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纽约时报，作者大卫·华莱士-威尔斯是报社的专栏作家。
“历史上到处都是这样的例子。一些大国军队每天照镜子，都告诉自己自己是世界最强，直到被狠狠打醒。”前五角大楼官员迈克尔·霍洛维茨对我说，“如果我们以历史为鉴，那么对美国这样的一个大国来说，现在就是危险警报应该闪烁的时候。”
就在战争第一天，当伊朗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毫无挑衅依据的打击、转而袭击海湾周边民用基础设施时，这场冲突的战场样貌就已经不同了。
没过多久，伊朗就动用了“霍尔木兹武器”，袭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攻击商业油轮，在海峡布雷，把全球化石燃料经济挟为人质。
但同样惊人的，还有军火消耗的简单算术。
美国和以色列部队确实摧毁了相当多的伊朗目标，包括军事目标和民用目标。但他们使用的是极其昂贵的武器，同时也在消耗本就脆弱的库存。
也许伊朗造成的破坏更小，但付出的代价也低得多，似乎拥有充足的低成本无人机、导弹和水雷供应。
美国人当年花了多久才意识到，自己已经陷进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泥潭？
而这场主动选择发动、且主要通过空中力量展开的战争中，令人畏惧的美军竟然在第一周内，就陷入了一场消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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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些方面看，这还是人们在过去四分之三个帝国世纪里已经熟悉的非对称战争，也是“反恐战争”期间、围绕简易爆炸装置展开的反叛乱作战的延伸。
但这也标志着一个许多防务分析人士告诉我的、真正新的时代。这个时代由新技术带来，而这些技术正在迅速削弱超级大国及其昂贵武器系统的军事优势。
显而易见的教训，不只是关于特朗普和他冲动的好战倾向，不只是关于赫格塞斯以及他对“杀伤力”的狭隘迷恋，甚至也不只是关于美国帝国现状和它在军事上的特定软肋。
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保罗·沙雷说：“我们正在开始看到一个导弹与无人机战争新时代的轮廓。而我们在伊朗看到的一点，就是军事力量的局限。”
至少，按传统定义来说是这样。
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奥黛丽·柯丝·克罗宁说：“我们已经不能再相信，单靠空中力量就能一锤定音，另一方也不会有能力回应。你是不是超级大国，似乎远没有你是否有能力发射无人机，或以相对低廉的成本自行设计武器来得重要。”
几乎每一次美国拦截导弹击落一架“见证者”无人机，都会在美军预算上炸出一个以数百万美元计的窟窿。而在伊朗预算上，窟窿却只是几万美元级别。
而这还只是那些被记为美国“成功拦截”的交战记录。一旦这些无人机和导弹突破拦截，它们甚至可以摧毁一架价值5亿美元的美国侦察机。
军事未来学家有时喜欢谈论他们所谓的“超战争”，在这种冲突中，自治武器系统可能会以人类观察者根本无法理解的速度和逻辑彼此对抗。
而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叫作“精确规模化”：精确制导导弹和搭载弹药的无人机，如今已经便宜到可以大规模部署，哪怕是军力较弱的国家也做得到。
霍洛维茨说：“过去，只有少数国家能够发动精确打击。但现在，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以及很多武装组织，都能以低成本进行大规模打击。”
而且，这些武器不只是越来越便宜，也越来越智能。
罗格斯大学的迈克尔·博伊尔、《无人机时代》一书作者说：“我认为，再过10年，你会看到几乎每个国家都拥有一支能够实现‘精确规模化’的军队。”
他说，结果将是消耗战重新回归，不管从纸面数据看，双方军队差距有多大。
而在伊朗，我们似乎已经进入这个阶段了。
