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经济学人。

东京34岁的单亲母亲麻衣曾在一家医院工作。但当新冠疫情导致病房不堪重负时，她发现这份工作压力过大。同时，她还需要赚钱养家。

在更高收入的吸引下，她进入了色情行业。起初担任成人电影演员，后来成为一名“出张风俗”从业者。在日本俚语中，这类工作是指上门为客户提供服务的陪侍人员，服务地点通常是客户住所或酒店。

一次两小时的服务，她可以赚取3万日元（约190美元）。

麻衣只是日本庞大色情产业数十万从业女性中的一员。这个行业据估计每年规模达2万亿至5万亿日元（约120亿至310亿美元），已经深深融入日本男性的社交文化。

2022年的一项研究发现，48%的日本男性一生中曾付费购买过性服务，而英国这一比例仅为11%。

东京63岁的萩原回忆说，刚进入公司工作时，前辈曾带他去风俗场所，作为一种入职仪式。

30多岁的绘梦则表示：“我身边的大多数男性至少去过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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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近来，立法者对这个行业长期以来的容忍正受到越来越大挑战。

最近有两件事，促使日本社会重新审视那些规范性产业管理、却又错综复杂的法律和惯例。

第一件事是一宗令人震惊的犯罪案件。

去年，日本执法部门解救了一名12岁的泰国女孩。她被贩卖到日本后，被迫在东京一家色情场所工作。

第二个引发关注的问题，则是东京大久保公园周边公开招揽顾客的女性越来越显眼。

大久保公园位于东京红灯区附近。过去，这类交易通常发生在霓虹灯闪烁的店铺内部，而不是街头。

实际上，参与街头招揽的女性人数并不算多。

但在日本，公开招揽顾客属于违法行为。女性公开在街头等待顾客的景象，让许多民众感到不安。

进一步激化争议的是，其中一些顾客是外国游客。

由于日元贬值，日本对外国游客变得更加便宜。许多游客因此前来消费。外国游客在大久保公园搭讪女性的视频迅速在网上传播。

日本保守民粹主义政党参政党领袖神谷宗币在视频中表示：“这实在令人痛心。”

这种愤怒背后还隐藏着一种受挫的民族自尊。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日本经济繁荣时期，前往海外寻求性服务的是日本男性，而不是外国人来到日本。

当局已经决定采取行动，至少针对街头招揽行为如此。最近，大久保公园周边一些女性已被拘留或逮捕。

但活动人士认为，仅处罚卖方并不公平，因为当局并未同样积极地追究购买者责任。

妇女权益组织PAPS负责人金尻和奈表示：“女性被警察带走，而购买服务的男性却站在旁边冷笑。”

去年11月，一名反对党议员在国会提出这一执法差异问题。对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法务省重新审查现行做法，并研究改革方案。

改革的可能性引发了一场范围广泛的讨论：日本究竟应该如何改进对性产业的监管。

一些日本女权主义者希望日本效仿瑞典、法国等国实行的“北欧模式”。这种模式将购买性服务定为犯罪，而不追究提供服务者的刑事责任。

金尻和奈表示：“购买性服务本身就是一种针对女性的暴力。”

但也有人认为，对购买者采取更严厉处罚只会迫使行业转入地下，使女性更容易遭受暴力。

还有人主张像德国和荷兰那样，全面合法化并规范管理这个行业。

性工作者权益组织Siente负责人中山美里认为，刑事化政策容易把女性单纯视为受害者，而忽视她们的自主选择。

她表示：“从事性工作并不是坏事，它是一种合理的谋生方式。”

如果要进行真正深入的改革，那么监管对象不能只限于街头卖淫，还必须覆盖日本庞大的室内色情产业。

目前相关法律充满漏洞，而且执法具有明显选择性。

例如日本著名的“泡泡浴”行业。顾客表面上支付的是洗浴服务费用。如果过程中发生性行为，监管部门通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科廷大学的高尾康雄表示，这正是日本监管色情产业的典型方式。当局最重视的并不是彻底禁止，而是让这些活动体面地远离公众视线。

大规模改革看起来并不现实。目前法务省的关注重点仍然局限于街头卖淫。

高尾表示：“这是国家能够采取的成本最低、最容易被公众看见的执法方式。”

日本国会议员盐村文夏表示：“许多议员，尤其是保守派议员，对于女性变得性行为开放这件事非常敏感。”

因此，那些在公共场所公开招揽顾客的女性，已经被塑造成社会秩序失范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