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经济学人。

在全球贸易中，限制是最真诚的恭维。

中国制造商已经成为强大的全球竞争者，甚至在一些曾经由富裕得多的国家把持的高端行业也是如此，这些企业已经绕过德国汽车制造商，占得韩国造船企业的先机，并缩小了与美国芯片设计企业的差距。

世界各国领导人正急于限制中国对本国珍视产业造成的威胁，并避免形成危险依赖，这本身就是对中国成功的肯定。

例如，本月晚些时候，欧盟各国部长将开会，讨论更强硬的反制措施。一个设想是要求欧洲企业实现供应商多元化，而不是如此严重地依赖中国投入品。

中国出口的演变让中国领导层感到满意。

今年5月，中国出口同比增长超过19%。贸易对增长的贡献帮助中国顶住了2021年房地产泡沫破裂带来的冲击。中国在许多国际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也让其在敌意加深的世界中拥有地缘政治影响力。

中国领导人历史唯物主义的骨子里相信，国家强盛取决于技术复杂度和制造业实力。毛泽东认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重工业让国家强大。他的继任者希望，高科技出口能让中国变得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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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高科技进步让中国领导层感到自豪，却没有提振中国民众的信心。尽管2024年年底股市曾出现一轮上涨，消费者信心仍未从新冠疫情封控和房地产下滑中恢复。即使不计入通胀因素，4月零售销售也仅比上年同期增长0.2%。汽车销售暴跌，降幅超过五分之一。

如果不以工业实力，而是以整体经济健康程度来衡量，中国增长模式正在失灵。

这种反差有几个原因。不同于过去的出口繁荣，那些时期曾把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吸引到沿海工厂，中国近来的成功并没有创造多少就业。出口价格上涨速度快于出口量增长。

中国领先行业也不再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花在电动汽车上的每一元钱，创造的就业少于同等规模的传统汽车或新房支出。在农民工中，从事制造业工作的比例已从2010年的近37%降至去年的28%。很多人转而做外卖骑手，或在零工经济的其他领域工作。

他们占据的是自行车道，而不是装配线。

中国高科技产业也高度集中在少数城市。这种地理集中是优势之一，使供应商能够走向专业化，让人才聚集，也让想法流动。但也扩大了领先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

中国过去的增长模式建立在疯狂建房基础上，分布在全国各地，包括一些原本也许不该被打扰的偏僻落后地区。中国的新模式对地点更加挑剔。内陆省份在中国工业中的占比，已从2013年的近48%降至去年的仅36%。

中国推动高科技制造业，未能刺激更大范围复苏的第三个原因是财政。新兴产业本应扩大税基，帮助承载这些产业的地方政府充实财政收入。但在中国，资源流动方向常常相反。市级和省级政府热衷扶持未来产业中的本地冠军企业，于是提供税收优惠和补贴，侵蚀自身财政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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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持促使过多企业涌入热门行业，这可能削弱真正高效竞争者的利润。咨询公司艾睿铂去年估算，到2030年，中国129个电动汽车品牌中只有15个具备财务可持续性。

从表面上看，中国的出口胜利本应帮助缓解国内经济疲软。可实际上，两者似乎在相互强化。国内支出乏力导致价格下跌、利率偏低和汇率便宜，这一切都让中国商品在全球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出口繁荣也在支撑增长，让中国政策制定者得以推迟采取更艰难的措施来恢复消费者信心，例如提高社会支出，或重新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

面对中国制造业主导地位，欧洲领导人希望让欧洲大陆的供应来源多元化。中国领导人更应该做的，是让中国需求来源更加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