顿遭受9.11袭击几个月后构造出来的。这个轴心或多或少是虚构的，因为这三个国家几乎没有相互沟通，就伊朗和伊拉克而言，它们当时其实是不共戴天的敌人。

今天的邪恶轴心是在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之间，而且它远非只停留在想象中。俄罗斯正在依靠伊朗的无人机来进行针对乌克兰平民及其所依赖的基础设施的战争。

上周，俄罗斯安全会议秘书尼古拉·帕特鲁舍夫在德黑兰与伊朗总统易卜拉欣·莱希会面，可能是为了要求获得导弹以及更多无人机。与此同时，尽管中国正小心翼翼地避免触发美国的二级制裁，但自乌克兰被入侵以来，中国与俄罗斯的贸易额增长了64%，使其成为迄今为止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

不知不觉中，最早可以追溯到1979年的美国经济制裁的净效果，一直在促使这三个历史上的对手走到一起。看一下世界地图，你就会发现，我们有可能实现伟大的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一个世纪前设想的噩梦：欧亚大陆的大部分，也就是麦金德所说的“世界岛”联合起来并反对我们。

如果说自第一次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政治家们有什么时候能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找到共同点，那肯定就是现在了。随着我们不断增加的国债和我们日益不合时宜的军事能力，我们根本没有准备好应对美国在东欧、中东和远东的首要地位同时受到的挑战。

国会中的共和党领导层应该出于纯粹的爱国主义而采取上述做法，他们的民主党同行也应该如此。如果有帮助的话请试着想象一下，美国的航空母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无人机群的攻击下在台湾海峡沉没。但两党在政治上的自我利益也指向同一方向。

在2024年，建设性的两党合作对我们的民选代表来说，比另一轮由令人厌烦的弹劾戏剧和债务上限组成的俄罗斯轮盘赌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