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的公共关系学教授 Erica Chenoweth和讲师Zoe Marks在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分析了女性在民主运动中的关键性角色，进而解释了为什么专制者往往拥有厌女或性别歧视的倾向，以及为什么为女性赋权对推进民主和公平的进程至关重要。

专制领导人的万神殿中包括许多性别歧视者，从拿破仑·波拿巴到贝尼托·墨索里尼，后者声称女性“从未创造过任何东西”。虽然在20世纪，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女性平等方面有所改善，但21世纪的情况表明，厌女症和独裁主义不仅是常见的并发症，而且是相互加强的弊病。

在整个上个世纪，女性运动为女性赢得了投票权；扩大了女性获得生殖保健、教育和经济机会的可能性；并开始将性别平等纳入国内和国际法，这些胜利与战后前所未有的民主化浪潮相一致。然而，近年来，威权主义领导人同时对女性权利和民主发起了攻击，这有可能使几十年来在这两个方面取得的进展倒退。

父权制的反弹已经在所有的专制政权中展开，从极权独裁到党领导的专制国家，再到由有抱负的强人领导的不自由的民主国家。中国粉碎了女权运动，让那些指控有权势的男性性侵的女性闭嘴，并将女性排除在强大的政治局常委之外。在俄罗斯，普京正在令生育权利倒退，促进回归传统性别角色，以限制女性参与公共生活。

在朝鲜，金正恩迫使女性以大约三倍于男性的速度到国外寻求庇护。在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最近提出一项法案，重新确认男性的父权、实行一夫多妻制，并决定其女性亲属结婚的权利。在沙特阿拉伯，没有男人的批准，女性仍然不能结婚或获得医疗保健。而在阿富汗，塔利班的胜利抹去了20年来在女性接受教育和担任公职及工作方面取得的进展。

父权制专制主义的浪潮也将一些已建立的民主国家推向了不自由的方向。巴西、匈牙利和波兰等倾向于独裁主义的国家领导人带来了极右翼运动，这些运动将传统的性别角色作为爱国主义来宣传，同时抨击“性别意识形态”，人权观察组织将这一用语描述为“毫无意义但无所不包”（nothing and everything）的恐吓性词汇。

甚至美国也经历了性别平等进展的放缓和生殖权利的倒退，这些权利自1970年代以来一直在改善。特朗普在担任总统期间，与包括巴林和沙特阿拉伯在内的反女权主义中坚力量合作，阻止了女性权利在世界各地的扩张。而且，尽管拜登政府致力于在国家层面实现性别平等，但共和党控制的各州正试图扭转宪法规定的堕胎权，现在的堕胎权是几十年来最脆弱的。

并不奇怪的是，女性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现在正在世界各地停滞或下降。根据乔治敦大学的“女性、和平与安全指数”，近年来，性别平等法律的实施已经放缓，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在国家议会中的代表权也有所下降。与此同时，亲密伴侣的暴力也在增加，洪都拉斯、墨西哥和土耳其杀戮女性的事件也在大幅增加。疫情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这种趋势，迫使数百万女性离开劳动力市场，承担额外的无偿护理角色，限制了她们获得医疗保健和教育的机会，并限制了她们逃避虐待的选择。

对女性权利的攻击与对民主的大规模攻击同时发生。根据自由之家和哥德堡大学的“民主多样性项目”，在过去的15年里，独裁主义持续复苏。相对较新的民主国家，如巴西、匈牙利、印度、波兰和土耳其，已经重新滑向专制，或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十年前被认为是部分专制的国家，如俄罗斯，已经成为完全的专制国家。而在一些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国家，如法国、瑞士、英国和美国，反民主情绪也正在成熟的政党中上升。

在专制主义抬头的同时，女性平等也在倒退，这并不是一个巧合。政治学家们早就注意到，女性的公民权利和民主是相辅相成的，但他们并没有马上意识到前者是后者的先决条件。有抱负的专制者和父权的专制者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女性参与政治：当女性参与群众运动时，这些运动既更有可能成功，也更有可能导致更平等的民主。换句话说，完全自由的、政治上活跃的女性，是对专制主义和专制主义倾向的领导人的威胁，因此，这些领导人有战略上的理由来进行性别歧视。

