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othy McLaughlin在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香港曾因成功控制新冠疫情而受到称赞，然而，本月，它成了全球新冠死亡率最高的地区之一，老年人的新冠疫苗接种率低显然是目前这种困境的主要原因，那么在疫情初期表现出色的香港，为何会任由自己的疫苗接种工作出现这么大的纰漏呢？

从新冠疫情暴发到现在已经有两年了，我来告诉你我所在的香港社区的生活现状是什么样的。操场被红白相间的警戒带围了起来，并用塑料围栏挡住，以防儿童进入，秋千也被扔在横杆上，以确保非法娱乐活动无法进行。

政府关于全市可能封锁的灾难性公共信息，导致了大范围的恐慌性购买，所以当我出去遛狗时交换的八卦信息，主要是关于哪些商店已经重新进货了。

所有的餐馆都必须在下午6点关闭，而酒吧则根本不开门。离我公寓不远的一家餐馆，现在从上午10点开始提供“欢乐时光”优惠套餐。健身房、电影院、露营地和海滩已经完全关闭。即使我想在一个偏远的乡村公园里独自散步，法律也要求我戴上口罩。

更令人震惊的是，因为在2020年初，香港在新冠控制上是领先的。一旦出现关于一种仍然神秘的病毒的消息，这里的每个人都开始戴口罩，并几乎立即适应了社交距离规定，那个时候，我写了一篇又一篇文章，描述美国未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因为我已经看到了未来。当西方国家措手不及时，香港总是有备无患。

现在，医疗设施被病人压得喘不过气来，停尸房也供不应求，医院里的尸袋与就放在接受治疗的病人旁边。为了满足需求，棺材被源源不断地运来。建筑工人正争先恐后地建造隔离设施，包括一个看起来像战时野战医院的设施，位于与大陆的交界处。

约有30万人被隔离或在居家隔离中。从2020年1月至2022年初，香港总共仅记录了213例死亡和约1.3万例新冠病例，之后香港被奥密克戎浪潮淹没，这个浪潮始于今年年初，已导致超过96万个病例和超过4600人死亡。

香港因“零感染战略”，有效地控制了新冠病毒的传播而受到称赞，有充足的疫苗剂量。如果政府愿意，有足够的财富来支持最贫穷的人。为了对抗病毒，已经封锁部分经济，包括其利润丰厚的旅游业。

然而，这个月，香港是世界上新冠死亡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到底发生了什么？

自疫情暴发以来，香港一直采用零新冠战略。这种方法并不像中国大陆使用的那样严格，大陆要求关闭整个大都市，仅仅因为几个病例就对人们进行大规模检测。香港有一个积极的测试和追踪计划，并加强了边境管制，以此来捕捉感染并切断传播途径，并在病例激增时采取社会平衡措施。所有这些都有助于香港在疫情早期阶段为自己争取时间（当时还没有疫苗），将死亡人数降到最低。

但是现在，香港坚持采取没有可靠科学依据的措施，而且专家们认为这些措施主要是表演性的（同时也对香港以旅游和服务为基础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既没有转向一个更灵活的方法，也没有为分析家反复警告的不可避免的暴发做好准备。

这样的失误几乎数不胜数，但最严重的失误与香港没有做好接种疫苗的工作有关。政府的努力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政治色彩，并因信息传递不畅而受到影响。尽管有更好的选择，也就是辉瑞的mRNA疫苗，香港一开始就匆忙批准了中国制造的科兴疫苗，城市领导人摆出了坚决接种科兴疫苗的姿态（大部分死亡者是未接种疫苗的人，但官员们拒绝透露关于接种疫苗后死亡者所接种疫苗的数据）。

几乎没来由的，媒体的新闻稿夸大了疫苗的不良反应，导致了强烈的怀疑态度。对政府的不信任，以及对2019年民主抗议活动的处理方式仍在持续，这一切都给疫苗推广增加了难度。最令人不安的是，香港老年人口的疫苗接种率很低，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今天，80岁以上的人中只有55%接受了一剂疫苗注射，36%接受了两剂。

香港行政议会非官守议员林正财告诉我，政府在早期依靠家庭医生为病人提供疫苗接种建议是一个错误。许多医生警告老年人对接种疫苗持谨慎态度。可以预见新冠病毒会席卷养老院，在当前的浪潮中，已经有超过2.9万名养老院居民被感染了。林正财还告诉我，政府应该为行动不便的居民提供上门接种服务，并表示政府将很快开始实施这一计划。然而，这将在下周才正式开始实施，但这波感染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距最初推广疫苗已经有一年多了。

专家告诉我，对所有抵达香港的人，即使是那些没有得新冠的人，都需要进行21天的酒店隔离，这是危险的，也是不科学的，但政府还是继续这种做法，导致了交叉感染和病例激增。

