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查德·鲍恩与塞西莉亚·马姆斯特伦，在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讨论了美国和欧盟未来的贸易关系走向，认为欧美关系在前几年遇到了很大挑战，包括贸易协定TTIP的受挫和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关税措施，拜登政府希望修复与欧盟的关系，并建立新的合作体系。

从表面上看，跨大西洋的贸易、投资和技术关系似乎很牢固。美国和欧盟是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也是其公司对外投资的最大来源和目的地。几十年的政策合作带来了显著的经济相互依存、就业增长和扩大投资。

以新冠疫苗在大西洋两岸的成功推广为例。数以亿计的美国人已经接种了辉瑞-生物科技公司的疫苗，这是一种基于欧洲创新的疫苗，由辉瑞在马萨诸塞州、密歇根州和密苏里州的工厂生产；同样大量的欧洲人接种了辉瑞在比利时的工厂生产的相同疫苗。莫德纳公司的mRNA疫苗是在美国发明的；它也在法国和西班牙的工厂里装瓶销售，对欧盟应对新冠病毒的举措越来越重要。强生公司的疫苗是由荷兰的杨森研发实验室和波士顿的一家医院共同开发的，也在大洋两岸进行生产。

不幸的是，与摩擦相比，相互依存的成功故事并没有得到同等的关注。国内的政治需求鼓励领导人攻击外国目标并纠结于关系中不对称性。欧洲官员对美国科技巨头亚马逊、苹果、脸书和谷歌的行为感到不满（却没有类似的欧洲公司），而他们的美国同行则担心美国人购买太多的德国汽车，欧洲也拒绝接受来自美国中西部的转基因农产品。

对这种双边不满因素的过度关注已经产生了破坏性后果。

美国和欧盟忽视了它们对全球贸易的综合影响力的下降。1990年，两者占全球出口的50%以上；到2020年，这一比例下降到大约40%。这样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而中国并不认同欧美在国际商业中透明、基于规则、非歧视和市场导向的做法。日益不透明、非市场化和经济胁迫的中国风格，正在对美国和欧洲在过去75年中共同发展的贸易体系和多边秩序构成挑战。

这种担忧应该促使美国人和欧洲人停止内斗。

9月下旬，美国和欧盟官员在匹兹堡举行会议，试图弥补他们在贸易方面的分歧。特朗普政府四年来的政策也使双方的关系变得紧张，需要恢复。拜登的政府和现任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领导的欧盟委员会都希望在气候变化、数字转型、工人、技术、供应链复原力和人权等不同领域重建跨大西洋合作，所有这些都在贸易的范围内。但正如匹兹堡峰会的不确定结果所表明的，在中国愈加强硬的时代，加强跨大西洋关系可能是这两个长期合作方眼下最困难的贸易任务。

混乱状态

最近美国-欧盟的贸易争斗至少可以追溯到奥巴马政府的第二任期。当时，美国和欧盟试图绕过由世界贸易组织主持的全球谈判中不可逾越的僵局。2013年初，他们推出了雄心勃勃的双边倡议，即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

TTIP的目的不仅仅是加强跨大西洋贸易关系，而且还鼓励更多的海外直接投资和监管合作。但是，它在政治的岩滩上被绊倒了。2013年，美国被指控对德国总理默克尔进行间谍活动，这对美国与德国的关系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而德国是必要的贸易倡导者。

另外，欧洲公民社会迅速动员起来反对TTIP本身。数十万抗议者走上柏林和其他欧洲国家首都的街头，激起了人们对美国巨头公司将利用这份协议削弱欧洲来之不易的消费者和环境保护的担忧。

谈判从未到达终点，协议在自身的重压下悄然消亡。

在特朗普的政府下，跨大西洋贸易关系进一步恶化。他的“美国第一”政策优先攻击使美国 “遭受”双边贸易逆差的伙伴。特朗普执政不到100天，就根据朝鲜战争时的一项法律启动了对钢铁进口的调查，这条法律允许政府以捍卫国家安全的名义征收进口关税。

北约盟友警告华盛顿这样做的后果，但特朗普还是在2018年6月对欧洲钢铁和铝征收关税，布鲁塞尔立即按照承诺进行了报复。关税本身并不新鲜，欧洲公司几十年来一直与美国的钢铁保护措施打交道，但根据国家安全法征收的关税让欧洲人感到愤怒：华盛顿怎么能把它的北约盟友当作安全威胁？

特朗普很快利用同一法律威胁要对数十亿美元的宝马、奔驰和大众汽车征收更多关税。7月，紧张局势达到了顶峰，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赶到华盛顿，双方同意就可能变成特朗普的另一项次要贸易协议展开谈判。欧盟还承诺购买更多的美国大豆和液化天然气，使特朗普获得政治上的胜利。、

但是，当他的政府开始要求国会正式批准与布鲁塞尔进行谈判时，这些谈判明显将无路可走。国会希望谈判欧洲对美国农产品出口的限制，但委员会没有得到成员国就农业问题进行谈判的授权，更没有与特朗普接触的政治意愿。谈判进行了近一年，但除了一项非常温和的取消龙虾和陶瓷关税的协议外，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特朗普政府还损害了欧盟和美国的利益，因为他拒绝向世界贸易组织的关键上诉机构指派仲裁员，从而拆解了世贸组织解决争端的制度。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布鲁塞尔和华盛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世贸组织来管理双边贸易的紧张关系。当特朗普政府几十年来首次绕过世贸组织的程序，威胁要对法国在2019年12月对美国科技公司征收的数字服务税进行报复性关税时，布鲁塞尔终于觉得受够了。

