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佐溪
Ming是一位居住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摄影师。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她从杭州、上海,辗转到纽约、奥斯汀,记录下了800多个普通人的真实瞬间。
她的镜头里,有彬彬有礼却充满边界感的美国富人,有墨西哥裔的爱妻狂魔,有面对镜头肢体僵硬的比特币公司工程师,有忧郁神秘的音乐人,有在牙齿上戴装饰品的潮人,还有巧克力色的混血长腿美女。
Ming喜欢自己镜头里的真实感。但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原本带有滤镜的“美国梦”逐渐显露出了真实面貌。在调整和提升自我的同时,她开始怀念亚洲文化圈的温情。
一个女性摄影师的四城记
Ming在杭州上大学时,“淘品牌”方兴未艾。她专业学的是广告,对摄影“懂点皮毛”,在灵隐寺附近的一幢小洋楼里实习,给淘宝店拍摄帽子。期间,她认识了一对美国兄弟,和他们成了好友。
后来,Ming申请了一个美国的文化交流项目,这个家庭成了Ming的资助人和寄宿家庭,帮助她首次踏上了美国大陆,来到了奥斯汀。Ming也在这儿认识了当时的男友、她现在的丈夫。
毕业后,Ming进入了一家杭州的快时尚品牌,每天都拍很多衣帽服饰的照片。后来,她来到上海,加入了一家知名摄影工作室的核心团队,后者可以说是最早引领“网红风”的品牌之一。Ming既负责创意,也包括团队整合,力图在造型、服饰、灯光、拍摄、后期加工上给到普通人“明星大片”的感觉。
处理各种各样的工作关系,让性情直爽的Ming难以适应。遇到各种不平之事,她常常会选择“硬刚”。她也尝试换了一份工作,却仍然受困于公司内斗。为了不再消耗精力,也为了“体验世界顶级大城市的文化”,她和男友干脆搬到了纽约。
纽约的留学生、华人和游客众多。通过小红书、Instagram和朋友圈,Ming很快打开了局面,成了一名全职自由摄影师。她给年轻人拍情侣写真,给漂亮的女学生拍毕业照,给精致的白领拍工作照,不过很少拍家庭照和单身相亲照,而这是现在她在奥斯汀常拍的类型。Ming笑说,纽约的男性少于女性,他们“对出门约会很有信心,不需要自拍照”。
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直到疫情来袭。不堪忍受“暗无天日”的纽约公寓生活,也为了体验大房子、大院子的典型美国日常,她和丈夫逃离了纽约,来到了奥斯汀,找到了久违的阳光。
在奥斯汀的家中,Ming养了100多株植物,每天摸一摸、看一看这些“比动物简单”、“比人顺眼”的生命,让她很快乐。
不过Ming说: “你拥有的东西也在拥有你,你会被房子困住”,住在一座大房子里,每天出门拍摄以外,她需要去上西班牙语课、学习合气道、学声乐、攀岩、健身,派遣孤独感。
在奥斯汀,Ming很少可以像在纽约那样,把客户变成朋友。在纽约,拍完照她和客户会一起走路去坐地铁,在地铁上,又可以一起挨着坐上十几站,有很多眼神交流和对话的机会。而在奥斯汀,她的客户很多都是家庭,大家带着孩子各自住在自己的大房子里,选择丁克的Ming鲜有机会参与他们的生活。
Ming说,自己的性格就是这样,遇到烦心事了就想走,好不容易两三年稳定下来了,就又要离开。
这其实不利于摄影师这种需要圈子的工作。好在,她对钱没有太大的渴望。虽然在奥斯汀的华人客户少了很多,但她可以接触到各个族裔、不同类型的客人。这里的客户大多“不时尚”,不需要精修,一套拍摄在48小时后就能出片,超过九成的客户都对她的拍摄很满意。
