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分析了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并认为，由于下一步的发展集中于科技硬件和技术的自给自足，并不需要倚重沿海城市，因此，政府对于内陆城市的投资将大幅增加，试图将这些城市打造成科技中心。这符合中国领导人对于经济发展方向的需求，也能够帮助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然而，这些巨大的投资能否获得相应回报仍需观察。
株洲的情况看起来很好。这个位于内陆湖南省的400万人口的城市，经常能接到来自北部人口较多的省会长沙的剩余工业业务。在20世纪90年代，它成为一个化学品和金属生产的区域中心。但这造成了可怕的环境破坏；1000多家污染企业最终被关闭，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后果。株洲的内陆经济一直落后于沿海城市。在过去的十年里，它的适度增长是中国内陆地区中等城市的典型。
然而，现在，当地官员将它形容为一个科技中心。过去一年，数百家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据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当地的规划文件反映了一个正在成为富饶城市的繁荣，而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东部港口城市变得富裕，株洲只能从远处观看。
这些文件中提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领导人用这个词来标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他认为中国正处于一场革命的边缘，几十个城市将开始在机器人技术、云计算和自动化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株洲的官员还认为，他们已经准备好从中国领导人的“共同富裕”运动中获得回报，这项计划准备将财富从较富裕的地区重新分配给较贫穷的地区，并将主导的互联网平台分配给消费者和工人。
中国领导人的战略最好被理解为一个沉重的赌注，即中国有望在未来十年内成为世界创新的中心。向本土科技的转变正在改变中国制造机器的地理布局。新的投资和移民正在从富裕的沿海中心城市转向内陆城市，如株洲。第二个特点是新科技公司的数量空前增加。政府正在数据科学、网络安全和机器人领域培育数千个规模各异的集群。中国领导人和他的顾问们也在对市场进行更牢固的控制。他们引导资本流动的能力已经体现在私人股权投资集团在中国的投资方式上。
这一转变是在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发生的。美国和西方正在衰落，而中国正在崛起，这种说法经常出现在国家媒体上。然而，自从1989年中国在国际上受到谴责以来，中国一直没有特别关注内陆。上海这个拥有2500万人口的城市的商业中心已经被封锁，因为中国领导人试图消除新冠疫情。他在乌克兰战争期间对俄罗斯的支持，提高了中国企业被制裁的可能性。但这些情况似乎只会加强他对自力更生的渴望。
中国领导人正在建立一个孵化器国家：一个严重依赖政府滋养的经济，以国内研究和技术来创造生产力收益。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也预示着与技术融合的过早决裂，而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受益于技术融合，当时外国公司开始使用先进技术建立工厂。这些技术最终被转让给本地公司，或者以很低的成本进行反向工程（注：即对一项目标产品进行逆向分析及研究，从而演绎并得出该产品的处理流程、组织结构、功能性能规格等设计要素，以制作出功能相近，但又不完全一样的产品。）。
澳新银行的杨宇霆认为，回报是实现了生产效率。融合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风险很小。中国只需要继续自由化，而外国公司只需要继续引进资本和高科技设备，就能获得回报。
但是，融合的时代正在接近尾声。在2010年至2019年期间，中国的总要素生产率增长徘徊在每年略高于1%的水平。现在，美国对技术转让的限制要大得多。中国领导人肯定能想象到，如果对俄罗斯的制裁是针对中国的，会造成什么后果。应对措施是结束对外国技术的依赖，将增长模式的重点放在国内可以创造的东西上。
高风险的赌注
中国领导人在这个时代将承担更多的风险，就像风险资本投资者进行高风险、高回报的下注一样。他的计划要求建立大型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集团，类似于电信巨头华为公司。杨宇霆说：“但他们将必须发展出大量的华为。”
