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裔记者VIDYA KRISHNAN在《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从历史上的博帕尔事件说起，控诉印度富裕阶层对弱势同胞的漠视，记者指出，这种漠视最终导致了印度今天的疫情灾难，印度的现状并非一人或一个政府的责任，而应归咎于整个富裕阶层。

本月，印度首都、数百万人居住的德里的首席部长阿文德·基里瓦尔在推特上表示，该市正面临着医疗氧气的“严重短缺”。这条消息具有多个层面的启发性。

首先，他求助于社交媒体，而不是通过官方渠道，表明他对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政府缺乏信心（当然其中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凯杰里瓦尔不属于莫迪的政党）；其次，基里瓦尔的推文再次展示了推特如何成为印度人呼吁帮助的主要手段。

人们通过推特找氧气或病床的个例阐明了一个现实——床位和药品正在耗尽。没有足够的救护车来运送病人接受治疗，也没有足够的货车来运送死者到墓地。甚至没有足够的墓地，也没有足够的木材来焚烧尸体。

每天数十万的新病例和数千人的死亡（并且这两个数字肯定都是被大大低估了），将印度冠状病毒灾难的责任全部推给莫迪是很容易的。

当然，很多事情确实应该归咎于他的政府。在病毒登陆印度后，他在没有咨询国家顶级科学家的情况下实施了残酷的封锁，这一举措主要伤害了最贫穷和最脆弱的人群，但却没有利用这段时间来建设国家的卫生保健基础设施；他的政府对那些因限制措施而失去工作或收入的人几乎没有提供支持；他的政府没有好好把握前几个月的低病例数，反而鼓吹胜利的气氛，允许大型印度教宗教节日和拥挤的体育比赛继续进行。

莫迪执政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被指控囤积救命药物，并举行大规模选举集会造成了超级传播者，这些举措使特朗普都自愧不如，更不用说当局利用疫情援引殖民时代的严厉法律来限制自由，而莫迪的政府在不同时期将疫情归咎于少数群体，逮捕质疑的记者，以及最近要求包括Facebook和Twitter在内的社交媒体平台删除批评当局的帖子，但表面上却是作为抗疫工作的一部分。

印度应对疫情的表现将由这巨大的第二波疫情来定义。但是，这个国家现在所处的恐怖环境并非由任何一个人或一个政府造成。它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道德失败。

印度可能被归类为发展中国家或中等收入国家，按照国际标准，它在人民健康方面的支出不足。然而，这掩盖了印度在医疗保健领域的许多优势。我们的医生是地球上最训练有素的医生之一，而且众所周知，由于生产具有高性价比的药物和疫苗，我们的国家成了世界药房。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我们遭受着道德上的匮乏，没有人比印度的富人、上层阶级、上层种姓的人更失德了，而这一点在医疗保健领域最为明显。

印度90年代的经济自由化带来了私营医疗行业的迅速扩张，这一转变最终形成了一个医疗隔离制度。世界级的私立医院为富裕的印度人和来自国外的医疗游客提供服务；国营设施则为穷人服务。

那些有钱的人能够买到最好的医疗服务或者，在绝对富有的情况下，还可以乘坐私人飞机逃到安全的地方去，而在其他地方，国家的医疗基础设施是用胶带固定的。那些用钱买来健康生活的印度人看不到，或者说选择不去看这条不断扩大的鸿沟。今天，当他们的亲人无法得到救护车、医生、药品和氧气时，他们才紧张了起来。

我已经报道了近20年的健康和科学，包括担任印度一家主要报纸《印度教徒报》的健康编辑。那段时间告诉我，公共卫生没有捷径可走，不能选择退出。现在，富人和穷人坐在一起，面临着一场困扰印度弱势群体的清算。

将我们的视线从我们周围的悲剧中移开，保持与现实的距离，用客观的视角看待这场灾难，我们的悲剧是政治和道德失败的结果。我们一直故意忽略我们医疗保健系统的不稳定，我们国家的集体福祉取决于我们对彼此的团结和同情。在所有人都安全之前，没有人是安全的。

我们每次的举措都是一个无关痛痒的小行动，而不是迫切要求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因为我们是安全的；不要求为所有印度人提供更好的医院，因为我们能负担得起最好的医疗保健；我们假设可以把自己跟国家对其他同胞造成的损害隔开。

历史上的一场印度悲剧显示了这种做法的缺点。

1984年12月3日午夜过后不久，在印度中部城市博帕尔，一家杀虫剂工厂的油罐发生泄漏，将异氰酸甲酯（合成化学品，对肺功能造成严重伤害而致人死亡）释放到夜空。在接下来的几小时、几天、几周、几个月和几年里所发生的，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工业灾难。

印度政府官方称，共有5295人死亡，其他国家认为死亡人数远高于此，数十万人遭受化学中毒。事件发生前和发生后都很混乱：拥有该工厂的公司没有及时更新其安保和安全防范措施，当地人和医疗专业人士也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

随着时间的推移，工厂的有毒污染物蔓延到周围的土壤和地下水中，导致癌症、出生缺陷和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率高于平均水平。该地区仍然是一个有毒的烂摊子。该公司、当地和邦政府以及印度联邦当局都一直在相互指责。死亡从几十年前就开始了，但现在，痛苦却仍在继续。

我在泄漏事件发生后搬到了博帕尔，并在那里长大。这个城市里的人们承受着现在被称为“气体悲剧”的后果，延续几代人之久。在博帕尔以外的地方，许多印度人除了对一些这场灾难有模糊的印象外，早已遗忘了这个城市。

对他们来说，这场事故是一个遥远的悲剧，已被载入历史。但是，在博帕尔生活，看到泄漏的影响，我很早就知道，巨大的失败，就像巨大的成功一样，是各方合力促成的结果，包括人们采取的行动和他们忽略的信号。

当时很多事情都出了问题，很多人都有责任。事故发生时，可以减缓或部分控制泄漏的安全系统全部停止运行；测量工厂各部分温度和压力的仪表，包括关键的储气罐，是如此地不可靠，以至于工人们忽视了早期的泄露迹象；将化学品保持在低温状态所必需的冷却装置已被关闭；旨在烧掉从气体洗涤器漏出的异氰酸甲酯的火炬塔，需要新的管道。

此后发生的事情也许更有启发性。印度人基本上忘记了这场悲剧。博帕尔的人们一直被留在那里任其自生自灭。富裕的印度人从来没有去过这个城市，所以他们忽略了它。然而，他们的冷漠预示着一种选择，一种对他们的印度同胞的痛苦视而不见的决定。

摄影记者桑吉夫·古普塔是该市人，他花了数年时间记录灾难的后果。每隔一段时间，当长期的法律闹剧有了新的篇章时，媒体的注意力就会重新回到博帕尔，他的照片通常会成为新闻报道的主角。据古普塔说，现在博帕尔火葬场因冠状病毒死亡者而燃烧的大规模火堆比他在1984年看到的任何东西都要糟糕。

然而在不经意间，我们建立的系统正在使我们失败。也许疫情危机会告诉我们，就像毒气悲剧应该告诉我们的那样，当我们在他人遭受痛苦时决定保持沉默，最终会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