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的莱斯利·胡克和乔安娜·高报道了气候谈判背后最重要的一环的进展，即富国对发展中国家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融资的承诺。迄今为止，富国并没有达到这个标准，而许多资金分配的工作也被转给世界银行等大型组织，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并及时没有获得应得的资金。加上许多受赠国充满了腐败等问题，使得许多国家无法真正开展遏制气候变化的发展计划。

在加勒比海的安提瓜岛上，建筑商很快就会在医院的屋顶上安装应对飓风的加固装置，并加固警察局的窗户。随着气候变化使热带风暴变得更加强烈和更具破坏性，安提瓜人正在做好准备。

这个价值4600万美元的防风暴项目只是更大的资金流中的一部分：富国承诺每年投入1000亿美元，帮助穷国减少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

在格拉斯哥举行的COP26气候峰会上，这笔资金正逐渐成为一个决定性的问题。

安提瓜和巴布达的环境部长莫尔文·约瑟夫说，1000亿美元的目标是对富国是否有诚意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关键性的考验”。

他说：“我们不是要求施舍，我们是要求赔偿损失，因为这些发达国家的挥霍无度。那些排放了这些碳，导致气候事件的国家，应该付钱。”

许多国家说，他们需要这些钱来实现气候目标，并投资于降低排放的项目。当印度总理莫迪在周一承诺到2070年将达到净零排放时，也提出了一个附带的要求：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万亿美金的气候融资。

 

他说：“印度期望发达国家尽快提供1万亿美元的气候资金。由于我们都在提高我们在气候行动方面的雄心，世界在气候融资方面的雄心不能只停留在同一水平上。”

2009年，富国承诺，到2020年，他们每年将向贫困国家提供至少1000亿美元的气候融资。这一承诺构成了2015年巴黎气候协议的基础，它旨在将全球升温限制在远低于2摄氏度的水平，最好是1.5摄氏度。

何苏耶·田中回忆说，“突然间，你有了这个真正具有象征意义的‘1000亿美元’，因此，除非你能够做到它，否则将很难在COP26上达成全球协议。”田中帮助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成立了气候融资部门，“它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信号，也是信任的基础。”

但是上周，在COP26会议的前夕，捐助国承认他们在2020年错过了这个目标。现在他们期望在2022年或2023年达到这一目标，比计划晚了几年。

所有人都同意应该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气候融资。但这就是共识的终点。

对于如何使用这些钱，谁应该得到这些钱，或者如何确保这些钱得到有效的利用，却几乎没有什么共识。甚至在如何衡量，以及什么应该被算作气候融资方面也存在争议。

虽然在安提瓜和巴布达等易受飓风影响的岛屿上建造风暴庇护所似乎很简单，但谁来支付这1000亿美元，钱何时到达，以及如何分配等问题，有时有可能使COP会议的谈判脱轨。在影响方面，气候融资的记录非常复杂。然而，每年1000亿美元的目标也已经成为富国和穷国之间分歧的焦点。

迄今为止，所筹集的大部分资金都流向了资金已经充足的大型国际机构。

气候慈善组织E3G的负责人尼克·马贝说：“气候融资一直在转向。每个人都在互相指责，比如‘没有足够的项目’或‘没有足够的钱’。但整个系统已经坏了，你如何修复这个系统，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传统的开发银行并没有真正迎接挑战，马贝说：“仅是把气候资金通过目前的发展架构分发，不会得到你需要的影响。这些钱需要被用来推动系统性的改革，而不仅仅是堵住几个缺口。”

这些关于气候融资的争论将成为COP26的背景。捐助国正在COP26会议上大力推动提高所承诺的金额：日本、意大利、英国和丹麦都在格拉斯哥提高了他们的气候认捐。更多的私人资金将与气候相关的项目结合起来。多边的开发银行正在宣布一个新的数百亿美元的资金池，特别关注于帮助各国戒除煤炭。

一项向发展中国家重新分配特别提款权（SDR）以帮助应对气候变化的计划也正在讨论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个月说，它将为重新分配的特别提款权创建一个新的信托基金，金额高达500亿美元。

