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邮报》报道了穆罕默德·索尔坦（Mohamed Soltan）对埃及政权残酷对待其父亲的控诉。索尔坦是人权倡导者和自由倡议组织（Freedom Initiative）的创始人。他希望美国总统拜登能够帮助他的父亲重获自由。加美编译，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去年父亲节，当我们坐在华盛顿特区的倒影池前时，我的妻子告诉我，我就要当父亲了。我们拥抱在一起，流下幸福的眼泪，我感受到了组建家庭的兴奋。在这个充满恐惧和绝望的一周里，我们需要好消息。

就在六天前，我的父亲，一个在埃及服无期徒刑的政治犯，从他的牢房里失踪了，这是对我在美国进行人权宣传的报复。我那些不关心政治的表兄弟们也被逮捕了，几个月后被释放。然而，我父亲的下落仍然不明。

几周后，我和妻子遭遇了流产的残酷现实。成为父亲的短暂前景让我在这个父亲节感受到了不可抑制的痛苦。就像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的父亲被关押在埃及地牢中一样，这一天是一个痛苦的提醒，提醒我们又过了一年。

最近，当我回想我在生命中最艰难的几年中幸存下来时，一种沉闷但熟悉的内疚感开始涌现。几周前，我从一个顶级硕士项目毕业，当我在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时，或者当我们欢迎我的侄女来到这个世界时，我感到一种空虚感。

我在婚礼上也有同样的感受，在餐桌边的空座位上畏缩着。我父亲在2013年被不公正地拘留，这让我感到复杂和痛苦。在经历了七年的假期、家庭聚餐和平凡的周末后，他的缺席如今已是家常便饭，但不知何故，这仍然让人感到崩溃。

2020年6月15日，我父亲失踪了。当时我对埃及前临时总理、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董事哈齐姆·贝卜拉维（Hazem el-Beblawi）提起了联邦诉讼，指控他企图进行法外处决和酷刑。贝卜拉维住在离我家仅几英里远的地方，享受着与他毫不掩饰地剥夺了数百万埃及人曾经拥有的一样的自由。

我父亲是一名伊斯兰法理学学者，曾在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政府任职，持有美国绿卡。虽然不是正式成员，但他在意识形态上与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一致，该组织在埃及被宣布为恐怖组织。虽然父亲所表达的观点让我觉得不靠谱，有时甚至令人反感，但埃及对他的恶毒对待与他的宗教或政治观点或他的言论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参与了他被指控的任何罪行。2019年，他被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指定为政治犯，并被紧急要求释放。

像许多埃及人一样，我的父亲在一场跨国劫持人质的运动中被埃及政权当作武器，以恐吓埃及境外的批评者，使他们保持沉默。这场无情的镇压运动是对美国司法系统的攻击，也是对我受宪法保护的追求真相、正义和问责的权利的攻击。

多年来，我一直担心，为我父亲的利益过度发声会助长那些认同埃及政权宣传的人的情绪，他们把所有批评者、持不同政见者或维权人士都贴上了“恐怖分子”的标签。但现在我选择了直言不讳，希望美国政府能看到我父亲所遭受的待遇：这是一种日益增长的恐吓和骚扰的一部分，其范围远远超过我和我的家人。

我愿意相信，这种希望不是错的。埃及对我和我的家人的报复引起了国际人权组织、西方政府机构甚至政治运动的注意。2020年，当时的总统候选人拜登在推特上提到了我的家庭困境，甚至承诺“不再给特朗普‘最喜欢的独裁者’开空白支票”。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已经错过了几个关键的机会来履行其在双边关系中以人权为中心的承诺。今年4月，政府不必要地利用了一个法律漏洞，让贝卜拉维免于我的酷刑诉讼。然后，美国宣布对埃及出售武器，并用纳税人的钱向埃及提供了13亿美元的资金，但没有任何人权条件。

过去的一年对我的家庭来说是充满考验、磨难和损失的一年。我们还因新冠病毒失去了我的叔叔和婶婶。然而，我不能失去的是希望，包括希望我的父亲重归自由，尽管他有缺点。我希望有一天，他能和自己的孙子见面，和他一起玩耍，在晚餐时和我们热烈地讨论政治。

因此，在这个父亲节，我希望拜登总统能帮助我们和父亲团聚，他深知失去亲人会使欢乐成为泡影。这样做，他可以保护我和我的家人免受埃及政权的残酷对待，并坚决地捍卫我们获得自由的基本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