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remy Shapiro在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称美国目前的外交政策体现了两种强烈的意愿，既希望外交政策能够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同时又能保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但是，作者指出，美国并没有这样的能力同时维持这两个愿景，美国必须权衡利弊，在外交政策上做出取舍。加美编译，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观点。
法国总理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在解释他所领导的这个曾经骄傲的帝国为什么要在20世纪50年代放弃其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时，提醒他的同胞：“治理就是选择”。
人们怀疑，孟戴斯-弗朗斯的这种观点，在现代美国民主党中不会走得太远。在美利坚帝国的这个阶段，拜登政府似乎不想在外交政策治理方面做选择，它几乎是什么都要抓。
拜登早期的外交政策演讲，秉承了美国的宏伟传统，包含了大量的崇高目标。他将通过 “应对来自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地方不断推进的独裁主义的新时刻 ”来优先考虑民主和人权。他将通过 “重振美国的联盟和伙伴关系网络 ”和重申保卫朋友的承诺来优先考虑盟友。
他将优先考虑美国的中产阶级，承认 “我们在海外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必须考虑到美国的工作家庭”。这一切听起来很好，但显然，排在前面的优先选项实在是太多了。
促进民主、全球领导地位和 “为中产阶级制定的外交政策 ”，这是三个相互竞争的必要条件，它们包含着鲜明的、甚至是未被认识到的紧张关系。
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紧张关系源于美国总统及其高级幕僚的有限时间和注意力，拜登在南海为盟友出头的时间里，肯定没空同时关注美国的中产阶级，但更进一步来说，这种紧张是由于美国与盟友和对手谈判的有限资源和政治资本造成的。
如果美国优先考虑防御东欧，它就不能像以前那样，大力推动其欧洲盟友做出可能促进美国就业的贸易让步；如果美国专注于达成一项新的伊朗核协议，它就不能对待伊朗像对待沙特阿拉伯那样，在降低能源价格或停止杀害记者方面施加那么大的压力；美国可能会对俄罗斯和德国的天然气管道实施制裁，以保护乌克兰的主权，但这样一来，美国经济就会受到影响，特别是如果俄罗斯人或德国人实施制裁作为报复。
这种权衡是不可避免的，但政策制定者很少阐明。
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至少在言辞上坚持认为，它可以在不做出牺牲或遇到紧张局势的情况下追求其所有目标。这种广泛承诺的外交政策已不再具有可持续性。
事实上，政府最近决定从阿富汗撤军，这意味着它明白需要限制其承诺。新出现的拜登理论的关键问题是，它是否能成功地减少美国的责任，还是被其过度的承诺所纠缠。
世界太大了，美国无法一手掌控
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对任何艰难选择的通常反应是：美国可以做到这一切，用老生常谈的话说就是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这是一种奢侈的外交政策方法，但它反映了美国对自己的看法，即它拥有无限的财富和力量，只要它想，就能做到。
不幸的是，美国无法承担它在苏联解体后的那段光辉岁月中所达到的程度。其他大国的崛起，特别是中国的崛起，意味着美国已经不可能对世界上的每一个问题都投入资源。日益严重的国内政治两极分化削弱了制定一致的外交政策所需的共识。而美国债务的飙升和老龄化社会最终将迫使美国减少国防和国家安全方面的开支。
