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大西洋月刊，作者伊德里斯·卡伦是《大西洋月刊》的特约撰稿人。他曾任《经济学人》华盛顿分社社长。他撰写有关美国政治、政策和经济的文章。
过去18年足够让一个迷失的一代出生并长大，但这段时间带来的只有停滞和大规模幻灭。
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英国正处于后帝国时代的顶峰。英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刚刚超过德国。1英镑兑换超过2美元，伦敦也可以说正在取代纽约，成为国际银行业中心。
但从那以后，英国被甩在了后面。这个国家如今的人均产出只略高于美国最贫穷的密西西比州，而且这点微弱领先也完全依赖伦敦。
离开首都，在那些游客不会造访的地方，生活水平远低于密西西比州。英国人去美国会发现，本国货币已经贬值到今天1英镑只能兑换约1.35美元。
英国工资远远落后于美国，也落后于德国、法国、荷兰和丹麦。扣除通胀后，英国工资几乎没有增长。如果当前趋势继续下去，未来十年内，普通波兰人的生活水平将赶上普通英国人。
一代人以前，英国还是全球主要强国；今天只是中等国家，深陷僵化。税收处于二战以来最高水平，但公共服务却在恶化。
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是英国从摇篮到坟墓福利国家中备受赞誉的支柱，如今却积压了600万名等待治疗的患者，接近全国人口十分之一。
现在，NHS用于解决产科医疗事故索赔的支出，已经超过实际提供产科护理的开支。许多英国人既约不到公费牙医，也负担不起私人牙医。2023年的调查显示，十分之一的受访者说自己动手处理牙齿问题，极端情况下，有人自己拔牙，或把断裂的牙冠重新粘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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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低得惊人。初级医生最近因薪资问题在三年内第15次罢工，他们的起薪只有3.88万英镑；英国公务员薪资中位数为3.568万英镑。今年4月，在伊朗冲突期间，《每日邮报》抓住首相基尔·斯塔默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度假一事大做文章，称他入住的是豪华酒店，每晚房价200英镑。
英国有些人把这一切归咎于运气太差：2008年金融危机、新冠疫情、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的能源危机。但其他国家也经历了这些挑战。英国的不同之处在于，面对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时，采取了自我伤害式的应对。
英国脱欧是最有名的例子，但远不是唯一一个。金融危机刚过，糟糕选择就开始出现，并催生出更糟糕的选择。随着公众幻灭感加深，政客被迅速推上台，又迅速被换下，导致他们刚刚启动的政策戛然而止。自2010年大选以来，英国已经历六任首相。
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看起来并没有变得更有能力。斯塔默领导的工党上台不到两年，他的净支持率已经暴跌至负42个百分点。外界普遍预计他会在今年辞职。
英国的下滑有一点始终如一：随着英国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自身衰落，也越来越退回到防御姿态。政治变成零和博弈，滑向关于谁抢走了谁的争斗。
最受怀疑的首先是移民，而英国两大主要政党都已经转向反移民立场。英国例外论仍然有持久影响，虽然比美国版更安静、更含蓄，但同样暗示着，只要向内退缩，英国就能重新伟大起来。
令人震惊，也许又完全可以预料的是，随着国家问题恶化，这种观念正在变得更强。
