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ABC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公布了最新的捐赠明细，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澳洲富豪Clive Palmer的Mineralogy公司向澳大利亚联合党捐赠了数百万澳元。

不过，从2019年7月至2020年6月，一年前的一些捐款也被算在这个数值内。这促使前选举委员Ed Killesteyn将该计划描述为“世界上最糟糕的计划之一”。

他说：“从确保选民在投票时清楚的知道是谁在背后支持这个政党，以及资助了多少来看，澳大利亚的财务披露制度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制度之一。”

从2009年到2014年，Killesteyn一直担任选举专员，直到2013年西澳州参议院选举失利后，他才离开了这个职位。目前，他是国家测量研究所政府内部咨询小组的主席。

由于澳大利亚信息披露的滞后，昆士兰州现在要求在选举日之前就公布选前捐款信息，但联邦各政党对指定新的联邦计划并没有多大兴趣。

澳大利亚国家审计署去年的一份报告发现，在对该计划的管理上，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的管理只有部分效果，并指出选举委员会不愿意因迟报或错误而惩罚政党。但Killesteyn认为，澳大利亚资助披露的问题不在于其管理。

他说：“一个好的立法制度可能会被糟糕的行政管理搞砸。但是，就像糟糕的红酒不能通过陈年积淀来改善一样，一个糟糕的立法计划不能通过行政管理来解决。举例来说，如果在选举结束的许多个月后，一切尘埃落定之时，这些报表可能还没有被提交，那么加大对迟交报表的处罚有什么意义呢？”

对此，选举委员会不同意澳大利亚国家审计署的报告。

在2019年至2020年，澳大利亚各地的工党报告的收入为5500万澳元（约合26937.9万人民币），而自由党则以5700万澳元（约合27917.46万人民币）的收入领先于他们。绿党的收入报告为1900万澳元（约合9315.51万人民币），国家党则为1200万澳元（约合5883.48万人民币）。

澳大利亚各党的党内收入包括：捐款、晚宴门票等付款、作为党务管理一部分的交易、以及来自选举专员的公共资金。

与上一年相比，这一年涵盖了2019年的选举和相应的收据，不过所有的数字都有所下降。

澳大利亚独立右翼民粹主义政党One Nation报告了近600万澳元（约合2941.74万人民币）的收据，这是自Pauline Hanson创建该政党以来迄今为止最大的年度收入。其中主要是由选举委员会提供的280万澳元（约合1372.81万人民币）的公共资。

据悉，在2019年大选中，由于澳大利亚的选举资助制度，各政党每获得一张优先选票就可以得到2.75澳元（约合13.5人民币）。

在政党的报告中，除了澳洲富豪Clive Palmer的最高捐款数额，其他实体公司在这一年也捐赠了20万澳元（约合98万人民币）或更多。资助公司包括Pratt Holdings、资助自由党的Greenfields基金会、资助工党事物1973基金会、商店分销和员工协会（SDA）、以及澳洲卫生服务联盟（HSU）。

以上这些都是各党派将其付款申报为“捐款”。不过，捐款人自己也有申报款项，有些将款项标明为捐款，而当事人却将其描述为其他收入。比如，澳大利亚伍德赛德石油公司向工党和自由党申报了11万澳元（约合53.93万人民币）的捐款，但在政党的披露明细中，这两笔款项都被描述为“其他收入”。

澳大利亚国家审计署报告还发现，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无法证明其合规性审查计划足以保证政党年度财务披露申报表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国家审计署警告说，澳选委没有利用其权力对那些继续少报收付的政党进行监督。

以北领地的工党为例，在2015年、2017年和2018年的合规性审查中，都发现该党有少报收付的情况。

报告称，“虽然这三次合规性审查都表示，未来的不合规行为可能会导致澳大利亚联邦检察署（CDPP）介入调查，但没有证据表明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选举专员汤姆·罗杰斯拒绝接受选举委员会所称的管理部分有效的指控。他说：“在拟议的报告中包含了一些事实错误和肤浅的分析，这导致了一些有缺陷的意见存在。”

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的发言人告诉ABC电视台：“如果收付数据错误或遗漏是由于失误或疏忽造成的，而不是故意企图隐瞒或误导，则不建议采取严厉的执法方式。”他们还指出，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已经启动了民事处罚程序，对2019年联邦大选的三名候选人和弗雷泽·安宁的保守国家党进行了非立案调查。

对于审查情况，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拒绝发表评论。仅称没有迹象表明北领地的工党在过去两年中都受到了合规性审查。

根据议会图书馆的研究，2018年至2019年，约有1.15亿澳元（约合5.6亿人民币）的资金来历不明。

除非单笔资金付款超过1.4万澳元（约合6.8万人民币），否则政党和捐助者没有义务披露资金来源。但联邦政党结构的性质意味着，可以隐藏更多的年度捐赠。

一个在每个州和地区都有分支机构的政党，理论上可以从一个资助者那里获得高达11.2万澳元（约合54.9万人民币）的资金，并且不必申报。

去年在议会中难得出现了政治的和谐时刻，主要政党联合起来更新了捐赠法，这让中立或独立于其他政党的议员感到非常沮丧。

这些法律是为了明确开发商向联邦政党捐款仍然是可以的。此前自由国家党的前主席Gary Spence带来的挑战昆士兰禁止开发商捐款的法庭案件失败。

改革意味着房地产开发商仍然可以向联邦政党捐款，但如果捐款是为了所谓的联邦目的，政党将钱放在一个与州资金分开的账户中。

主要政党的这一举动让参议员Jacquie Lambie等中立或独立于其他政党的议员感到沮丧，她在法案还在辩论时就表示：“如果法案通过，我们将有效地打击州政府信息披露制度。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将是一个真正的耻辱，因为在现阶段，各州是唯一在捐赠改革方面做任何事情的管辖区。”

地产开发商已被认定为政治的主要财政贡献者。澳大利亚公共诚信中心已经确定了1999年至2019年期间来自房地产和建筑行业的5400万澳元（约合26642.52万人民币）的政治捐款。

在去年10月昆士兰大选前，选民发现卡特的澳大利亚党分别从三个与枪支有关的捐赠者那里获得了30万澳元（约合148万人民币）。但再过12个月，就不会在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的数据中寻找他们了。

根据昆士兰州的法律规定，捐款必须在选举前7个工作日内或一周内进行披露，以便人们在投票时知道谁在支持候选人。

这些变化是由工党州政府带来的，但自由党领导层在州一级也一直在推行有意义的捐赠改革。

同时，在新南威尔士州，根据2015年联盟州政府带来的改革，超过1000美元的捐赠是需要报告的，而房地产开发商的捐赠也被禁止。

在需要披露的金额、选举支出上限、捐赠上限、政党和数据之间的匹配披露等方面，联邦计划也弱于或低于一些州。

这些在2020年的改革中都没有涉及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