了解性别歧视和民主倒退之间的关系，对于那些希望对两者进行反击的人来说至关重要。在有争议的民主国家中，既有的专制者和右翼民族主义领导人在利用性别等级关系来巩固民族主义的、自上而下的、男性主导的统治方面是一致的。长期以来，女权运动持续与巩固少数人手中权力的社会等级制度作斗争，是反对独裁主义的有力武器。那些希望扭转全球民主衰退的人不能忽视她们。

站在前线的女性

研究民主的学者们常常把赋予女性的权力说成是民主化的结果，甚至是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附带机能。然而，女性要求包容，并通过有争议的选举运动和权利运动争取自己的代表权和利益，最终加强了整个民主。女权主义的项目仍未完成，过去一百多年来发生的女性权利的扩大并没有在所有女性中平等分享。正如交叉和反殖民主义的女权主义者长期以来所认为的那样，女权主义最大的成果归于精英女性，通常是白人和西方女性。然而，女性的政治活动显然扩大和加强了民主，这也是专制者和反自由的民主人士直观地了解的事实，这也解释了他们对女性赋权的恐惧。

在过去的七十年里，女性对政治和经济包容的要求帮助催化了民主过渡，特别是当这些女性处于群众运动的前线时。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东欧、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的民主过渡，部分是由女性发挥关键作用的群众运动推动的。

我们的研究表明，战后所有主要的抵抗运动，即那些推翻国家政府或赢得国家独立的运动，都有女性发挥支持作用，如提供食物、住所、情报、资金或其他物资。但这些运动中女性前线参与的程度各有不同，从直接参与示威、与当局对抗、罢工、抵制到进行其他形式的不合作。

有些运动，如1980年代中期巴西的民主运动，有大量女性参与：至少一半的前线参与者是女性。其他的，如2006年反对尼泊尔君主制的起义，女性在前线的参与程度较低。在此期间，只有一次非暴力运动似乎完全排除了女性：2000年斐济推翻马亨德拉·乔德里政权的平民起义。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女性在整个非洲的反殖民解放斗争以及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左派革命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后来，在缅甸和菲律宾的民主运动中，修女们将自己的身体置于安全部队成员和平民活动家之间。在第一次起义期间，巴勒斯坦女性在反对以色列占领西岸和加沙的非暴力抵抗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她们与以色列女性一起组织了罢工、抗议和对话。

在美国，黑人女性发起并持续领导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现已成为一种全球现象。她们的组织工作与埃拉·贝克、罗莎·帕克斯、范尼·卢·哈默等先辈的活动相呼应，他们策划、动员和协调了美国民权运动的关键环节。两位女革命家维德·布沙马维和塔瓦克尔·卡曼，分别帮助领导了突尼斯和也门的阿拉伯之春起义，后来因她们通过非暴力抵抗、建立联盟和谈判实现和平民主过渡的努力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还有数百万像她们一样的人努力维持反对世界上一些最具压迫性的独裁政权的运动，从苏丹的卖茶人和歌手到阿尔及利亚的祖母，再到智利的姐妹和妻子在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的总统府外要求归还她们失踪的亲人。

事实证明，无论是从运动的直接成功，还是从确保长期的民主变革来看，女性在第一线的参与都是一个重大优势。女性在前线广泛参与的群众运动比边缘化或排斥女性的运动更有可能取得成功。与暴力运动相比，女性更有可能参加非暴力的群众运动，而且参加非暴力运动的女性人数远远多于暴力运动。因此，要解释为什么女性在第一线的参与会增加运动成功的机会，首先必须了解是什么让非暴力运动失败或成功。

一般来说，寻求推翻专制政权或赢得国家独立的运动，在以下情况下更有可能取得胜利：动员大量民众；改变至少一些政权支柱的忠诚度；除街头抗议外，使用创造性的战术，如轮流罢工；在面对国家镇压和政权支持者的反动员时保持纪律性和弹性。而女性的大规模参与有助于一个运动实现所有这些目标。

第一，女性增加了人数的力量。女性参与的优势是明显的。排斥或排挤女性的运动，至少会减少一半的潜在参与者。抵抗运动必须获得广泛的支持才能被认为是合法的。而动员的规模越大，运动就越有可能颠覆现状。总罢工和其他大规模行动可以使一个城市、州或国家停摆，使一个政权立即付出经济和政治代价。群众动员还可以产生一种必然感，说服摇摆不定者和围观者加入抵抗。人们希望加入胜利的队伍，而当有大量不同的参与者时，这有助于鼓励政治和商业精英以及安全部队成员的默许或公开支持。