公平地说，2008年金融危机对英国打击尤其沉重。20世纪90年代，保守党和托尼·布莱尔的“新工党”都下了同样的赌注：英国将成为以金融为支柱的后工业化服务型经济。繁荣伦敦带来的税收，会被重新分配给老工业中心地带那些落后的地区，帮助它们复兴。
然后，2008年来了，伦敦金融业崩塌。
但政府在危机期间和危机之后的行动，又进一步放大了损害。按照现代凯恩斯主义者的建议，政府本应增加支出来提振低迷需求。但当时由保守党首相戴维·卡梅伦领导的政府，在财政收入暴跌之际选择大幅削减预算。
背后的理论是，财政纪律，也就是比英国同类国家更猛烈地削减支出，将激发信心并推动增长。当时，赤字和债务被视为不道德；英国不会像挥霍无度的希腊那样，而会谨慎管理自己的事务。
外界期待的增长并没有出现，紧缩政策留下的伤痕至今仍在。比如，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的日常运营资金得以维持，但代价是挪用了资本预算。
2024年政府报告发现，紧缩政策带来的结果是，英国出现了“摇摇欲坠的建筑，心理健康患者被安置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牢房里，里面鼠患横行，17名男性共用两个淋浴间，NHS部分机构在破败的临时活动房里运转”。
福利待遇的紧缩削减生效后，在长期贫困中长大的儿童比例，也就是童年一半或更长时间处于贫困状态的儿童比例，从约14%飙升至23%。
营养状况似乎也受到影响，医生报告称，佝偻病和坏血病等由维生素缺乏引发的疾病病例增加。
被称为议会的地方政府，从中央政府获得的拨款在2010年至2020年间下降了40%。2023年，负责超过100万居民的伯明翰市议会实际上宣布破产。未来五年内，英格兰三分之一的议会都可能走到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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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工业化之后已经在承受痛苦的人，对紧缩政策感受最深。福利国家曾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全球化的失利者。可当福利体系突然收缩，只因为那些宇宙主宰者算错了账，愤怒便向上爆发，指向英国精英；也向外扩散，指向欧洲移民，因为他们在就业和公共服务方面与当地人竞争。
正是在这种政治压力下，卡梅伦作出了另一个命运攸关的决定：2016年举行脱欧公投。这是一场政治赌博；卡梅伦原以为公投会失败。他并不想离开欧盟，但他想遏制奈杰尔·法拉奇等人的崛起。
法拉奇长期是英国政坛的搅局者，几十年来一直推动英国退出欧盟。被甩在后面的英国，尤其是那些受到紧缩削减严重伤害的地方，压倒性地投票支持离开。公投失利后的第二天早上，卡梅伦辞职，英国由此进入持续至今已十年的政治不稳定时期，而且看不到结束迹象。
英国与欧盟之间的正式脱欧协议，经过近四年谈判才最终敲定。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当时已经对英国企业造成损害。2018年，也就是鲍里斯·约翰逊出任首相前一年，有欧洲外交官问他这些负面影响时，他回答说：“去他妈的企业。”
事实上，后来发生的事情也差不多如此。五位经济学家最近发表的论文《脱欧的经济影响》估算，脱欧导致企业投资下降12%至18%，生产率和就业下降约3%至4%，最惊人的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6%至8%，这一降幅是早前估算的两倍。所有伤害并非立刻显现。和紧缩政策一样，是随着时间累积起来的。
在伦敦之外，近乎失去二十年的后果已经无法忽视。
特伦特河畔斯托克位于西米德兰兹，伦敦以北约241公里，曾经是英国陶瓷之都，很可能也是世界陶瓷之都。这里在地质上得天独厚，煤层和黏土储量丰富；产品经运河运往利物浦出口。整个地区因此被称为“陶瓷之乡”。斯托克曾有约2000座瓶窑。这些巨大、鼓胀的结构用于烧制韦奇伍德等公司生产的餐具。