她告诉加美必读,在国内做摄影师,客户抱怨最多的就是后期加工,现在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在国内,摄影工作室的模式还涉及到各种关系的处理和现实压力,往往会逼得人变得功利,不能把精力百分百地花在拍摄上。
比起人像拍摄,Ming也不那么喜欢商业拍摄,因为沟通成本特别高。她说:“在国内的时候特别明显,很多时候摄影师往往需要教育客户,帮助他们找到自己想要的词汇——比如客户说照片太亮,其实是想说饱和度太高。”
因为自己“太接地气”、“不够尖锐有点面”,她也没法适应时尚业的拍摄氛围。
在美国,要拍摄这些对镜头毫无经验的普通人,Ming会抓住每一个细节进行调整,创造突发的几秒变化,一阵猛拍。比如给一些单身男青年拍约会网站的大头照,这些“宅男”往往脖子前倾、驼背、肩膀打不开,如果硬凹动作,机械感会特别强。Ming会和他们对话,让他们看看身后,身体就会转动起来,或者小小地开个玩笑“你怎么会那么僵”,他们就会自然地给出反应。
Ming说,作为一个小个子的女生,她没有什么攻击性,也容易让客户放松,不会让人觉得有压迫感。“但摄影师的外形也很重要,不能太耀眼,如果拍的是美女,女摄影师最好素颜出场。”她笑道。
在奥斯汀,Ming经常会拍一些多人的集体照,但总有那么一两个家庭成员会甩脸,要么是男性成员被迫入镜、满脸不情愿,要么是母女之间言辞犀利,或者夫妻之间闹别扭,往往只要一个白眼,Ming就能感觉到家庭成员之间的紧张气氛。
她认为,这就是美国人平日里的相处模式,即使有外人在场,他们也不愿意对亲人隐藏自己的情绪。而且人们在拍摄的时候,本身就处于一种情绪上比较脆弱的状态。通常情况下,她会调侃一下,因为这些多人群体会很容易被别的东西吸引注意力。再不济,她会让他们先分开,冷静半小时后再拍。但作为一个摄影师,她不会给出任何评论。
“以前我并不认为自己的照片有多大价值,纯粹是出于天生的喜欢,觉得酷炫而已。但在美国的这三年,我觉得自己的工作是有价值的。”Ming说,去到一些美国人家里,她才发现,很多美国人其实没有几张好照片,他们往往隔了5年、10年才想着去拍一些具有纪念意义的照片,Ming就成了记录他们真实瞬间的那个人。
镜头里的美国普通人
Ming说,自己现在的照片越拍越“素”,很少拍美女,背景很普通,动作也没有太多设计,缺乏了很多社交媒体需要的营销点。但她自己很喜欢,因为真实感最珍贵。
她的镜头里,有只身前来拍结婚照的“结婚狂”华人妹子,也有吐槽美国女孩太现实、谈恋爱都要考虑工作、资产等名单的法国帅哥;
有洞悉所有美国职场游戏规则、用主流言行准则给自己披上一层“白人皮肤”(他说这是“put on whiteness”)的墨西哥裔工程师,也有想去武当山练功、了解阴阳五行、丝绸之路,却对当代中国一无所知的黑人男子;
有刚离婚不久、掉了很多斤肉、想留念自己“瘦美”时刻的非裔白人混血男子。在“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导火索之下,这个在文化夹缝中生存的男人,忍痛选择将政治立场置于婚姻之前,离开和自己持异见的非裔前妻;
有已经开了五指、一个人开车来找她拍照、拍完就去医院生孩子的新冠孕妇。她在一夜情时意外怀孕,怀孕后和对方发展成了男女朋友,一起抚养孩子,不结婚。Ming羡慕这种钝感力,感慨这种“不苦情的文化”;
还有说自己的妈妈是疯狂中年妇女、喊Ming是Korean woman(韩国女人)的“傻缺少年”。面对他各种嘻嘻哈哈没正形、“政治不正确”的花式吐槽,Ming全程姨母笑。