第二，人民运动在说服或胁迫对手投诚时，会提高成功的机会。在关于公众对武装团体的态度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女性战士在观察者眼中增加了运动的合法性。对于非暴力的群众起义，情况可能也是如此。女性和其他不同行动者的大量参与也增加了社会、道德和金融资本，一个运动可以利用这些资本来削弱对手的支持系统。当安全部队、商业精英、公务员、国家媒体、有组织的劳工、外国捐助者或其他政权的支持者或助推者开始质疑现状时，女性们能够向他人发出信号，表明反抗这一政权的可能的。

例如，在1986年菲律宾的人民力量革命中，费迪南德·马科斯总统命令安全部队攻击要求他下台的大批示威者。但是参加抗议活动的修女们把自己置于坦克和其他示威者之间。由于安全部队不愿意进行攻击，避免了一场可能改变革命进程的大屠杀。高级别的叛变随之而来，马科斯最终逃离了这个国家，导致了民主过渡。

女性的参与使群众运动更加有效的第三种方式，是扩大她们可用的策略和抗议模式的范围。在所有被研究过的情况中，多样性都有着改善团队合作、创新和业绩的功能，群众运动也不例外。多样性特别能够增强创造力和协作，这两者都有助于使运动利用更广泛的信息网络，在面对国家镇压时保持优势。

女性的参与也使文化上的性别策略成为可能，例如，像女性在缅甸2021年的民主抗议活动中那样，穿着全套选美服饰游行；像女性在印度2020年和2021年的农民起义中那样，在示威活动的前线烹饪食物；或者像肯尼亚、尼日利亚和许多其他国家的女性那样，裸体抗议，以羞辱或解除对手的武装。

一些抗议运动依赖于社会羞辱。例如，在2019年阿尔及利亚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中，祖母们让防暴警察回家，威胁说要向警察们的母亲报告他们的不良行为。同年在苏丹，一个女性的脸书小组点名羞辱便衣警察，小组的成员指认了自己的兄弟、表兄弟和儿子是阴暗的民兵成员，他们试图恐吓反对派，使其屈服。

女性还发展了其他形式的性别化不合作，可以使群众运动受益。考虑一下“抵制”（boycott）一词的起源。十九世纪末，爱尔兰梅奥郡的女厨师、女佣和女洗衣工拒绝向一个不尽责的英国地主，查尔斯·博伊科特(Charles Boycott)上尉提供服务和劳动。她们鼓励其他人加入她们的行列，使博伊考特无法继续留在爱尔兰，这一策略也因此而得名。

女性还开创了其他形式的社会不合作。虽然希腊喜剧《利西翠妲》（Lysistrata）中的反战性罢工（sex strike）是虚构的，但阿里斯托芬在写这部喜剧时很可能想到了一些历史先例。几千年来，女性活动家们一直在组织性罢工：比如易洛魁（北美原住民之一）女性曾用这种方法，在17世纪确保对战争决策的否决权；利比里亚女性在本世纪初用它来要求结束内战；哥伦比亚女性用它来敦促结束团伙暴力；等等。

人数的力量、说服对手的能力和战术的创新，对于促成非暴力人民力量运动成功的第四个关键因素也有帮助，即纪律性。当运动在面对暴力或安全部队的其他挑衅时，仍能保持非暴力抵抗，这场运动就更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支持，并最终取得成功。事实证明，有女性站在前线的运动不太可能完全接受暴力，或发展暴力侧翼来应对政权的镇压。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正因为有大量女性站在前线，才缓和了其他抗议者和警察的行为。反对公开对女性施暴和反对在女性和女孩面前进行暴力对抗的性别禁忌，可能是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对参与静坐和罢工的女性进行暴力镇压的政治成本也可能更高。

然而，来自不同背景的女性仍面临着不同的暴力镇压风险。位于要求和扩大民主的运动前线的女性，往往来自受压迫的种姓、阶级和少数群体。她们是学生和年轻人，是寡妇和祖母。与受益于父权专制的富裕女性或其他特权女性相比，来自边缘化背景的女性在群众动员中往往被忽视或遭受更大的暴力。例如，这就是为什么“雅利安”德国女性在1943年柏林的玫瑰街抗议活动中，成功地确保了她们的犹太丈夫获得释放，而犹太女性则会因为这样的抗议活动而被逮捕或处决。

