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Erich Schwartzel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自己即将出版的新书的节选，讨论了中国对好莱坞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他指出，在2008年，中国派遣了团队学习好莱坞的成功经验，并且在不到十年内就成功地使好莱坞依赖于中国，并且使曾经作为美国宣传机器的好莱坞开始为中国审查内容。加美编译，仅供参考。

在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之后的几周，一群中国高管前往洛杉矶参加速成的提高影响力课程。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电影教授罗伯特·罗森的教室里，一队好莱坞高管进行了一系列关于美国娱乐业的讲座。这些学生是由中国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挑选出来的，他们在洛杉矶有一个任务：学习美国电影业如何取得全球文化领导者的地位，以及中国该如何在国内复制这一成就。

环球影业是《科学怪人》、《回到未来》和《速度与激情》背后的电影公司，它的负责人谈到了他的电影业务，这是一个从1912年成立的五分钱影院（当时的电影票价为五分钱）中发展起来的企业集团。米高梅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也加入了课程，这家公司在有声电影之前就已成立，制作了《绿野仙踪》、《西区故事》和《沉默的羔羊》。

经纪公司威廉·莫里斯的一位经纪人谈到了他是如何管理美国最大的电影明星的，这家公司是以马特·达蒙和丹泽尔·华盛顿为客户的人才机构。一位独立制片人解释了为电影筹款的艺术，美国电影协会的负责人详细介绍了他的组织在华盛顿代表国家的艺人进行的游说工作。

很难想象还有比以上这些更有魅力的日常工作，这些工作让担任这些职位的人成为了美国文化的管家和使者。

中国会派官员到洛杉矶向美国最著名的资本主义企业学习，在几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当时的文化大革命和天安门广场对抗议者的镇压，使人们对政府对自由表达的态度并没有抱有幻想。然而，2008年的中国正在崛起，即使这种崛起发生在许多美国人的视野之外，其中包括好莱坞的许多人，在那里，中国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当时，中国访客不显眼的外表掩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一位年轻的高管在一个拥有8亿观众的电影频道工作，这个规模是他的任何一位好莱坞导师都无法想象的。

几年后，当年课堂上双方的定位：中国人是学生，好莱坞高管是老师，会显得既有先见之明又荒谬，而这种动态很快就会逆转，好莱坞会向中国寻求帮助。

仅仅考虑一下那间教室里所代表的实体的未来。在这些课程结束后的十年内，环球公司将与一家中国公司完成5亿美元的融资交易，让中国女演员出演最大的电影，并在北京附近建造一个环球主题公园。米高梅公司为了能被中国收购而进行自我推销，并对007系列的电影进行审查，以确保中国公民在与英国不老的特工对决时不会显得软弱。威廉·莫里斯将在中国开设一个办事处，帮助中国的新晋A级明星赢得全球观众的喜爱。制片人将重写剧本，把纽约换成上海，只要这能换取中国的亿万富翁资助一部电影。

美国电影协会和华盛顿的其他官员会尽其所能，在美国国内观影人数减少的情况下，维持能进入快速增长的中国票房的能力。

中国的影院在很大程度上与世界隔绝，直到1994年，好莱坞电影公司才被允许每年向中国出口10部电影。当时，300万美元在中国就代表着创纪录的票房。即使当上述这些中国学生来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时，即使市场还在增长，但它的大小仍然仅限于乐观的预测。

然而，到2020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票房市场，总票房经常接近10亿美元，这个市场大到不可忽视，小到利润丰厚。通过这一切，中国将继续对好莱坞的看法，仍然像那些早期的访客一样：作为建立一个有助于国家崛起的演艺事业的最终模板，他们的目标是，在21世纪重现美国艺人在过去100年中为他们的国家所做的一切。

2013年夏天，笔者加入了华尔街日报洛杉矶分社，受雇为它的好莱坞报道提供新的视角，我的视线里很快就开始看到中国。

一个消息接一个消息。中国明星范冰冰出演了新的《X战警》电影。一家总部位于堪萨斯州莱伍德的美国连锁影院（AMC）在华尔街上市，这得益于来自中国首富的融资。派拉蒙电影公司正急于剪辑《僵尸世界大战》，以删除一个暗示僵尸的暴发是源自中国的场景。似乎好莱坞的每个制片人都在寻找一个以飞虎队为原型的剧本，飞虎队是二战时期帮助中国抗击日本的飞行小队。中国东部城市青岛的电影观众蜂拥而至，观看最新的《变形金刚》，将数百万美元的意外之财送到位于梅尔罗斯大道（位于好莱坞西部）的制片厂。