不管镜头里的自己美或丑,Ming的大部分客人都接受自己本来的样子。她说:“他们觉得拍得不好看,是因为自己不好看。但在中国,很多人已经习惯了美颜里的自己。因为从小就被打击自信、挑剔容貌,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洞。”
Ming现在很喜欢拍一些年纪大的人,他们已经全然放下了自己好不好看的念头,表情自然、放松。她拍一对结婚四五十年的黑人夫妇,他们看彼此的眼神、手搭在肩膀上的小动作就会让她有瞬间的感动。
还有 “美国版桃姐”,她是Ming在德州最爱的人之一。
她出生在哥伦比亚,4岁左右失去父母,和妹妹相依为命。在她40岁的时候,她在德州大学念研究生的妹妹生了孩子,希望她能从哥伦比亚来美国帮忙照顾。妹妹给了她一笔钱,她就拿着这笔钱偷渡到了美国,在山里走了3天,为了躲避警察又在一个小屋子躲了10天,才顺利达到了德州。
后来,妹妹在报纸上看到有一户人家找佣人带娃,她竟顺利应聘,并且一待就是40多年。这40年里,她从来没离开过这个家庭,没有结婚、没有孩子,把这家的孩子当成自己的亲身骨肉抚养。
这也让Ming感慨道:“亲情不必要存在血缘之间。亲人可以在长大后找寻,也可以相伴一生到老。”
每次拍摄,她都抱以最大的热忱,认真和每个人交流。她说,自己很少和人闲聊,而是单刀直入,问很多人生方面的问题,这可能是自己的天赋,也是因为自己的确感兴趣。“我觉得他们生活里很少被人问这样的问题,根本没准备好相关的说辞,所以说出来的都是最真实的第一反应。而且这可能和我的身份有关,我是个外国人,一个矮小的女性,所以人们不会有太多设防。”
摄影师的工作,让Ming“见众生”,变得更有同理心、宽容和开放。
有一次,她去一个单亲家庭做义工,对方是一位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单亲妈妈,带着一个9岁的女孩。她们生活非常拮据,但妈妈为了支持小女孩当模特的梦想,花钱请Ming给女儿拍照,还要报名高价的儿童模特训练班。
Ming本来觉得,这位母亲在犯穷人都会犯的错误。但每次去看她们,精神状态却又非常好。这对母女告诉她,即使穷,这里也比回去好太多。在美国,母亲每个月还可以给家里的父母和亲戚寄点钱;而在老家,她要照顾整个家族的人,互相扶持才能生活。
祛魅美国,她开始怀念亚洲文化圈
摄影师的工作丰富有趣,异乡人的身份却是无解,处处充满矛盾。Ming说:“我在两边都不融入。”
她说,年轻的时候想“见世面”,作为愤青来到美国,以为很多问题会得到解决。但来了之后,她发现,他们有他们的问题。她开始怀念国内的大家庭和人际关系。
她说,自己和丈夫不会长期待在美国,想去新的国家,例如日本。两人的父母都没出过国,各自的家庭里很难找到性情相契的人,于是两人选择抱团飞到他乡。
揭去面纱后,现在的美国在Ming的眼中是明媚而寂寥的德州黄。那些乡村里纯良的基督徒、小镇上淳朴和善的老奶奶,让她想起在村里长大的美好童年,简单幸福不内卷。
但同时,她震惊于消费主义的横行、 “自私基因”的蔓延。她对上百人的婚礼拍摄兴趣寥寥,认为大型婚礼只是浮夸的炫耀,女孩们从小被“洗脑”婚礼是一辈子最重要的事,即使负债也要实现这个梦、做一天的公主。她无法理解一些父母享受各种物质消费,却不会考虑为孩子的教育稍稍做出牺牲,帮助他们成长。
她更失望于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美国的种种现状。她说,德州不少人不相信疫苗,相信阴谋论,不相信主流媒体,相信网络上的信息来源,还劝她不要被蒙蔽。
