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eanor Olcott 和 Federica Cocco在金融时报发表文章，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受到疫情清零政策的影响，在疫情发生的这两年显著下降，但是，中国的出生率下降并不仅仅是因为疫情，早在疫情之前，年轻父母就因为过重的经济负担而不愿意多生孩子，虽然中国政府近年放宽了生育政策并实施了一些激励措施，但效果显然不尽人意。

在新冠疫情之前，中国就已经是全球婴儿出生率下降的中心，在疫情暴发后的两年里，这里的出生率下降得更快了。

中国的出生率（出生率=年出生人数/年平均人数×1000‰）在2019年至2021年期间下降了近30%，这是自1959年至1961年大饥荒以来最大的两年降幅。2021年，中国仅有1060万名婴儿出生，这是1949年以来的最低记录。

联合国人口司司长约翰·威尔莫斯表示，中国2020年底报告的出生率下降“与生育率经常出现的季节性波动并不一致”，是疫情对出生率影响的“有力证据”。包括上海在内的一些城市仍然感受到疫情造成的破坏，为了贯彻中国政府的“清零政策”，这些城市还在实行封锁。

许多分析家表示，中国已经在人口下降的边缘徘徊。几十年来严格的生育控制，以及女性接受了高等教育并进入了劳动力市场，已经改变了人们对养育子女的态度。

《空荡荡的星球：全球人口锐减的危机》是一本关于全球人口下降的书，这本书的作者达雷尔·布里克说：“中国目前正处于绝对的生育灾难中。”

人口学家警告说，如果不采取严厉的措施来扭转这一趋势，到本世纪末，中国的人口可能会减少一半，从14亿人减少到7.3亿人，这是《柳叶刀》一项有影响力的研究预测的。这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政策上的难题：如何用不断缩减的劳动年龄人口的纳税额，来支付老年人不断增加的养老金和医疗费用。

总部设在伦敦的研究公司TS Lombard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罗里·格林说：“出生率下降将导致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的工人和消费者减少。”

专家说，疫情带来的健康和经济方面的不确定性，迫使情侣推迟或放弃结婚和生孩子的决定。

结婚的数量下降了12%，2020年登记结婚的人数为813万人，专家警告说，这将对出生率产生连锁影响，因为中国很少有非婚生子女的情况。

中国正在应对两年来最大规模的新冠病例的激增。全国各地的城市，包括上海，已经实施了局部的封锁措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高级科学家易富贤表示，政府对清零政策的追求将加剧今年的低生育率和结婚率。易富贤说：“许多年轻夫妇害怕怀孕，因为中国的封锁措施太严格了。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只要有新冠病例出现，你的公寓楼甚至整个小区都可能被封锁。”他补充说，这给急需医疗服务的孕妇带来了焦虑感。

但是根据人口学家的说法，出生率的急剧下降早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过去为控制人口所采取的措施。中国政府曾长期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这项政策于1980年实施，将一对夫妇的子女数量限制在国家人口保持稳定所需的平均2.1个以下。这项政策压低了出生率。

中国在2016年放弃了独生子女政策，但这并没有扭转人口下降的趋势，从那时起，新生儿的数量每年都在下降。

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中国人口变化专家王峰（音）说：“这是一场缓慢的风暴，在过去几年中有所增强。”他说，这项政策留下的“历史足迹”使得家庭已经习惯于只生一个孩子。

因此，大多数中国家庭都是“4-2-1”的结构，即没有兄弟姐妹的父母抚养两对老人和一个孩子，易富贤说，他长期以来一直反对独生子女政策。

易富贤说：“中国社会已经适应了独生子女的结构。”

他说，中国膨胀的房价和昂贵的儿童教育提高了拥有更大家庭的门槛，经济因素鼓励人们少生孩子。易富贤说：“照顾四位老人的负担导致家庭没有足够的钱来抚养更多的孩子。”

河南省禹州市32岁的高中教师肖伊（音）最近发现自己怀上了第二个孩子。

肖伊说：“我很担心经济压力。抚养一个孩子要花很多钱。像我这样的普通家庭，钱只够来过日子，一般都不想生第二或第三个孩子。”

政策制定者已经在努力提高出生率。去年，他们允许夫妇生育孩子的数量从两个增加到三个。他们为有一个以上孩子的父母提供了激励措施，包括现金奖励和延长产假。

然而，他们的努力收效甚微。

来自南京的31岁母亲赵丽亚（音）说：“政府的任何政策都无法打动我去生第二个孩子。为了照顾孩子，你必须牺牲自己太多的东西。”

赵晓明（音）的家庭结构就是典型的“4-2-1”。当她在1989年出生时，她是当年中国2400万名婴儿中的一个。当她在2020年生下她的第一个孩子时，出生人数已经减半至1200万。

曾任会计的赵晓明还提到了她不愿意生更多孩子的社会因素，她担心这会导致她更难找到工作。

她说：“雇主会认为我想生第二个孩子，或者家庭责任意味着我不会努力工作。”

赵晓明说，她的前雇主会询问女性求职者婚姻情感状况，以及她们是否计划生孩子。她说：“他们从不问男人这些问题。”

中国女权主义活动家吕频认为，通过现金奖励来提高出生率的政策，没有解决女性不愿意生更多孩子的原因。吕频说：“你必须先解决工作场所对年轻母亲的歧视，让女性确信这不会影响她们的职业生涯。”

但是，一些专家警告说，即使男女更加平等，也不能阻止中国的人口下降。

易富贤说：“今天在中国的育龄女性一生都被告知要少生孩子。这种根深蒂固的心态不可能在一夜之间通过政府政策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