在许多观察家看来，这是另一轮“傻钱”流入好莱坞，长期以来，这个行业总是能够用来幻想吸引投资者。当我了解到来自北京的政府议程——也是一项明显到人尽皆知的议程——实际上在支持这些行动时，我才意识到这不会是一个转瞬即逝的兴趣。

中国的经济杠杆已迅速转化成了政治影响力，最常见的是北京官僚所实行的审查制度。大多数电影观众不知道的是，电影公司正在从剧本和电影成品中删除场景和对白，以讨好中国的审查员，删除任何与敏感的中国历史有关的情节，或那些使中国看起来不像是一个现代的、成熟的世界大国的场景。

比被修改的电影更令人不安的是，那些根本没有被制作出的电影，因为担心会激怒中国官员。好莱坞成为中国新野心的一个商业部门，而中国对美国电影业的兴趣逐渐开始被解开，成为了提升政治地位的一种补充，而中国正在改写新世纪的全球秩序。

这种意外关系的故事可以分为三幕。

它始于好莱坞本身的建立，一个由普通女裁缝和演员组成的行业，转变为一个将世界拉到美国身边的动力源。好莱坞成为了美国的头号出口产品，将约翰·韦恩的豪迈、《星球大战》中的反抗英雄和《泰坦尼克号》中的浪漫情节输送到世界各地。

对于政治家来说，电影成为了一种影响力的载体，在中国尤其如此，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允许好莱坞电影进入影院，作为更广泛的现代化努力的一部分。经济学战胜了共产党向人民隐瞒危险思想的本能，产生了对美国电影公司高管来说不可或缺的票房收入。

第二幕是随后发生的碰撞，在这十年里，好莱坞的弱点与中国的野心相遇。不知从何处出现了一个拥有14亿潜在顾客的市场，是一个被一位好莱坞高管描述为“伟大的国家资源”的消费人群。要获得这一资源，就需要向审查要求低头，并在政治地雷阵中穿梭，以建立一个主题公园或获得来自中国的融资。

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制片人和政治家们保持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课堂上明显的师生关系，向好莱坞的专家们寻求帮助，建立他们自己的商业电影业，将前几代的宣传性戏剧转变为爆米花娱乐。

第三幕将焦点集中在中国，现任领导人主持的电影业已成为重塑中国的一个重要部门，这个行业以美国为榜样，但被塑造成共产党所期望的艺术，为国家服务。近年来，中国的电影作品为它的观众提供了美国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关于跟他们长得一样的人的故事，也是那些在这个将掌握历史的国家中工作和嬉戏的人们。

现在，中国正试图完成拼图中最难的一块：将这些电影运往海外，加上它们所体现的价值观和愿景，包括它们所倡导的替代西方自由民主的治理模式。在中国重划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同时，它想用它的电影来重划世界的文化边界。

中国影响力的变化，在好莱坞的一个电影系列《壮志凌云》中显而易见，下个世纪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在电影明星服装上的一个两英寸的补丁中得到了反映。

1986年的原版电影代表着里根的美国：汤姆·克鲁斯饰演身穿飞行服的莽汉“独行侠”，歌手柏林的主题曲“让我无法呼吸”，英雄宣称“我感到渴望……”为了表明这部电影把自己当作是对美国海军的颂扬，制片人请求军方在影片中合作，并同意军方的愿望，使这部电影成为美国军事力量的有力展示。

他们取消了一个涉及坠机的场景，并将独行侠的伴侣（原本是一名海军）变成了一名承包商，这样观众就不会看到英雄打破了关于军队成员之间禁止恋爱的规则。电影观众并不在意这种极端爱国主义；他们想看他们国家的海军飞行员完成令人敬畏的特技并拯救世界。《壮志凌云》在北美获得了1.77亿美元的票房，超过了当年上映的任何其他电影。它还做到了多年来由国家制作的征兵视频所不能做到的壮举，提高了年轻男女对加入部队的兴趣。招募人员在影院大厅等候，以抓住正在走出电影院的观影者。(雷朋墨镜的销量也直线上升）。