她也曾困惑于她在美国认的弟弟(没有血缘关系)在自己搬家需要帮忙的时候,让她去找搬家公司。后来她才想通,纵使关系再好,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仍不似在中国,每个人都需要找专业的人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她还不解于白人群体过于宠溺的子女关系——拍照的时候孩子一哭父母就崩溃,不是追着孩子跑就是火速离场、中止拍摄。外界不能给孩子负面情绪、不能打压孩子天性、不能约束、规训他们,孩子从小被夸奖长大、容易放弃,这些甚至开始让很多成年人也变得易受外界影响。
在拍白人群体的时候,Ming正在努力“管住嘴”。她说:“中国的语言其实更注重效率,有时候并不礼貌,很少在平时说话的时候有‘Could you please’(请您)这样的习惯。”她在学习少用“做这个”、“去那里”这样的表达,多给客户放空的时间,像对待孩子一样夸赞他们。
遭遇了这些文化上的龃龉,她开始不自觉地靠近任何一种与中国气质相近的文化。
她跟随社区附近一个70多岁的白人老爷爷,学起了合气道,一种日本武术。她说,这个老爷爷从28岁开始经营场地,入不敷出,好似使命般践行一种长幼有序的文化。这让她更觉渺小、谦卑,不再是年轻时那个对解放天性、对长辈直呼其名等美国文化无限神往的酷女孩。
她还惊奇地发现,“亚洲一家亲”让她选择性忽略印度兄弟的各种不完美,甚至开始欣赏和喜欢他们身上满满的能量感。
有一次,一对印度父母给女儿办大学毕业派对,他们请了100多人,雇了Ming三个小时,让女儿不停和各种人以各种排列组合拍照。这个在美国长大的印度女孩原本只想和朋友聊聊天,最后和父母一起全程站了两个小时。Ming累得不行,不得不佩服这对印度父母的体力。
Ming说:“我就没遇到过没能量的印度人。但我在印度人身上拍到的都是在中国人身上见到过的,他们所谓的‘毛病’反而让我感到亲切。”
作为地球上最爱拍照的群体之一,印度人保持着永不放弃的态度,执着程度丝毫不输中国大妈。天气不好、太晒、眼睛睁不开不是问题;孩子闹腾、不配合不是问题,一定会死磕到底;有时候Ming客气一下多给印度客人拍10分钟,他们会毫不客气继续让她多拍几张,“榨干”她的有效服务时间;她也经常会被印度客人砍价,后期被要求各种改改改,例如把皮肤变白一点。
和中国人一样,印度客户都是拍娃狂魔;两个群体的家庭观念也相仿,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就是带娃;Ming和印度兄弟们还会互相吐槽那些从不流露负面情绪和评价、事事只说好的群体,“友谊的小船在吐槽白人(大部分白人过于正面)的过程中升华了”。
她还熟悉好客的越南客人,去他们家里拍照,她会被邀请一起吃饭,临走前还会被塞上很多食物打包带走;她感慨于宽厚温暖的叙利亚难民,他们需要比美国人付出更多努力重新做回医生。疫情期间,她特别想回国,最低落的时候,她在车里听着罗大佑的《亚细亚的孤儿》,默默流泪。
在摄影方面,现在的Ming觉得自己已经熟门熟路,没有太多提升空间。她曾考虑纪实摄影,但这需要面对现实的经济压力,自己也不够成熟。
她还想做一名心理咨询师,以为自己可以从关心别人、改善别人生活中得到快乐,但在真的做了义工后,她没发现自己有什么特别。
这些想法一直在她的脑中,却一直没有动力去做。她说:“也许是年龄还没到,也许是还需要做更多自我提升,让自己有更多能量,我才能真正更好地帮到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