欧洲人突然觉得需要保护自己，威胁不仅是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也是来自美国。

一个新的开始？

特朗普在2020年11月的美国大选中落败提供了一个新的开始。布鲁塞尔迅速期望利用拜登“与盟友合作”的竞选承诺。12月初，欧盟提出了一个新的、详细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技术合作蓝图，这也表明它在华盛顿的一些关键担忧上，包括关于中国的问题上，开始有所考虑。

但随后，布鲁塞尔失算了。当月晚些时候，欧盟委员会宣布与北京达成双边投资协议，令世界惊讶。拜登团队感到非常愤怒，他们当时正处于过渡期，在1月20日上台前无法直接与欧洲同行对话。拜登选择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只能在推特上发贴，而美国人则在想，欧洲真的是个愿意合作的伙伴吗？

可以肯定的是，自从拜登上任以来，已经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迹象。3月，美国和欧盟针对中国在新疆人权侵犯行为实施了协调制裁。拜登选择的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主持了围绕全球公司税率改革的讨论，在许多欧洲国家赢得了大量掌声，这方面的进展也使美国放弃了对欧洲数字服务税征收报复性关税的做法。

双方还决定解决几十年来对各自航空企业波音和空客的补贴问题。最后，布鲁塞尔将对特朗普的钢铁关税征收报复性关税的计划推迟到12月，最近的报告显示，一个更持久的谈判解决方案可能正在酝酿中。

但最大的动力是拜登在6月访问欧洲期间宣布召开峰会，建立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即TTC。这个组织将作为启动跨大西洋政策合作新时代的手段。

匹兹堡峰会

即使在最近的匹兹堡峰会之后，TTC仍未成型，但双方都认为，它不会是奥巴马时代失败的TTIP的翻版。官员们避开了有争议的话题，如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这是TTIP中使整个欧洲抗议的特别法庭）、美国的转基因食品，甚至是关税削减问题。相反，他们打算优先考虑新的和直接的合作领域。十个工作组讨论了一系列重要议题，包括人工智能、5G和药品供应链。

双方特别关注的一个领域是目前全球半导体的短缺，这已经严重影响了汽车行业。美国和欧盟现在都试图将数百亿美元用于促进这些芯片在国内生产，以更好地与韩国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竞争，也与中国竞争，因中国也在加大对这个领域的资助。

美国和欧盟同意协调他们的半导体补贴，这样他们就不会因为追求相同的公司和细分市场。而简单地推高美国和欧洲纳税人的账单。

在人工智能方面，美国和欧盟承诺共同努力，制定促进创新的保护措施，同时也确保技术的使用是负责任的，尊重共同价值观和人权。但这一协议也只进行到这一步。双方可能都担心专制政权可能会滥用人工智能，利用它对个人进行非法监视和“社会评分”，但他们还没有达成任何形式的联合框架或共同标准来监管这项技术。风险在于，这些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变成了没有任何具体承诺的思想交流，甚至美国和欧盟都落后于在此领域做出重大投资的中国。

由于拜登政府重新加入了巴黎协议，贸易关系也需要包括气候政策。布鲁塞尔在7月推出了一个碳边境调整机制，将对那些本身没有实施国内碳税的国家出口的碳密集产品进行征税。目前的这个提议可能会损害美国对欧洲的出口，原因很简单，因为美国可能会选择通过法规和补贴的组合，而不是通过碳税来实现国内气候目标。美国和欧盟官员可以利用新的贸易委员会，更好地理解和支持对方的方法，以实现其总体碳减排的目标，而不是让战略上的微小差异演变成贸易冲突。

一个灵活的关系

匹兹堡峰会并没有产生许多直接的结果，但这是可以预期的。双方承诺部长们将进行例行会议，并为工作人员建立一个框架，以便在问题升级为更大的政治问题之前加以解决。政策错误在缺乏沟通的情况下发生。在特朗普政府期间，美国高级官员过于专注于与中国的贸易战，以至于他们经常放来访的欧盟贸易代表团鸽子。作为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对比，拜登的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曾强调，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需要“一边走路，一边嚼口香糖，一边下棋。”

当然，中国在匹兹堡会议中确实出现了，尽管是间接的。峰会后发表的6000字的联合声明主要是关于中国的，却没有一次提到中国。布鲁塞尔一直担心理事会会变成一个无益的、抨击中国的活动，沦为美国贸易战的另一个板块。

就华盛顿而言，它一直担心欧盟可能仍然拒绝认真对待中国构成的威胁。美国最好听从欧洲的观点，即对中国的痴迷将导致政策错误。许多欧洲国家已经走过了以国家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的陷阱；因此欧洲的政策制定者可能会更敏锐的感觉到中国的哪些政策或许会自行失败，而不会让它们在华盛顿和布鲁塞尔引起过度反应，从而损害跨大西洋联盟的利益。

美国和欧洲不会总是意见一致。在6月宣布TTC之后，其他领域的紧张局势爆发了，包括跨大西洋国家在处理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问题上存在分歧、由疫情导致的旅行限制，以及将俄罗斯天然气引入德国的北溪2号管线。9月，华盛顿和巴黎就美国与澳大利亚的潜艇交易发生争执，几乎使匹兹堡会议彻底失败。

TTC需要成为一个灵活的机构，能够处理这些跨大西洋的紧张关系。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可以为美国和欧盟提供动力，以合作应对双方都无法单独解决的共同全球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