今天，只剩下47座瓶窑；这个行业雇用的人数也许只有5000人，远低于1984年的约30万人。由于英国能源成本异常高昂，这一数字还在继续下降。北海油气开采枯竭，同时又未能投资替代能源，导致英国依赖进口能源，消费者和工业都不堪重负。
2004年至2024年，英国企业用电成本上涨超过两倍，即便扣除通胀后也是如此，如今已经是全球最高。
今年3月，我去了米德尔波特陶瓷厂。这是从维多利亚时代以来持续运营至今的最后陶瓷工厂。
魅力十足的年长导游菲尔·诺特带我参观，指给我看这家公司供应给查理三世私人住所的陶瓷和餐具。我们进入多数房间时，他都会这样介绍我：“这位先生从华盛顿来，要写关于陶瓷行业的文章。”
这家工厂曾雇用约400名工人，如今只有18名。米德尔波特今天使用较小的燃气炉，但它最后一座瓶窑仍矗立在室外。过去这里曾有七座瓶窑，这座则是旧时代的遗迹。在瓶窑外壁上，热气、烟雾和灰烬曾从那里逸出，如今这座沉睡的建筑上已经长出小树和植物。
斯托克的去工业化很早就开始了。
20世纪80年代，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开启她的“供给侧”革命，强调私有化，并打击工会。这改善了英国的整体运势，却没有改善所有地区的命运。撒切尔主义重创斯托克，导致工厂、钢铁厂和矿山关闭。
丽莎·希林斯现在负责慈善机构特伦特河畔斯托克志愿行动组织，当时她还是小女孩，亲历了那段时期。这个组织通过慈善网络提供食物、职业培训和心理咨询，但对抗的是经济重力。
希林斯告诉我：“现在几乎已经是第三代人长大了，他们的父母失业，祖父母也失业，而他们看不到除了靠福利生活和失业之外的任何未来。”
对斯托克这样的地方来说，紧缩政策尤其残酷，因为当地很大一部分人口本就依赖政府福利。斯托克每五名儿童中就有两名生活在贫困中，是英国贫困率最高的地区之一。2022年，这座城市的婴儿死亡率也位居全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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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本世纪以来，一届又一届政府都试图纠正基本问题，但大多失败。
2003年，布莱尔的副首相约翰·普雷斯科特启动一项名为“探路者”的政策，目标是在斯托克等后工业化地区拆除并替换破败住房。卡梅伦政府在2010年突然取消资金，使一些地方拆除已经完成、建设却尚未开始，留下碍眼的空地。
2019年，约翰逊宣布一项名为“提升”的新经济振兴计划，称将“回应被遗忘者和被甩在后面的城镇的呼声”。但直到三年后，也就是约翰逊辞职前几个月，具体内容才寥寥出现。相比紧缩政策下地方政府失去的支持，这项计划提供的资金只是杯水车薪。
正是在斯托克这样的地方，对伦敦和布鲁塞尔的不满最强烈。2016年公投期间，69%的居民投票支持离开欧盟，这是全英国城市中最高的比例。
此后，斯托克被贴上了“脱欧之都”的标签。
我从伦敦北上的火车和许多英国火车一样严重晚点，这一次是因为前车厢有块面板松了。列车长宣布：“希望它能撑到我们抵达曼彻斯特。”
这个消息让我像那块面板一样忐忑不安，但我的同行乘客似乎毫无反应。虽然美国人一般不应讥讽其他国家的铁路服务，但这件事再次提醒人们，英国已经退化到了什么程度。
近年的国家转型计划，很大程度上寄托在“2号高速铁路”（HS2）上。这条超高速铁路原本计划连接伦敦、伯明翰、利兹和曼彻斯特。但自2009年HS2提出以来，成本已经上涨两倍，超过1000亿英镑，成为世界上最昂贵的铁路线路。
白金汉郡铁路线附近，为保护一种稀有蝙蝠而修建的特殊结构需要8000份许可，造价达到2.16亿英镑。拟议线路中最重要的路段已经被砍掉。剩下的残缺线路从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通往并非真正市中心的伦敦，也许要到2040年才能完工。
在伯明翰，当地人格里·莫伊尼汉带我从市中心走到命运多舛的HS2终点站。
莫伊尼汉头发花白，性格友善，曾是律师。他在X上的账号经常辛辣地关注家乡的困境。他很想让我看看究竟哪里出了问题。他指着一大片名叫史密斯菲尔德的地块，这里曾是食品批发商所在地，仓库已经空置多年。