2017年，派拉蒙影业宣布，它将与原来的明星一起重启《壮志凌云》，这是好莱坞的一个有效策略，让观众沐浴在怀旧气氛中。但在这几年中，全球电影市场发生了很大变化。《壮志凌云》的这部续集被称为“独行侠”，成本非常高，以至于制片厂负责人在批准它的制作时，假定了它的全球总票房将包含中国的票房。

更重要的是，这1.5亿美元的预算中有一部分是由Skydance Media提供的，这是一家洛杉矶的电影和电视公司，部分资金来自腾讯。中国的资金以两种方式支持新《壮志凌云》：幕后融资和一旦上映后的预期票房收入。

这一切解释了汤姆·克鲁斯外套的变化。在原版电影中，独行侠的夹克上有一个补丁，展示了美国海军加尔维斯顿号在日本、台湾和太平洋其他国家的执勤期，他的衣领下面带有这些国家的国旗。新电影的中国投资者向Skydance的高层指出，1986年的那些补丁现在构成了一个问题：中国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大陆沿海的自治岛屿台湾，是一个叛逆的省份，并坚持认为它将被重新纳入中国。让一个全球电影明星在背上炫耀台湾的旗帜，破坏了中国的主权。而鉴于中国几十年来对日本的敌意，电影公司的高管们认为，他们应该安全起见，把这块补丁也抹掉。

2019年夏天，当派拉蒙公布了《壮志凌云》的海报时，它从背面展示了克鲁斯，他标志性的棕色皮夹克成为焦点，台湾地区和日本（美国在现实中的盟友）的国旗被移除。中国官员甚至不需要说什么。到2019年，好莱坞已经完全搞懂了北京的政治偏好，在中国官员表示出什么之前，洛杉矶的团队就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提前了几个月甚至几年。只要它能帮助派拉蒙的高管说服中国审查员让《壮志凌云》在中国影院放映，那么独行侠的皮夹克就需要遵守一个中国政策。

两部《壮志凌云》之间发生的故事，影响远远超出了娱乐业。好莱坞的经验已经成为众多试图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产业和公司的先兆，包括苹果和NBA。在新冠病毒爆发后的几个月里，中国的经济复苏被证明是对众多行业中陷入困境的公司的财务救赎，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的筹码。

中国在银幕上的无所不在，反映了这个国家在商业和世界其他地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种无处不在的现象也输出了全世界对得罪中国的恐惧。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而中国则积极镇压异议，因此这些担忧也随之增加。

随着中国在人们的集体想象中出现，中国公民个人的生活和经历在许多全面的地缘政治分析中被忽略。那些深度参与好莱坞与中国经济关系的人也变得沉默寡言，他们不仅担心失去生意，还担心更严重的后果：被传唤问话，被赶出国境，被失踪。

2020年初，我在华纳兄弟公司附近的一家素食餐厅与一位在中国工作的高管共进午餐。在我们开始交谈之前，她关掉了手机，把它放在桌子下面的钱包里。但这并不能缓解她的恐惧，因此她把钱包拿到了餐厅的另一边，要求工作人员把它放在柜台后面。然后她又开始考虑是否该把它放在车里，因为她听说中国政府甚至可以从房间的另一边监听谈话。对中国的偏执已经渗透到了伯班克（各大电影制片厂所在地，在好莱坞隔壁）。

通过向好莱坞和它自己的娱乐业施压，中国可以取代美国电影业成为21世纪的主要叙述者。好莱坞通过与中国政权保持热情的关系，用美国电影支持了中国争取全球影响力的运动，这些电影要么把对中国的每一次描写都变成了由国家批准的广告，要么完全避免挑战中国领导人对世界的看法。

在某些情况下，中国娱乐业的崛起加深了我们对一个仍然被误解、甚至被妖魔化的国家和文化的理解。在更隐蔽的情况下，它将审查的议程编入电影制作中，腐蚀了美国向世界推销民主和自由表达的最有效工具。

在下个世纪，中国想利用电影来重塑自己的形象，而且它已经从最懂行的人那里学到了如何做到这一点。而这一切就在众目睽睽下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