为美国民权运动提供动力的美国黑人同样面临着比作为盟友参与的白人大得多的风险。只有持续的跨阶级、多种族或多民族的联盟，才能克服这些特权和权力的动态，这就是为什么这种联盟对于抵抗暴力专制镇压，和推动社会走向平等主义和全民民主至关重要。

水涨船高

站在群众运动前线的女性不仅使这些运动更有可能实现其短期目标，例如，推翻压迫性独裁者。她们还确保这些运动更有可能成为持久的民主变革。我们的分析显示，在控制了各种能使民主过渡变得更可能的其他因素后，例如一个国家过去的民主经验，女性在前线的大规模参与与平等主义民主（egalitarian democracy）的增加仍呈正相关，对平等主义民主定义参考了民主多样性项目。

换句话说，女性对群众运动的参与如同高涨的浪潮一样，能升高所有的船。研究人员发现，包容性的过渡进程，会在内战后产生更可持续的谈判解决方案和更持久的民主。虽然对非暴力动员产生的解决方案的研究很少，但女性的存在可能会转化为对选举参与、经济机会以及获得教育和保健等的更多要求，所有这些都能使民主过渡更有可能持续下去。

如果包容性的群众动员被击败，没有产生过渡，会发生什么？铲除包容性群众运动的现任政权，往往会沉溺于国家支持的父权制反扑中。女性在被击败的运动中的比例越大，父权制反弹的程度就越高，而这种动态在阿富汗、白俄罗斯、哥伦比亚、香港、黎巴嫩、缅甸、俄罗斯、苏丹和委内瑞拉都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这些国家目前都有包容性的民权运动，但结果还不确定。我们的研究表明，人民运动失败的国家，往往在平等主义民主和性别平等方面出现重大倒退，使它们比运动开始前更糟糕。换句话说，女性在第一线的参与对民主化的影响，是以运动胜利为前提的；只有当主要的运动成功时，女性的参与才会导致民主变革和对女性赋权。

专制者的游戏手册

专制领导人和反自由的民主人士，通过逆转性别平等和女性权益的进展来应对女性政治动员的威胁。他们的动机并不都是战略性的，许多人可能真的抱有性别歧视的想法，但他们的世界观总是利己的。

在完全独裁的国家，性别歧视的压制机制可能是不妥协的和残酷的。通常，它们采取的形式是：对女性的生育进行直接的国家控制，包括强迫怀孕或强迫堕胎，将针对女性的暴力正常化，甚至鼓励的厌女言论，以及利用法律或政策减少或消除女性在政府中的代表权。并阻止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或在劳动力市场取得晋升。

例如，中国对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及农村地区发起了人口镇压运动，强迫许多女性节育、堕胎，甚至绝育。少数民族的女性现在面临着罚款或被监禁的威胁，因为政府认为她们的孩子太多。在埃及，国家对女性生育的控制是相反的：堕胎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非法的，女性必须寻求法官的许可才能离婚，而对男性则没有这样的要求。在俄罗斯，自1920年以来，任何情况下的堕胎都是合法的，普京政府试图通过阻止堕胎和加强“传统”价值观来扭转当地人口下降的趋势。在所有这三个国家，尽管宪法在名义上承诺保护女性不受性别歧视，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和强大的官方职位中的代表人数严重不足。

在不太专制的环境中，公开的性别歧视政策不能被简单地下达，专制主义倾向的领导人和他们的政党利用性别歧视的言论，为其倒退的议程获取民众支持，往往将它们披上民粹主义的外衣。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宣扬传统主义“爱国女性”的厌女性叙述。学者尼塔莎·考尔将这些领导人描述为推动“焦虑和缺乏安全感的民族主义”，惩罚并非人化地对待女权主义者。

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推行政策，主张国家对女性的身体进行更大的控制，同时减少对政治和经济上的性别平等的支持。他们鼓励，而且往往是通过立法，来征服女性，要求男人和女人出于爱国责任而遵守传统的性别角色。他们还为达到自己的目的，绑架并歪曲公平和赋权等概念。尽管在不同的右翼环境和文化中，这种重新确立性别等级行为的表现方式也各有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策略：使征服女性看起来是可取的，甚至是令人向往的，不仅对男人来说，而且对保守的女性也是如此。