绿色气候基金的负责人扬尼克·格莱马雷茨说，“气候融资最终会发生，”这项基金是由联合国设立的，以帮助分配1000亿美元中的一部分，“问题是，它的发生速度是否足以避免灾难性的气候变化？”

这个目标的由来

1000亿美元目标的挑战之一是如何定义它，以及谁能决定什么“算数”，什么不算数。

乐施会的气候变化政策负责人特蕾西·卡蒂说：“这就是真正的价值1000亿美元的问题，什么是气候融资？没有人对这个问题有真正的主张。”她说，捐助国就利用了这一点为自己谋利。

经合组织，一个主要由富国组成的小团体，发布了一份关于气候融资的年度报告，统计了捐助国从公共和私人来源“动员”的资金，其中包括赠款、贷款和出口融资信贷。

许多发展中国家认为这个定义过于慷慨，但它仍然没有达到1000亿美元的目标：经合组织的数字显示，2019年的气候融资仅达到796亿美元。

乐施会的计算表明，一旦除去贷款，针对气候的赠款的真实水平大约是经合组织“气候融资”数字的五分之一。

卡蒂说，随着近年来气候融资总额的扩大，“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增长的条件要困难得多”。她解释说，因为赠款金额的增长比贷款金额的增长要慢得多。

1000亿美元目标的起源是2009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COP大会谈判。

1000亿美元的数字还有一个更长的历史，它可以一直追溯到1992年里约会议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的开始。富裕的污染国应帮助支付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想法，一直是每一个气候条约背后的庞大协定的核心部分。

但这并不总是顺利的。在京都议定书中，引入了一个精心设计的系统，被称为“清洁发展机制”，这有助于将数以亿计的美元引入发展中国家的气候相关项目。

这个类似于碳抵消市场的系统被滥用的情况很严重。欧盟201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85%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在审查时未能产生预期的排放影响。

透明国际的项目负责人布莱斯·伯默说，当气候项目出错时，其坏处是双倍的，因为它即是对金钱的浪费，也对地球不利，这个组织最近推出了一个气候和能源项目的腐败追踪器。

伯默说：“我们需要有更高的标准，因为如果这些投资少了，后果是可怕的。如果是一个本应减少排放的项目，或一个本应帮助人口适应的项目，这就等于对他们进行了两次惩罚。”  

1000亿美元的目标采取了一个稍微不同的方法：通过现有的援助计划和开发银行输送资金，允许捐助国每年向联合国自我报告他们所付出的资金。

联合国还启动了一个专门的机构，绿色气候基金，来帮助分配这1000亿美元。绿色气候基金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气候专项基金，自2010年成立以来已经筹集了约180亿美元。

但绿色气候基金也有着不光彩的记录。受董事会内讧的影响，以及对管理不善和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的指责，它的效率比许多早期支持者所希望的要低。

当捐助国的资金在2014年开始到位，绿色气候基金在第一次筹资中筹集了100亿美元，董事会决定不对冲认捐货币和美元（也是这个基金运作的货币）之间的货币波动风险。到2018年，基金中的美元价值已经被抹去了10亿美元。

一位前董事会成员图西·姆帕努-姆帕努说，支持全球合作框架的富国对管理不善“愿意视而不见”。

他说，“对非洲国家而言，损失这么多钱将是一个大问题。”他补充说，资金发放的速度缓慢也是罪魁祸首之一，他提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抱怨。“如果这些钱马上就被分发出去，也许损失会小一些。”

格莱马雷茨说，这10亿美元并不是“损失”，货币波动是正常的。他解释说：“当认捐被转化为真正的捐款时，美元已经大幅升值。绿色气候基金正在考虑明年是否采用套期保值（拥有一笔外汇资产后，通过卖出同额的外币现汇或期汇的办法来抵补保值）政策。

绿色气候基金并没有实现与当地机构合作的目标：其中最大的受赠方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这两个巨型发展组织都已经有了充足的资金。在被提出腐败指控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授予的两个项目正在接受内部调查。

姆帕努-姆帕努说：“现在气候融资的分配方式是通过巨大的机构和多种繁文缛节进行的。”他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气候谈判代表。他指出，对于这些庞大的多边机构来说，行政开销也是很大的，但“与此同时，失控的气候变化正在发生。”