左派的进步人士和右派的特朗普主义者都在强调，制定外交政策时需要优先考虑美国经济。以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为名插手遥远的问题，而忽视国内的矛盾，拜登如果施行这样的外交政策，选民是不会买账的。
但是，这些担忧并没有出现在华盛顿的外交政策泡沫中（注：华盛顿泡沫是指政策参与者脱离实际的政治观点）。大部分媒体、华盛顿特区的大多数外交政策专家、智囊团以及国会中的一些派别都要求，美国在世界任何地方出现问题或危机时都要有所作为。就在拜登执政的第一个月，俄罗斯的抗议活动、缅甸的政变和埃塞俄比亚的内战，都被要求采取行动。
这是一个华盛顿的传统。例如，在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外交政策机构向政府施压，要求其干预叙利亚的内战。奥巴马并不想卷入这场战争，但这种压力最终导致美国政府和奥巴马本人，对叙利亚危机的关注和投入的政治资本，超过了其他任何外交政策问题，尤其是在2011年至2013年期间。
毕竟，对于包括总统在内的美国官员来说，每天早上醒来都会看到他们所认识和尊重的人写的文章，说政府在某个遥远的地方的不作为正在造成巨大的痛苦，想要置之不理真的很难。
但这种对同行造成的压力的本能反应，并不一定反映美国的外交政策利益或国内政治现实。美国在叙利亚应该做什么，这个问题在华盛顿引发了巨大的辩论，但这个话题在2012年的总统选举中几乎没有出现过：投票的公众根本不关心。
到了2016年总统选举，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只是感叹美国过多地卷入中东内战。华盛顿的外交政策专家已经习惯于断言公众支持他们的任何政策，他们可以通过精心设置的民意调查，找到美国对海外的各种干预的支持。但从最近的选举中可以看出，美国人对国内问题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他们向民调机构表达的任何外交政策观点。
回过头来看，奥巴马政府应该遵循总统的本能，在很大程度上忽略叙利亚内战。特朗普政府，尽管它有许多罪过，但他的执政期间表明了，无视外交政策机构的传统智慧，可能并不会在国内产生任何政治影响。
无为的重要性
拜登政府需要一项认识到这些现实的外交政策，并向选民表明其对美国内政的关注。但它也需要避免落入特朗普式的陷阱，即无谓地疏远美国盟友，并背弃那些长期为美国利益服务的国际机构。
政府似乎明白这种平衡的必要性。正如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所阐述的那样，每一项外交政策行动都必须有一个明确清晰的解释，即这个行动将如何促进美国的经济繁荣。
布林肯在他3月份的第一次重要演讲中指出：“通过问几个简单的问题，我们已经为拜登政府确定了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我们的外交政策对美国工人和他们的家庭意味着什么？我们在世界范围内需要做什么来使我们在国内更加强大？我们在国内需要做什么，以使我们在世界范围内更加强大？”
对中产阶级的关注，是拜登与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最明显的决裂，而他在其他方面仍然相当忠诚。对于一个几乎完全由奥巴马老兵组成的外交政策团队来说，这实际上是一场革命，至少在言辞上是这样。特朗普式的批评会说：任何拜登的外交政策举措对美国经济来说都是 “糟糕的交易”，新政府的经济框架应有助于反击这种不可避免的批评。
布林肯的方法还接受了一个合理的长期观点，例如，承认美国参与多边组织和国际条约代表了开明的自我利益。他承诺：“无论国际安全和全球经济的规则写在哪里，美国就会在那里，但美国人民的利益将是首要和核心。”
但是，目前还不太清楚，美国不会出现在何处。正如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指出的那样，拜登团队不做什么也很重要。革命不是做纯粹的做加法。外交政策的真正变革，不仅需要在美国长长的责任清单上增加任务，还需要舍弃那些已经变得没有必要的任务。
对于精明的美国政策制定者来说，其中许多人在现有的外交政策承诺上拥有个人利益，卸下责任比承担新责任更难。政府决定在9月前从阿富汗撤军，这表明他们明白需要减少美国的海外承诺。但障碍依然存在，这一宣布在华盛顿引发了激烈反应，有人怀疑政府是否真的会实现奥巴马和特朗普也曾承诺过的撤军。