专制和反自由的领导人将性别等级制度描绘为能让女性接受的一种方式，是将 “传统家庭”政治化，这成为一种委婉的说法，将女性的价值和意义与生育、养育子女和在核心家庭中做家务联系在一起，并降低她们对公共权力的要求。女性的身体成为男性立法者的社会控制目标，他们调用理想化的女性纯洁概念，并呼吁母亲、女儿和妻子繁殖一个理想化的国家。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认为，女性与男性并不平等，她们在社会中的既定角色是母亲和做家务。他称那些追求事业而不做母亲的女性为“半个人”。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的政府也同样鼓励女性停止努力缩小薪酬差距，转而专注于生育匈牙利儿童。

在所有的专制和半专制政权中，性少数群体也经常成为虐待的对象。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变性人和酷儿被视为破坏了许多独裁者所推崇的二元性别等级制度。因此，他们经常因仇视同性恋的政策而被边缘化和污名化。例如，波兰的“无LGBT区”，或者俄罗斯对“LGBTQ宣传”和同性婚姻的禁令。中国最近甚至禁止男性在电视和社交媒体上出现“娘炮”的行为，以推行中国的“阳刚文化”。

尽管他们公然厌恶女性，（在某些情况下，正因为如此），一些专制者和潜在专制者成功地将女性当作政治运动的关键人物。他们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放在家庭领域中的突出位置，有时还担任官方职位，以掩盖性别不平等的政策。在推崇传统母性角色的同时，保守派女性往往在男性政治明星的表演中扮演配角。在贾伊尔·博尔索纳罗在2018年竞选巴西总统期间，支持以及反对他的女性运动间的对决，最能够说明这种情况。博尔索纳罗的反对者在“Ele Não”（意为“不要他”）的旗帜下组织了巴西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由女性领导的抗议活动之一。他的女性支持者则将自己包裹在巴西国旗下，嘲笑女权主义是“性别歧视”。

在父权独裁者看来，男人除非能控制他们生活中的女性，否则就不是真正的男人。因此，当他的妻子梅拉尼娅·朗普走在他身后登上空军一号时，特朗普的男性权威得到了提升，而当她拒绝与他一起出现在公众场合时，这种权威受到了挑战。菲律宾达沃市市长萨拉·杜特尔特·卡皮奥是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的女儿，在她父亲宣布女性“不适合”当总统之前，她一直是接班人中的领跑者。尽管菲律宾有女性国家元首的历史，而且杜特尔特·卡尔皮奥的民调数字领先，但她还是尽职尽责地主动提出竞选副总统。

当女性被归入传统的女性化角色时，父权制专制领导人则通过无端地展示男性魅力来炫耀他们的权力。普京赤裸上身的摆拍是这种公共炫示的网红照版本，但日常的厌女症、精心策划的拍照活动以及夸夸其谈的超男性化言辞都符合这一标准。

想想特朗普过大的红色领带，咄咄逼人的握手，以及声称他的核按钮比金正日的更大，或者博尔索纳罗呼吁巴西人“像个男人一样”面对新冠。这种说法似乎很荒谬，但它是一种更隐蔽的修辞套路的一部分，它将对手女性化，然后通过批评女性的外表、拿强奸开玩笑、威胁性暴力、寻求控制女性的身体来投射超男性化，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让批评父权专制的人闭嘴。

与这种暴力言论相对应的是父权式的厌女。正如考尔所写的，“虽然特朗普、博尔索纳罗和杜特尔特最明确地将女性物化和性化，并将自己塑造成阳刚气十足的掠夺者，但印度总理莫迪和埃尔多安却将自己塑造成保护者，偶尔甚至是略微沮丧的父亲形象。…使女性和少数民族愿意安于现状…他们有时深深地、公开地厌恶女性，但在其他时候却利用进步的性别话语来促进倒退的性别议程。”

随着对厌女症的容忍度普遍提高，政治和法律领域也发生了其他变化：对强奸和家庭暴力幸存者的保护被削弱，对此类罪行的判决被放宽，指控犯罪者的证据要求变得更加严格，而女性能用来捍卫身体和政治自主权的工具更少。