如果投资不能产生回报，这项计划将使经济背负更多的债务，而且增长太少。
过去的中国领导人将他们的改革集中在沿海城市，那里的制成品可以很容易地到达港口。株洲以南700公里的深圳，在1990年代成为中国崛起为世界工厂的象征。其中一些业务向西延伸到了成都和重庆等城市。中国领导人执政期间，首先关注的是促进消费，这也有利于最大的沿海城市。在他的领导下，分别位于东部和南部转口港杭州和深圳的阿里巴巴和腾讯，作为消费的引擎而崭露头角，并经常被官员所称赞。
在过去的两年里，这种情况迅速发生了变化。中国领导人正在调整经济方向，使之回归制造业。在2021年公布的第14个五年计划中，已经明确了将远离消费互联网技术，或称软科技的举措。它强调的是硬科技的快速发展，或诸如人工智能、半导体、工业软件和大数据处理等领域。新的工业政策并不需要容易到达港口。
这些计划可能将重绘中国的经济地图。法国巴黎银行的罗念慈说，对制造业的强调不仅将农民工推向了沿海城镇，而且也推向了可以廉价建造新工厂的内陆城市。内陆移民的最后一次高潮始于2001年，当时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并一直持续到2013年，当时新的中国领导人上台，消费成为增长的重点。过去八年见证了一种转变，即从内陆中心向东部城市的迁移。罗念慈认为，中国即将开始另一波向内陆移民，这将为中国领导人的新工业革命提供动力。
如果要为新的科技公司配备人员，迁移是必不可少的。本杂志对公司注册数据的审查显示，从事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机器人、云计算和清洁能源的公司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中国内地建立起来。许多新中心是贫困省份的首府。但许多较小的城市，如株洲，也正在经历科技公司的爆炸性增长（见上图）。
安徽省的合肥市是中国较贫困地区之一，是一个拥有约900万人口的城市。近年来，它已将自己重塑为一个科技中心，在短时间内有数千家公司开业。仅在2021年，就有超过2500家声称开发基本人工智能软件的公司在合肥成立，而2020年只有370家。还有数千家公司说他们提供相关服务。远在北方的锈带城市沈阳在过去两年里迎来了860多家自称从事机器人研究的公司，比之前四年的总和还要多。2021年，约有4400个声称参与物联网的组织在西南部城市成都开张，是2020年的四倍。
这些城市的快速增长与地方政府的规划，以及提供慷慨的税收和土地优惠政策密切相关。事实上，这些数字也应该是对规划者的一个警告，他们所诱发的科技热潮正在导致潜在的浪费性投资。以数据中心和云计算业务为例。这场疫情为消费者互联网公司创造了巨大的需求，反过来也为数据服务创造了巨大的需求。地方政策鼓励各种类型的公司建立这种中心，或者至少尝试建立。
投资银行杰富瑞的李裕生说，房地产开发商只需要说服当地官员廉价将土地和电力出售给他们，就可以进入利润丰厚的数据中心行业。
贵阳是西南贫困省份贵州的一个大城市，在2020年见证了数据中心公司注册的爆炸性增长，许多人在这个领域没有经验。一些人甚至试图进入云计算领域，这比数据中心需要更多的技术投入。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气候技术方面的创新浪潮也带来了许多空想家，他们将消耗政府资金，而不是增加GDP。
一些投资者质疑，推动这一繁荣所需的人才将从何而来。政府已经宣布了培养人才的学术计划。但是，短缺的情况似乎很明显。让移民改道的计划，并没有考虑到他们的技能是否能跟上中国领导人的产业转移。斯坦福大学的罗斯高指出，几乎70%的中国劳动力没有接受过一天的高中教育（注，这个数据似乎与中国的统计数据不一致）。
政府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创业的场景，以使其计划得以实施。因此，它正在培养一批新的拥护者。这些人不是主导中国数字经济的消费者互联网集团。相反，它们是从事企业软件、工业数字化、数据安全和国有云计算的公司。在硅谷，很少有投资者会听说过宝信软件、卓胜微电子、深信服、中控集团或优易数据。许多公司在上海或深圳上市，而不是在纽约和香港。它们是国有和私营公司的混合体，但几乎所有的公司都与政府关系密切。它们正在努力升级中国的工业基础设施，以迎来中国领导人的新革命。
宝信软件是一家国有的工业软件公司。它建立了企业资源规划软件和制造执行系统，正在整合中国各地的工业工厂并使其数字化。这些系统旨在推动钢铁、制药和化工行业的效率。宝信最近为一家国有钢铁集团完成了被认为是同类项目中最大、最复杂的整合项目的工作。自2018年以来，公司市值已经上涨了三倍，达到620亿元（97亿美元）。
总部位于深圳的私营网络安全和数据集团深信服正在帮助政府建立先进的大数据平台。同样由私人控制的中控集团，为国有企业建立网络生态系统。