如果拜登团队希望重塑美国的外交政策，它需要做的不仅仅是撤出阿富汗。它必须系统地思考如何广泛地减少美国对边缘利益的承诺，这些承诺将时间、精力和资源集中在对美国公众并不重要、对维护美国安全也没有必要的问题上，虽然这些问题确实令华盛顿泡沫感到不安。
当然，美国仍需要继续参与世界事务，甚至偶尔在军事上参与，但在任何情况下，总统都应该能够以清晰和简单的语言解释，为什么这种参与对美国的安全和繁荣有直接的影响。否则，美国应该退出。
除了阿富汗撤军这个重要的例外，在这个早期阶段，要描述总统精力充沛的团队在外交政策上不打算做什么，是很困难的。它保持了特朗普对中国的态度，重启了与伊朗的（间接）核谈判，并在推特上公布，对从埃塞俄比亚到缅甸的、几乎所有热点的国内冲突和侵犯人权行为感兴趣。
美国应学会减少外交政策上的承诺
学会少做事需要极大的适应能力。拜登政府应该从淡化伊朗核协议开始，华盛顿对这个问题很是痴迷，但是华盛顿以外的人并不关心。理想情况下，应该退出谈判，让地区各方自己寻求解决方案。
或者，美国可以支持欧洲或其他多边努力，为谈判牵线搭桥，但不带头。针对这一建议，美国外交政策实践者无疑会重复这样的咒语：没有美国的积极领导，伊朗核问题就无法解决。
但是事实上，在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领导下，美国几十年来在该地区的行动反而推动伊朗走向核计划，并促成了连续的战争恐慌。
也许现在是时候尝试另一种方法了，即承认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地区影响力之争，与美国中产阶级并无利害关系，美国对沙特阿拉伯的支持和对伊朗及与伊朗做生意的国家的制裁，并不能使他们受益。
真正关注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应该意味着放弃华盛顿对伊朗的执着。
美国还应该削减其在海外的军事承诺，不仅是在阿富汗，而且在伊拉克、欧洲和更广泛的中东地区。它应该最终结束 “全球反恐战争”，停止在全世界范围内追捕中东和非洲那些没有能力攻击美国的、模糊的恐怖组织。而且，它应该重新审核国家是否真的有足够的兴趣和能力，在遥远又没有什么战略意义的地区促进民主，比如埃塞俄比亚和缅甸。
只有在总统能够清楚地描述每一种关系，如何直接促进美国的利益和繁荣的情况下，盟友和联盟才仍然重要。
理想的联盟中，盟友为美国的安全做出贡献，甚至帮助减少美国的国防开支以换取美国的政治支持，这样的联盟就符合这一标准。为中国或俄罗斯边境上的弱小和有战略问题的客户国提供保护，这样的联盟就难以自圆其说。
这种原则将鼓励美国官员把精力放在对美国人真正重要的外交政策问题上，主要是贸易、移民、国际技术标准和气候变化。这些问题本身就是非常困难和有争议的问题，涉及困难的权衡和复杂的国内政治。拜登政府已经在这些问题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
特使约翰·克里在气候方面的积极活动，以及政府为化解南部边境的移民危机所做的持续努力就是证明。但是，相对于阿富汗、伊朗和所谓的伊斯兰国（ISIS）等传统问题，总统的前两次外交政策演讲对这些问题给予的篇幅很少，而这些问题在公众的优先考虑名单上都要低得多。
当然，正如外交政策专家经常指出的那样，领导人需要领导。公众并不总是（甚至通常）对自己在外交政策中的长期利益有清晰的看法，但是，从过去几十年美国在外交政策上的混乱和悲剧性的错误（最明显的是2003年对伊拉克的灾难性入侵）来看，专家们也不见得有更高的洞察力。
如果 “领导 ”公众，需要通过夸大的威胁并提出复杂的因果关系链，例如，尼日利亚或索马里的极端主义组织如何威胁到美国本土，那么外交政策机构就走得太远了。
拜登政府内部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将外交政策与美国公众的具体需求重新联系起来。但它有时也体现了一种更强烈的冲动，即回到美国传统的全球领导地位，这可能在华盛顿内很受欢迎，但对解决国内问题并没什么作用。目前，政府正在采取一种奢侈的做法，即同时满足两种冲动，但是，它需要做出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