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妮
女儿收到了贝松公立小学艺术项目（Arts@Baythorn Program)的录取通知。在大多伦多北部的约克区，只有这一所公立小学提供艺术教学项目，面向全区四、五年级在读生招生，竞争很激烈，被录取挺难得的。
但我女儿并非鸡娃，我也不是虎妈，所以我要讲的不是一个制造焦虑的鸡娃成功故事，而是如何耐心等待和支持孩子成为那个普通又独特的自己的故事。
我的女儿并非天才，作为母亲，写下这句话比承认自己平庸还难。但在读过刘瑜那篇《我的女儿正势不可挡地成为普通人》之后，我已彻底坦然。其实更早之前，虽然我没像刘瑜一样明确地说出这种话来，心里也早已接受女儿是普通人的现实，放弃了将她培养成学霸的想法。
我见过天赋异禀的孩子，他们的认知力和记忆力都超强。生孩子前，我的记忆力也曾让我引以为傲。但我的好记性没能遗传给女儿，此事困扰了我很久。女儿也没能继承她父亲的数学基因。即使加拿大的小学数学难度远低于中国，她仍然在这一科目表现平平。辅导女儿数学的时候，往往是对亲子关系的巨大考验。此外，女儿虽有一颗温柔良善的心，却受不了任何流血受伤的景象。所以她注定难以进入工程和医学这些华人传统优势领域。
一番挣扎后我接受了这个现实，也为自己的懒惰找到了借口：既然女儿不是学霸的料，我也没必要整天盘算怎样把她送进藤校。女儿就读的学校在安省两千多所公立小学中排名大概四、五百，她的成绩除了英文和艺术外，其他科目只能算中上。面对本地社交媒体里频繁轰炸的“天才班”和“藤校家长经验介绍群”信息，我从来都心如止水。
但是女儿有她自己的优点，只是这些优点和传统学业无关，或者说没有直接关系。
女儿富有想象力。她总会提出让人意想不到的问题，也常会有一些我想不到的点子。我们一起玩电子游戏的时候，起名对我是件困难事，我起的名，要么已经有人用了，要么就是干巴巴的数字，但女儿随便想一个名字，就又有趣还不必担心和别人“撞名”。比如她帮我起的名字之一是“Pastel Blueberry”（粉彩蓝莓）。
女儿喜欢用绘画表达她的想法和情感。在还没学会写字的时候，她就经常给我“写信”：在纸条上画图表达她的想法。有时候是“妈妈我爱你”之类的意思，有时则是一些奇幻的故事。比如下面这幅图，是她4岁时看了长发乐佩公主（Repunzel）的影片后画的。她告诉我，站在城堡顶楼的是乐佩公主，长长的金发垂下来。女儿自己正在爬楼梯，准备去拜访公主，而我在底楼，身穿一条彩虹裙子，手上还拿了一条同款的小裙子，准备等女儿下来后给她。
在学会作后，女儿也时常会尝试写一些小故事或者打油诗，还自配插图。我没把这些太当回事，不过她愿意把自己写的东西和我分享时，我就尽力当个好听众。
虽然此前从没想过让女儿往艺术方向发展，庆幸的是我小心呵护了她的想象力。担心过早学习绘画技法会束缚女儿的想象力（其实也是因为我自己太懒惰），我从来没让她上过课外绘画辅导班。我只是常和她一起读有关绘画的书籍，欣赏名家画册，然后鼓励她想画什么就画什么。
人们都说加拿大教育的好处是“快乐教育”，这里的孩子不像国内一样被沉重的课业压得喘不过气来。其实这是过于简单化的解读。“快乐教育”并不意味着没有辛苦付出。很多成功人士小时候在课堂之外的奋斗努力，不比其他国家的孩子少。
但和国内不一样的是，加拿大没有那么严重的内卷。这里 “成功”的标准和定义更多元，职业的高低贵贱没有那么分明。所以做普通人的压力远没有国内那么大。除非你是明星或华尔街精英，否则一个办公室白领，就收入和地位而言和技术蓝领并没多大区别，甚至可能后者收入更高过得更自在。
另一方面，那些童年时付出超常努力的孩子，很可能在某个领域找到了巨大乐趣并乐享其中，比如5岁就跟随家人巡回演唱的流行歌曲天后席琳·迪翁。这种乐趣成为他们一生追求自己事业目标的巨大动力和后劲。这才是“快乐教育”的真相。
不幸的是作为华人我们很难摆脱焦虑的氛围和唯成绩论的价值观。无论在哪里，华人父母琢磨的都是如何让孩子进最好的学校、从事最体面的职业。在多伦多这个华人聚集的地方，课后补习班多如牛毛，家长们对学校的排名痴迷不亚于海淀父母。结果就是排名顶尖的中小学，90%的学生都是华裔。
我们想要给孩子最好的。看到别人家的孩子读奥数、学编程，就让自己的孩子也学，却顾不得衡量它们是否适合自己的孩子。我们拼命推娃，唯恐孩子落后于人，却不知急功近利才是让孩子失去前行动力的主因。焦虑往往是因为我们在子女身上投射了太多自己的愿望和想象，而不愿让孩子成为他们自己。