我们沿运河路过几家电影工作室，那是近年冒出来的较有希望的企业之一。莫伊尼汉承认，这些工作室的存在对他常说的一句话构成了一点挑战。他常说：“我在这座城市看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但随即，他又把我的注意力转向道路上巨大的坑洞。那些坑深到能看见下面维多利亚时代的鹅卵石；还有空地里堆积的垃圾；以及被丢弃的超大号一氧化二氮罐包装盒，这种气体在伯明翰经常被滥用。
为了到达柯曾街站的HS2终点站，莫伊尼汉和我沿着伯明翰地铁延长线的施工路线走。这条延长线本身也深陷延误和成本超支，相当于HS2灾难的地方版本。
我看见履带式起重机和挖掘机在忙碌移动；巨大的Y形桥墩相互断开地矗立着，也许十年后，它们会托起高铁。HS2已经拖延太久，终点站附近两座快速建成的大楼如今看起来也已经破败，像是需要拆除。
莫伊尼汉说：“如果你是开发商，你为什么要投资这里？唯一理由就是HS2，而它已经半死不活。”
在英国，修建基础设施，或者说建设大多数东西，几乎已经变得不可能。
除了拥有全球最昂贵的尚未建成铁路线路，英国还拥有全球最昂贵的尚未建成核电站欣克利角C。它的环境影响评估长达31401页；这座核电站还将配备造价7亿英镑的“鱼类迪厅”，通过在水下发出脉冲声，阻止动物靠近进水管。
英国政府花了32年、1.79亿英镑，规划在巨石阵下方修建隧道以缓解交通，结果今年正式取消了这个计划。甚至获得电力接入这样的基本事项，都可能像噩梦一样。
杂志《建设进展》创始编辑萨姆·鲍曼告诉我：“在英国，任何能源密集型项目可能都要等五年，才能接入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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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失败全都是英国自己造成的。按制度设计，议会本可以在这些事务上行使大量权力；但它没有用这种权力应对英国的问题，而是选择用否决节点、程序主义和无休止的审查，让国家窒息。
英国住房危机比美国严重得多。这个问题甚至不能归咎于分区管制，因为英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分区制度。相反，每一次建设尝试，都是与地方议会和邻避居民之间痛苦的临时谈判。
结果是，英国住房每平方米成本位居欧洲最高之列。正如一份报告所说：“我们的住房存量在所有先进经济体中性价比最差。”
法国人口与英国大致相同，但住房数量多出近50%。然而，自金融危机以来，英国住房建设速度反而下降。
英国的建设问题并不限于外围地区。
在伦敦，2024年售出的普通住宅价格是收入中位数的11倍。尽管伦敦仍然是令人向往的全球城市，但也在停滞。自金融危机以来，伦敦劳动生产率基本持平。即便如此，今天的伦敦生产率仍比西米德兰兹高出近50%，而西米德兰兹包括斯托克和伯明翰。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安娜·斯坦斯伯里告诉我，伦敦与英国其他城市之间的差距，可与西德和东德城市之间的差距相比。从地区角度看，过去20年的问题本质上是：伦敦几乎没有增长，而英国较小城市仍远远落后于伦敦。
英国普遍萎靡的格局中也有一些例外：牛津和剑桥几百年来一直是世界科学重镇，如今姗姗来迟地成为创业公司中心，不过它们离伦敦很近，也共同承受着伦敦式住房困境。
在伦敦势力范围之外，我到访过的最令人乐观的地方是曼彻斯特。那里的增长一直是英国平均水平的两倍。曼彻斯特市中心曾经几乎彻底空心化；今天，那里约有10万人居住。
下班后走进城里的酒吧，你会明显听到英格兰南部口音：2024年，从伦敦搬到曼彻斯特的人数，超过从曼彻斯特搬到伦敦的人数。
曼彻斯特取得成功，部分原因是从伦敦混乱不堪的中央政府那里获得了一定独立性。在2011年启动的权力下放试验中，伦敦赋予曼彻斯特更多税收和交通方面的权力。
公交网络被纳入公共控制，还设立了10亿英镑的地方“良性增长基金”，用于在全市分配投资。因此，曼彻斯特如今更有能力决定自己的经济方向。
