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目前中国政府对各大科技公司突如其来的反垄断打击，《外交》杂志分析了其背后的原因：政府认为这些科技巨头没有充分致力于推动政府提出的转型技术创新的目标，而是着眼于眼前的利益，从而形成垄断阻碍经济发展。

这本是世界上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蚂蚁集团是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旗下的互联网金融公司，计划于11月初在上海和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但就在该公司备受期待的上市前几天，中国监管机构出手干预，阻止其上市。

随后，在去年12月，中国政府以违反反垄断法为由，对几家本土科技巨头处以罚款，其中包括阿里巴巴和腾讯旗下的子公司阅文集团。中国最高领导人承诺将在2021年进一步加强反垄断努力。在不到6周的时间里，这一出人意料的打击行动彻底颠覆了人们对中国政府对国内企业垄断态度的传统看法。此前，人们一直认为，中国大型科技公司不受反垄断规定的“制约”。

很多观察人士将中国突如其来的反垄断热情，解读为中国加入限制大型科技公司力量的全球行动的一种迟来的尝试。中国和西方的分析师都将中国与阿里巴巴的对抗与最近美国和欧洲对谷歌、Facebook、亚马逊和苹果的限制进行了明确的比较，他们对“平台垄断”的行为有着共同的担忧，但中国的反垄断行动与西方正在进行的行动有着非常不同的思想基础。中国最近的反垄断动机与其说是担心垄断权力的专制性质，不如说是认为中国的科技巨头没有充分致力于推动中国提出的转型技术创新的目标，这可能导致中国产业政策有效性的弱化。

经济实力和个人自由

从历史上看，美国反垄断努力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集中的经济权力会危及个人自由。托马斯·杰斐逊（T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认为，垄断与美国的自治和拥有财产的自耕农理想格格不入，并建议美国宪法对垄断加以限制。虽然其他宪法制定者（最著名的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将经济集权作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的工具。

但是，认为垄断不利于创新、创业和民主的观点在美国一直存在，并构成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反垄断立法的基础。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在去年关于数字垄断的报告导言中，通过强调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迪斯的一句话，暗示了对这种传统的怀疑：“我们可以拥有民主，也可以让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但我们不能两者兼得。”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支持私营企业家，并试图支持小企业，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官员认为垄断权力本质上是专制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仍然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权力的关键，它认为真正的自由需要废除私有财产，只有在集体中才能获得。上世纪90年代的私有化政策仍然旨在保护最大的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如今依然占了中国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左右。随着互联网的崛起，政府鼓励大量的私营科技公司（如阿里巴巴和腾讯）发展，因为他们被视为具有国际竞争力，比无休止扩张的小公司更容易监督。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官方媒体多次将政府对大型科技公司的打击描述为“加强反垄断和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这句话的后半部分“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与其他国家的反垄断努力不同。它揭示了政府担忧的主要来源：必须坚持对创新方向的控制，并找到将大型私营企业的力量引向党的产业政策目标的途径。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利辉今日在接受《经济日报》采访时表示，大型民营企业在经济中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资本扩张是有序的，就会带来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如果资本扩张是无序的……它必然会带来垄断，阻碍经济的发展。”

清华大学学者朱宁在新华社发布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类似观点，称无序的资本扩张威胁着经济、消费者和整个社会。他解释说，无节制的资本扩张，必然会将社会推离进步和技术发展的轨道，而走向轻松获利的诱惑。正如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的首席研究员唐建伟对媒体所言，问题在于国内科技公司正在利用资本提升流量和用户群，“而不重视原创和基础创新”，这是中国的科技战略滞后的原因之一。

中国官方媒体将网上“社区团购”现象作为资本无序扩张的典型例子。阿里巴巴、腾讯、外卖巨头美团，甚至打车应用滴滴都加入了社区团购，当地社区将零散的订单集中起来，以极低的价格直接从批发商那里采购物资。尽管绕过当地卖家（通常是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贫穷农民工），在数字平台上下单可能很方便，但这可能会颠覆农民工就业，扰乱大范围的食品供应链。

《人民日报》最近发表的一篇社论，指责中国科技巨头本该有重大发展的时候，却只“惦记着几捆白菜、几斤水果”。文章告诫说：“掌握着海量数据、先进算法的互联网巨头，理应在科技创新上有更多担当、有更多追求、有更多作为。”

官方对网上购物的打击反映出政府的担忧，中国大型科技公司正在利用其积累的资本，在现有的蛋糕中占更大的份额，而不是投资于能够推动整个社会发展的研究。12月22日，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召集科技大公司开会，并向他们传递了同样的信息：不要只关注短期利润，多做些事情帮助中国成为科技领导者。总局负责人进一步指出，其2021年的首要任务之一是“促进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协调”。

政府一直强调大规模的技术投资，但是现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并且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地缘政治局势日益紧张，中国领导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注推动原始创新，以满足从其他国家获得技术独立的需要。

在1月底的一次演讲中，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权呼吁私营企业成为“国家大循环”的一部分，以克服中国的创新短板，并表示国家将购买私营部门研发的成功成果。这么看来，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并不意味着反对任何资本积累或垄断权力，而只是反对中国共产党计划创新议程之外的资本积累。

尽管中国的反垄断行动看起来与自由民主国家的类似，但它们最终可能有助于政府证明其专制治理体系的合理性。《人民日报》最近的另外一篇文章认为，打击垄断企业是儒家传统的“良治”。作者引用孟子的一句话：“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这句话的意思是，仅凭道德来统治是不够的，还需要包括法律法规在内的工具来治理国家。

中国政府正在通过这种方式履行它的道德责任，利用它可以支配的工具，在反垄断这个问题上，通过遏制任性的大科技公司的垄断行为，使国家尽可能强大。在美国，反对垄断科技公司的行动被认为对维护民主至关重要，而在中国，这些行动被认为是有效的非民主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型科技公司得将自己放在恰当的位置

对中国最近的反垄断行动最好的理解是，与其说是其意识形态突然转向害怕垄断，不如说是对大型科技公司的一记警告。正如高层领导人自11月以来打击蚂蚁集团等公司所反复强调的那样，只要平台公司或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品牌往一个“有序”的方向扩张，中国共产党就不想阻碍它们的发展。这可能意味着，中国政府反垄断的第一个明显的目标，是改变企业的行为，或实施一些针对金融或系统风险的监管保障措施，而不是从根本上打破企业的制度结构。

中国要打击的敌人不是资本，而是资本的无序扩张。由于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其拥有定义公共利益的唯一权力，企业没有理由无视党的目标而只顾追求私人利益。中国最近的反垄断行动有力地提醒了那些可能忘记了自己在中国经济体系中正确位置的大公司：遵循党的创新方向，而不是利用自己的权力另辟蹊径来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