基于这个原因，我对女儿采取了“半放养”态度。我陪她读书和做数学练习（虽然很惭愧没能天天坚持），但在课外班方面基本尊重孩子的意愿，没有用补习班把她的课余时间都塞满。疫情前，女儿固定的校外课程只有每周半小时的钢琴、一个半小时的合唱团和两小时的跆拳道。她有大量时间和小朋友一起在户外玩耍以及在电脑上连线玩Roblox，也被允许在Ipad上琢磨各种App。
去年初，女儿所在的合唱团受到加拿大国家歌剧团（Canadian Opera Company）邀请，参加了音乐剧《亨舍尔和格莱特》（Hensel and Gretel）的演出。这是一出根据同名格林童话改编的现代音乐剧，背景从中世纪的德国变成了现代的多伦多。女儿和其他小朋友在剧中扮演被巫婆施法后变成姜饼人的孩童。这一经历让女儿萌生了自己改编经典故事的想法。
不过直到年底，她才真正开始写，并且写写停停，我则一如既往地不催不推。受家里小猫的启发，她写了一篇猫咪版的《亨舍尔和格莱特》。女儿发挥她起名的特长，把“亨舍尔”和“格莱特”这两个名字同英语中表示猫咪的两个单词“kitty”和“cat”结合，创造出“Kensel”和“Catel”这两个名字（我帮她翻译成了“猫舍尔”和“咪莱特” ）。
今年二月的一天夜里，我因为失眠打开手机，读到教育局提醒贝松小学申请表提交即将截止的邮件。作为一个懒妈，以往教育局的邮件我都是匆匆一扫而过。但百无聊赖中，我把这封邮件里的贝松小学链接也打开来看看。这才发现，这所小学的理念是把音乐、诗歌、绘画和戏剧这些艺术形式贯穿到传统的语言、数学和科学学科里，在提高孩子艺术修养的同时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传统学科。我心想，这种教学法不正适合用传统方法学习数学而苦苦挣扎的我女儿吗？
第二天，我利用女儿网课的课间休息时间，给她看了一段贝松小学艺术项目班日常教学的录像。女儿也心动了，毕竟比起死记硬背抽象的数学公式，用唱歌跳舞的方式学数学对她是很有吸引力的。放学后，我们赶在截止时间前在线提交了申请表。
学校还要求学生自己写一份申请书，可以是文字也可以是艺术作品，不过可以等到通知面试时才提交。女儿采用了一半文字一半绘画的形式。她写了自己从小对绘画、音乐和戏剧表演的热爱，讲了自己创作《猫舍尔和咪莱特》的缘由，然后用半页纸画了一幅这个故事的配图。她的文字比较简单，不过句子通顺表达清晰，而且贵在有真实情感。
递交申请后，我上网搜索，才发现贝松小学的申请难度比我想象的高。每年平均有300多学生申请贝松小学的艺术项目，最终录取90人，其中五年级的申请者只录取30名。这当然比不上中国好学校动辄万里挑一的录取率，但在地广人稀的加拿大，也算相当激烈的竞争了。
华裔孩子就读这所小学艺术项目的不多，华人鸡娃们都集中到排名最靠前的学校去了，但这所小学在本地非常受欢迎。很多家长提前好几年就开始为孩子做准备，还会让孩子参加学校的对外公开活动以进行“预热”。惭愧的是因为我这个懒妈信息太闭塞，这些我们统统都错过了。
前面说过，我女儿并非天才，她成绩单上有好几个B，她也没有任何音乐绘画的考级证书。但贝松小学在申请说明里强调，他们要招收的学生是对所有艺术形式都充满热爱的孩子，而不必是在单一艺术领域已经达到很高造诣的孩子，也不一定要门门功课都拔尖。换言之，学校更看重的是“热情”而非技艺，这和我的理念相吻合。
因为疫情的缘故，今年学校采用了Zoom网上视频的方式对孩子进行面试。面试时，由于我记错zoom账号密码，为了不错过时间，手忙脚乱从电脑改换成用手机登录链接，然后我不得不在女儿对面举着手机，以便她能够面对镜头把自己的画拿起来做介绍。老师们问了好几个关于团队合作的问题，这是我们之前准备时没想到的范围，但女儿回答得比我想的还好。她不算很外向的孩子，但仿佛天生对“舞台恐惧症”免疫，应对这类场合比较得心应手。
学校网站上说，鉴于只有一小部分孩子能被最终录取，建议家长们让孩子有心理准备，落选并不代表孩子很差劲，而是也许他们更适合其他的项目。所以我也给女儿打了“心理预防针”，告诉她这个学校有很多特别优秀的孩子都申请了，如果我们能上当然好，如果去不了也没关系，原来的学校有很多熟悉的朋友，也挺好。
收到录取通知后，女儿反而有点难以置信的样子。她反复问我：“我真的成功了吗？”以致于我后悔“预防针”的剂量可能太大了。那天晚上女儿和我一起站在镜子前时忽然问我：“妈妈，我是不是一个年轻版的你？”（“Am I a young version of you？”）。我说：“不，你不是我，你是你自己。你是独一无二的。你有很多我没有的优点，不过呢，也有一些我没有的小毛病哦。”然后我俩哈哈大笑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