2017年以来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的安迪·伯纳姆告诉我：“你不能从上到下命令增长。英国在我们大多数人的一生中，一直是一个过度集权的国家。”
许多工党支持者希望，首相是伯纳姆，而不是无能的斯塔默。但若想做到这一点，伯纳姆首先需要重返议会。他此前曾在议会任职16年。今年1月，大曼彻斯特一个议席空缺时，他曾试图重返议会，但被斯塔默盟友阻止，因为他们不想抬高潜在竞争对手的地位。
伯纳姆已经被称为“北方之王”。5月，在斯塔默权力进一步松动后，曼彻斯特另一个选区梅克菲尔德的工党议员主动辞职，为伯纳姆挑战党魁提供另一条路径。
这一次，他不会再被阻止。
不过，伯纳姆的权力之路并不稳固。即便是曼彻斯特，也无法免疫全国反建制情绪。
在梅克菲尔德，最近几次选举中，英国正在崛起的民粹左翼政党绿党表现明显改善。绿党由扎克·波兰斯基领导，他曾是催眠治疗师，自称“生态民粹主义者”，主张毒品合法化并征收财富税。
但表现最强的是改革党，这是英国全国范围内崛起速度甚至快于绿党的民粹硬右翼政党。
这两个曾经被挤到英国政治边缘的政党，在最近全国民调中都表现异常强劲。事实上，改革党几个月来一直在民调中领先所有其他政党。这是40多年来，保守党和工党首次都没有领先。假设斯塔默辞职，无论工党内谁接替他，英国都必须在未来三年内再次举行大选。
大选后成为下一任首相的最大热门，是改革党领袖。他的名字叫奈杰尔·法拉奇。
脱欧的头号煽动者，如今怎么会处在有望晋升为首相的位置上？
法拉奇正在上升，因为他对“谁毁了英国？”这个问题给出了诱人的答案：无能的精英、低效的公务员和不受欢迎的移民。即便英国的问题超出他的解决能力，他至少可以表示要让这些人付出代价。
今年3月，在米尔顿凯恩斯竞选集会上台前不久，我见到了法拉奇。
米尔顿凯恩斯是伦敦以外的通勤城镇，最出名的是有许多环岛。他和一群兴高采烈的反建制同伴正在全国巡回，为5月地方选举造势。那次选举中，改革党赢得约1400个地方政府席位，占参选总席位30%；工党失去约1400席，保守党失去约500席。
法拉奇很符合他的公众形象：西装革履，粉紫色领带与衬衫搭配得一丝不苟，穿着标志性的英国国旗袜。他向前倾身时，我闻到烟草味，也许还有一丝他照片中常拿着的那杯拉格啤酒味。
他兴致很好地告诉我，自己正在为当选后从深层国家手中夺取权力，并用这些权力落实人民意志做准备。
他说：“我们必须确保公务员体系里有些人不是蓄意阻挠者。”
他的政府不会像特朗普第一任政府那样，起初不清楚如何运用权力，而会像特朗普第二任政府那样，从一开始就准备好行动。
几百人前来看法拉奇演讲。英国的政治集会比我熟悉的美国集会文明得多：人们在活动前喝啤酒，活动中耐心坐在椅子上，结束后有序排队离开。
所有人落座后，法拉奇发表演讲，那是一曲衰落主义狂想。他说：“这是一个彻底政治失败的时期；在经济上，我们正滑向下水道。”所有现任和近期政治领导人都应受到责备。保守党执行脱欧太慢，仍然允许大规模移民，还同意净零排放目标。工党则要为英国在世界舞台上的羞辱负责，包括它对伊朗战争反应软弱，以及整体上的犹豫不决。信息很明确：只有法拉奇能解决问题。
法拉奇通过削弱公务员体系和宪法改革来巩固权力的计划十分详细。削减公务员体系并不是泛泛而谈的口号；改革党的盟友正在讨论一份类似“2025项目”的逐部委路线图。限制中央政府权力的准宪法法律将被改写，包括1998年《人权法》和2010年《平等法》。2008年《气候变化法》也将被改写，这部法律把英国净零目标写入法律。
去年从保守党转投改革党、如今属于改革党智囊核心的国会议员丹尼·克鲁格告诉我，要解决英国的问题，首先必须恢复议会主权。这意味着限制独立政府机构指导政策的能力，也限制法院对议会法案进行司法审查的能力。
更强大的议会权力确实可能推动必要改革。法律杂物不断堆积，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英国无力建设住房、基础设施和工业。而在几十年把权力委托给欧盟委员会后，议会自我治理能力已经萎缩。
如今任职于繁荣研究所、曾担任保守党政治顾问的弗雷德·德福萨尔告诉我，即便脱欧之后，英国政治阶层内部仍然存在一种习得性无助。如果法拉奇当选，也许这种状态会改变。