例如，2017年，普京签署了一项法律，将某些形式的家庭暴力去罪化，尽管人们长期以来一直担心俄罗斯面临着家庭暴力猖獗。在2016年的竞选活动中，特朗普对一段他吹嘘性侵犯的视频不屑一顾，将其斥为“更衣室谈话”，尽管有许多女性指控他有性侵犯和不当行为。特朗普成为总统后，他的政府指示教育部改革教育修正案的第九条（Title XI），给那些在大学校园内被指控实施性侵犯的人更多权利。

最后，许多专制者和即将成为专制者的人都在宣扬一种男性受害者的叙事，旨在激发民众对男人和男孩的处境的关注。无一例外，男性被描绘成“输给”了女性和进步人士所拥护的其他群体，尽管他们在男性主导的性别等级制度中继续保持优势。例如，在2019年，俄罗斯司法部声称，俄罗斯的家庭暴力报告被夸大了，在暴力索赔方面，俄罗斯男性比女性面临更大的“歧视”。

与此类似，有抱负的独裁者往往坚持认为男性气质受到了威胁。在美国的特朗普支持者中，这种说法已经司空见惯。例如，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最近指责左派运动将传统的男子气概重新定义为有毒，并呼吁恢复“美国强大而健康的男子气概”。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人麦迪逊·考索恩议员在一次病毒式传播的演讲中呼应了霍利的观点，他抱怨说，美国社会的目标是“去男性化”，并鼓励父母养育“怪物”。

继续战斗

作为真正民主进步的引擎，女性和性别少数群体的行动主义威胁着专制领导人。尽管许多专制者和有未来专制者无疑相信了自己所说的性别歧视和厌女的话，但他们限制女性赋权和人权的行动，也正试图破坏潜在的大众民主运动，而这种运动可能将推翻他们。

那些希望打击日益高涨的专制主义浪潮的人，需要将促进女性的政治参与作为自己工作的核心。在国内，民主政府及其支持者应该在所有决策场所，从社区团体到公司董事会，再到地方、州和国家政府，示范和保护女性的平等参与，特别是来自不同背景的女性。民主政府还应该优先考虑直接影响女性在公共生活中发挥平等作用的问题，如生殖自主权、家庭暴力、经济机会、获得医疗保健，和儿童保育。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美国和世界各地关于民主未来的大范围斗争的核心，它们应该被严肃对待。

民主政府和国际机构也必须把捍卫女性的权力和人权，放在他们与世界各地的独裁主义斗争的中心位置。对女性的暴力、厌女的威胁和攻击，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公共场合，都应该被谴责为对女性和民主的攻击，而且这种攻击的肇事者应该被追究责任。

拜登政府推动的，旨在更新和加强民主的“行动年”内，应包括在国内和国外坚持性别平等的不妥协承诺。美国国际开发署支持人权活动家和民间社会团体的努力同样可以明确指出，女性赋权和政治参与需要被纳入所有的民主重建工作中。

在国际上，需要建立一个多国联盟，明确拒绝父权专制主义，并在打击父权专制主义的斗争中分享知识和技术技能。最有能力建立和维持这样一个联盟的，是女权主义基层和民间社会领导人，因为他们往往最了解自己社区的迫切需求。由一个多边国家集团或区域或全球组织召开的雄心勃勃的峰会或会议，可以帮助启动这种努力，使世界各地的女性和她们的支持者相互接触，各自分享经验和战略。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是大幅提高对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年会的支持和其知名度。

最后，争取民主变革的群众运动的组织者和支持者需要一个有性别包容特征的议程，以吸引女性到前线并担任领导角色。国内和国外的民主支持者应该重点协助、扩大和保护那些推动性别平等的民间社会团体和运动，并努力确保她们被纳入大规模起义，或民主运动后的任何谈判或过渡中。支持民主的团体和组织必须明白，真正具有包容性的运动，即那些超越阶级、种族、性别和性身份的运动，是最有可能实现持久变革的。

如果历史能够作为指南，从长远来看，专制战略将失败。女权主义者总是能找到方法来要求和扩大女性的权利和自由，并在这个过程中为民主进步提供动力。但是，不受约束的父权专制者会在短期内造成巨大的损害，抹去经过几代人努力才取得的，来之不易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