它是否有效？

气候融资一直被浪费、腐败和低效的挑战所困扰，这些挑战一直也困扰着传统的发展援助资金。

在某些方面，正确发放气候融资更难：在这个行业工作的人总是说，气候融资的目标是 “转型”，引发系统性的变化，而不仅仅是建造建筑物和桥梁。

但这些目标更难衡量。旨在减少排放的项目，被称为 “缓解”的项目，通常将其结果与假设的基线进行比较，即本来的排放情况。这个结果往往受制于会计技巧：如果在河内投资1000万美元建立一个更好的公共汽车系统，科学家该如何衡量它减少了多少排放？

当涉及到适应一个更热的世界时，这些项目可能更难衡量，因为它们是基于对未来事件的可能性的预测，而这些事件是高度不确定的。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经济学教授穆斯塔克·汗说，由于气候项目往往试图为遥远的未来的风险做准备，或者被认为是非常遥远的威胁，所以可能更难监测它们。

他的研究发现，孟加拉国的气候适应项目中有三分之一的资金因贪污而流失。根据透明国际的说法，被认为腐败程度较高的国家往往也是最容易受到气候影响的国家。

汉说：“把关于气候变化和腐败的声明结合起来，在政治上是非常不正确的，因为它看起来就像你在为不提供资金找借口。”

汉认为由当地社区进行更好的监测会有帮助，但他承认，这通常不是大型开发银行设计方案的方式。

汗继续说。“就算有大量的浪费和腐败现象，也不应该让它们成为说‘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就不要做了吧’的借口。随着气候融资流量的增加，如果我们不集思广益，想出突破性的方法来减少腐败的渗漏，很多资金可能会被浪费掉。”

没有人试图衡量每年1000亿美元中迄今已花费的部分的总影响。

主持联合国最近一份关于1000亿美元气候融资承诺的报告的研究员阿马尔·巴塔查里亚说，这是一个需要更多研究的领域。

布鲁金斯大学的高级研究员巴塔查亚说：“到目前为止，对影响的衡量非常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巴塔查亚说：“人们从资金的构成方面看影响，这是与资金方面有关的事情。但就气候融资的实际影响，以及不同捐助者间产生的效力而言，迄今为止还没有进行过发展影响或气候影响的研究。”  

下一轮的资助

在COP26会议上，一个主要的讨论话题不仅是1000亿美元，而且是如何重新引导来自所有来源的资金流，并将其用于减少排放。

气候投资基金（CIFs）的首席执行官马法尔达·杜阿尔特说：“无可争议的是，有资金在那里，但钱是否流向了它需要的地方？这就是问题所在，资金没有去到它需要去的地方。”

一波新的资金开始流向更多的气候项目。其中一些开始来自私人，一个例子是贝莱德为气候项目设立的6亿美元的基金，这项基金与政府的基金配对，将风险从投资中剔除。

公共投资者正开始重新思考他们的做法：气候投资基金正在从包括加拿大、德国和美国在内的富裕国家筹集20亿美元的基金，以帮助各国从煤炭中转型。杜阿尔特说，它将把这笔钱当作杠杆，从其他公共和私人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这样，气候投资基金的每1美元就能从其他国家带来10美元。

新资金的另一个潜在的大来源可能来自COP会议的“第六条”谈判，这项谈判将为全球性的碳市场制定规则。

这将建立一个系统，让污染国为其他国家的减碳项目贡献数百万甚至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如果做得好，它可以帮助降低排放，并将气候融资推向正确的方向。

但如果做错了，它就有可能重演困扰早期清洁发展机制的同样问题。如果谈判者在碳市场规则中留下很多漏洞，比如允许各国重复计算其排放量，那么这个系统可能会推高排放量而不是减少排放量。

然而，发展中国家警告说，这一切可能仍然不够，并且做得太晚了。在格拉斯哥，将开始就如何为2025年制定更大的气候融资目标进行谈判，然而1000亿美元的目标都还没有达到。

所有这些都将在未来几天内得到解决。作为一个政治问题，资金问题将得到激烈的辩论。即使对这些钱是否能有效地使用，以及该如何分配它们仍存在疑问，政客和活动人士也承认，没有人能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无论它多么不完美，气候融资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部分，但也是最难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