但脱欧已经证明，全面宣示主权本身并不足以确保增长；事实上还可能造成自我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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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拉奇将如何恢复英国在富裕国家中的地位，并为英国人重建机会感，许多细节仍很模糊。
我问他，将如何推动保守党和工党都未能实现的强劲经济增长。他回答说，他和未来的部长们都是成功的商人，不像现在这批人，因此会做得更好。
改革党已经表示要大幅削减政府支出和国家赤字，不过也表示要降低一些税收。法拉奇告诉我，英国国家机器必须接受休克疗法。
他说：“毫无疑问，国家规模必须缩小，这会非常非常艰难。”
他还说，自己预计公布削减福利待遇计划时会引发抗议。“但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我们就会破产。”
由于这类说法，改革党经常被指责是重新包装的紧缩政策，或重新加热的撒切尔主义。但改革党最具体的经济表态，大多是讨好大众、并不符合撒切尔主义的内容：削减燃油税、维持NHS在服务时免费，以及保留“三重锁定”政策，也就是实际上确保国家养老金涨幅快于普通工资的政策。
在艰难经济选择上保持含糊，对选举有利，尤其是在大选可能还要几年后才举行的情况下。事实上，这正是斯塔默竞选时采用的策略：像念咒一样反复说“增长”这个词，却不说明如何实现增长。
事实证明，他的政治资本转瞬即逝。改革党也许会登上权力顶峰，却发现自己陷入同样的陷阱。
尽管如此，就连曾在前几届政府任职、消息灵通的威斯敏斯特人士也告诉我，他们并不真正害怕改革党政府。在他们看来，改革党是唯一足够反传统的政党，有可能尝试对英国国家和经济基础进行重大结构性修复。
剑桥大学神学教授、负责改革党政策工作的詹姆斯·奥尔告诉我：“认为某样东西坏了，并不意味着它坏到无法修复。但我们认为，现在越来越明显的是，我们是唯一有机会的政治运动。”
改革党公布的最详细计划涉及移民。这个议题激起选民怒火的程度，不亚于生活水平。
保守党违背了自己的表示：约翰逊曾表示要减少净移民流入，他的政策原本是为了加强医疗人员配置，并稳定下滑的大学入学人数，结果导致300多万非欧盟移民合法抵达英国。如今，他们的人数相当于英国每25人中就有1人。
后来，首相里希·苏纳克疲于应对超过15万名乘小船穿越英吉利海峡而来的移民。即便是现任工党政府，感受到选民怒火后，也已经表示要减少移民。
正是在移民问题上，法拉奇给出了最鲜明的选择。
他让富有商人、斯里兰卡移民之子齐亚·优素福负责移民议程。优素福的主要政策主张是“恢复正义行动”，要求驱逐英国所有未经授权的移民，并通过一个名为“英国驱逐司令部”的新机构执行，类似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
优素福是改革党以及全球新右翼其他政党所热衷的那种狂热而矛盾的皈依者。他是虔诚穆斯林，却激烈反对把教堂改建成清真寺。他之于法拉奇，就像斯蒂芬·米勒之于特朗普：面容冷硬的本土主义者，时刻关注移民犯下的最新骇人罪行，时刻警告文明即将崩溃。
有他在旁边，他的老板显得温和而放松。我在米尔顿凯恩斯见到法拉奇的那个晚上，优素福在演讲中宣称：“英国人民再也不会在自己的国家里成为二等公民。在改革党政府领导下，国王陛下的议会将再次拥有主权，伟大英国人民的权利将至高无上！”
考虑到选民对边境表示落空的愤怒，改革党把最清晰的信息放在限制移民上，并不令人意外。它能产生共鸣，是因为英国的经济失败也加剧了文化上的不安全感。
但逆转移民不太可能解决英国最深层的问题。大多数问题都是本土制造的，而不是进口而来。
每一个令人失望的年份，每一项适得其反的政府政策失败，都让英国例外论的怀旧情绪更强。重返全球霸权已经不可能。稳定下来是可以实现的，但前提是英国下一届统治阶层必须做一件过去20年历届政府都没能做到的事：停止选择自我伤害的选项。
要遏制当前衰落轨迹，英国必须承认一个严酷事实。毁掉英国的不是布鲁塞尔，不是坏运气，也不是银行家。毁掉英国的是英国人自己。要修复它，他们首先必须停止继续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