去年发表的一项由政府资助的研究警告说，人们对疫苗犹豫不决，但官员们除了喊口号和敷衍了事的海报活动外，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政府还坚持向居民发出强制检测通知，甚至在检测和检疫设施已经超负荷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导致摇摇欲坠的卫生系统面临更大的压力。来自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国家的航班禁令将持续到下个月，尽管政府自己的顾问说没有理由继续这样做。

总而言之，决策者忽视了公共卫生方面的专业知识，而是受政治和过度热衷于向中央政府表示效忠的驱动。造成如今这样令人尴尬且混乱的局面，这本是一场可预防的公共卫生灾难，这是一个以无能政府的又一次明显的管理失败。

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政府的大流行病应对顾问梁卓伟告诉我：“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既没有制定一个更好的计划，也没有一个好的执行？”

当我问他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有什么想法时，梁回答说：“我只想说，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为政策决定提供了最好的科学依据。而且，正如撒切尔夫人曾经说过的，‘顾问提供建议，部长作出决定’。我们就这么说吧。”

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在与新冠疫情的各个阶段作斗争，但香港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香港甚至不再拥有曾经的有限民主问责制，来推动政府审查公共卫生决策。由于各种原因，许多居民相信了谎言，即只有少数人将受到变种的影响，但新冠的错误处理，突出了香港的改造是如何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随着反对派的声音被压制，香港的统治者声称他们可以更有效地管理。但是在去年，香港进行了全面改革，确保在城市立法机构中，民族主义和服从性比能力和政治知识更受重视，关于如何控制疫情的建议，包括极其不切实际的（使用邮轮作为临时隔离设施）和明显荒谬的（用无人机向香港人投放新鲜食物）。

甚至立法者和政府的这种新的紧迫感，也是在中央领导人个月谈到控制当前疫情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使命”之后才出现的。

与此同时，亲北京的学者和大陆官员把应对疫情和坚持“动态清零”作为一种忠诚的考验，不要去试图搞清楚“动态清零”的含义是什么，在不同的官员间、在不同的日子里，这个词汇的意义一直在不断变化。然而，政府依然坚持认为不应该对它有任何质疑。

本月，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表示：“爱国力量必须有力地揭露、批评并依法制裁那些发动抹黑攻击、散布谣言、制造恐慌以破坏抗击疫情的反华破坏势力。” 

一位香港医生在联合国发言时说，与病毒共存的想法等同于美国制造“生物恐怖分子”，这种一篇夸张的长篇大论，像是在批判漫画书中的反派人物。香港的公务员已经成为目标群体，因质疑新冠战略而被指责受到了西方思想的污染。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即将出版的《边缘城市：中国统治下的香港》一书的作者孔诰烽通过电子邮件告诉我：“香港的疫情应对措施无疑表明，国家安全法新秩序不仅关乎选举和活动家，而且会延伸到生活的各个领域。”

正如他们实施国家安全法一样，大陆官员认为有必要介入解决香港政府自己制造的新冠问题，此举得到了人们的一致好评。中国政府控制的报纸在版面上刊登了对跨境工作者的崇敬之情。亲北京的立法者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他们对祖国支持的感激之情。

我的收件箱每天都塞满了感谢北京控制的声明。香港卫生部长对大陆捐赠的传统中药表示赞赏。(相比之下，新加坡政府警告说，“没有科学证据”证明这种名为“莲花清瘟胶囊”可用于“预防或治疗新冠”，而澳大利亚则完全禁止销售这种药物）。这种无休止的、无节制的奉承就像是一个纵火犯的庆祝活动，他点燃了自己的房子，切断了水管，然后在消防队到达并扑灭火焰后为他们欢呼。

与此同时，香港已经进行的全面清洗和对权利的压制一直在进行，从没中断。上个月有6人被逮捕并被控煽动叛乱。3月初，英国律师协会的前会长在离开香港之前受到国家安全警察的盘问，中国国家媒体的记者在机场跟随。政府指责一个总部设在英国的人权组织危害国家安全，并要求这个组织关闭网站。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采用战时论调作为行使紧急权力的理由。新冠疫情暴发的时间越长，抗击疫情的政策就越与不断扩大的安全机构交织在一起。

列举香港的错误会引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政治化和无能的反应，不愿意调整现有战略来适应病毒的变异，无法克服对疫苗的怀疑，社会中长期存在的裂痕被新冠疫情撕开。多年来，支持北京的人告诉我们，这些是西方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

两年前，我们看着美国和欧洲，愕然于他们对疫情的管理有多糟糕。两年后，我们正在经历香港大学病毒学家悉达多·斯里达所描述的“慢动作的飞机失事”，显然我们没有从西方或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吸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