一小批但不断增长的国际投资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些公司。他们的想法与上一代科技观察者的想法完全不同。阿里巴巴等公司吸引了资金，因为投资者打赌，只有私营部门才能提供令人眼花缭乱的在线购物和金融服务，从而支持了少数大平台的高额估值。
软技术，硬路线
这一论点遭到了沉重打击。政府认为，消费互联网的热潮扩大了不平等。公司的市场主导地位使他们能够操纵价格，同时囤积不受监管的个人数据。他们的影响力与党对数字经济的影响相形见绌。正如官员们所说，这些不平衡已经通过全面的监管打击得到了“纠正”。
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国家不仅成功地将科技市场的估值降低了20多万亿美元。它还将这些巨头推向了屈服和衰退。许多高管，如京东的刘强东，已经下台。公司正在裁员；很少有人追求资本密集型的收购。
新的企业冠军要实现规模化，他们就需要具有全球竞争力，并在发达经济体中获得市场份额。华为在被美国赶走之前就走在这条路上。中国领导人希望中国发展出自己的硬科技公司，以便从充满敌意的西方变得更加自给自足。但是，即使这个由国家支持的科技公司组成的新方阵比华为更不依赖外国投入，它仍然可能被禁止进入外国市场，进而无法获得达到足够规模所需的业务。
对于急于寻找下一个阿里巴巴，但又担心触犯政府政策的风险资本家来说，如何为中国的新一轮繁荣提供资金已成为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中国领导人对资本和金融市场进行重新排序已经进行六年了。中国58万亿人民币的影子银行市场在2017年首次被严肃地针对。同年，在浮夸的富豪们的推动下，为期三年、价值4500亿美元的投机性境外投资浪潮受到抑制。同时，为房地产开发商提供资金的信贷供应被切断了，终止了长达20年的狂热。
2021年，高级官员开始提到敌人的名字：“资本的无序扩张”，不顾一切地追求高回报，牺牲了公共利益。近年来，数以百计的官员和商人因腐败指控被拉下马，但直到最近才有一些人被指控“与资本勾连”。阿里巴巴所在的东部繁华城市杭州的前市委书记周江勇正因此类罪行接受调查。当地媒体还将他与阿里巴巴的附属公司联系了起来。
中国领导人已经提出了一个使“资本有序发展”的计划。他亲自监督了2021年在北京启动的一个新的证券交易所，此交易所的重点是将投资引向小型科技集团。国家基金正在筹集越来越多的现金并投资于私营科技公司。由工业和互联网技术部发起的“小巨人”计划，正在精心挑选数千家公司，这些公司将获得税收优惠和公共资金。据彭博社报道，中国计划今年在新项目上花费约2.3万亿美元，其中许多项目将集中在高科技制造和技术发展上。
政府主要经济顾问韩文秀最近说，对无序资本的打击并不是要将其拒之门外。相反，它是关于让资本跟随党的领导。这已经开始发生了。例如，去年消费技术领域的私募股权投资崩溃了，而对微芯片和软件的投资则飙升至新高。
今天，盯着深信服和中控等公司的科技投资者，依靠政策和与国家有关的业务量来评估它们是否有希望。投资银行的分析师们通常将一家公司被纳入大型政府项目，并避免任何与国家信息相悖的做法，当作一个强有力的“买入”信号。咨询公司贝恩的杨奕琦说：“每次我们研究一个行业，投资者都会问我们这个领域是否会被视为促进不平等。”
中国的许多风险投资公司发现，只要它们专注于国家青睐的领域，包括正在快速出现的硬科技和清洁能源公司，它们的投资限制就会减少。根据研究公司PitchBook的数据，2021年对清洁能源的风险投资从2020年的56亿美元激增至约87亿美元。一位投资者说，越来越多的私人投资者希望与国家基金一起投资，或者寻找已经接受了国家资金的初创企业。国家的绿灯现在是一个强大的市场信号。
中国经济中的许多不平衡现象，也就是中国领导人的攻击目标，是在他的眼皮底下出现或恶化的。科技大亨们主要是在过去十年里赚取了数十亿美元。中国领导人监督了世界上最大的房地产部门的债务积累之一。他的政府放松了控制，允许海外投机性购买浪潮的出现。中国领导人的监管打击在很多方面都是为了纠正他自己的政策失误所造成的市场扭曲。
一些有经验的全球投资者担心错误和修正的周期会重复。很少有人能够接受“资本的无序扩张”的言论。只有通过引入市场力量和外国资本，中国才建立了一个先进的现代国家。其世界级的科技领域一直由全球的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培育。
一位大型投资者说，中国领导人和他的技术官员团队摒弃了这些发展，表明他们没有从过去的40年中吸取教训。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准备好代替市场的工作，而这发出了各种错误的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