几十年来，美国人一直容易相信，先进武器能给这个国家带来某种军事上的“免责权”。
胡佛研究所的杰奎琳·施耐德，把这种想法称为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海妖之歌”。无论对决策者还是军方来说，它都在诱惑人们相信：技术优势能够带来必然胜利，而且一路上不需要付出任何士兵伤亡，甚至也许连装备损失都不需要。
过去二十多年里，五角大楼多次基于这种设想发动军事行动。而在这场冲突初期，施耐德曾表示，伊朗不仅会成为一项军事挑战，也不仅会成为检验“缺乏明确战略目标的武力究竟能做到什么”的案例，更会成为“美国战争方式的一次关键测试”。
那我们真的能说自己通过了这次测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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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军事僵局似乎让特朗普政府以及许多美国观察人士都感到意外，但其实不该如此。
乌克兰战争带来的教训，在很多方面也是一样的：一个军事超级大国看似压倒性的优势，几乎可以被廉价无人机的力量大幅削弱。
乌克兰最初那波令人惊叹的抵抗，靠的是鼓舞人心的全民战斗意志，以及源源不断的外国支持。
但没过多久，乌克兰就在无人机技术上找到了一个更可持续的优势。
俄罗斯后来也作出了回应——主要是通过进口伊朗无人机和无人机技术，但即便如此，入侵行动至今大多还是陷于停滞。
当这场冲突进入第五个完整年头时，看起来已经不像是一场一流军队与地区弱小对手之间的战争，反而更像一种现代版壕沟战。
前线几乎不再移动，双方被限制在一个由无人机定义的“杀伤区”内，这个区域向两个方向各延伸20公里。而据估计，80%的伤亡并非由士兵或传统弹药造成，而是由无人机。
美国去年与胡塞武装交手时，战场给出的教训也很相似。只是这件事几乎没有在美国公众中引起波澜。
一个规模相对较小、资源又很有限的伊斯兰主义组织，竟然靠着霍洛维茨所说的“会飞的割草机”，对美军攻势打出了令人意外的抵抗。
结果是什么？美国尴尬退让了。
决策者原本以为这会是一场轻松拿下的行动，但最后美国仅在一个月内就耗费了超过10亿美元。
特朗普总统当时在宣布美国抽身时，甚至称赞了胡塞武装。
“他们很能扛打。你可以说，他们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勇气。”他还说：“他们击中了很多船。”
这种打脸式现实的预言者，是政治学家罗伯特·佩普。自从1996年出版《通过轰炸取胜》以来，他就一直认为，美军高估了单靠空中力量实现强制目标的能力。
而在伊朗冲突期间，他也一直警告，美国可能会因为对自身军事力量局限性感到挫败，而一步步陷入升级陷阱。
按他的说法，美国人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看到了单边作战的诱人前景，从此就对这种模式上了瘾。瘾大到什么程度？瘾大到他们几乎没有意识到，在此后那一连串战争、准战争、空战和无人机战争中，美国没有一次取得过毫无争议的胜利。
在伊朗，短期内进一步升级依然可能发生。美国已经表示，自己也可能采取那种“朝人质开枪式”的海峡封锁手段。
我们也许会看到核边缘政策的话语重新出现。或者，战争会以一种模糊的方式暂时退出高强度阶段：没有谈判达成正式协议，却同时出现停火成分、零星交火，以及低调但持续的经济战。
从长期看，军方大概会适应这个“精确规模化”的新时代，其实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比如“LUCAS”无人机，就是一种有点像复制伊朗“见证者”无人机的产品，而“见证者”无人机在海湾和乌克兰战场上都造成了极大干扰。
霍洛维茨说：“据我们所知，美国上一次模仿别国军事能力，还是在上世纪70年代，当时苏联搞出了一种浮桥。这根本不是美国会做的事。”
但请设想这样一个未来：几年之后，美国已经转向“精确规模化”的方向，改变了自己的采购方式，也通过像安杜里尔和 Palantir 这样的公司所代表的一种新型军工复合体，重新定义了对“可消耗型”武器的理解。
即便如此，也很难说，美国就一定能重新获得面对较弱对手时那种显而易见的优势，尤其是在这个超级大国自己是进攻方的时候。
博伊尔预测：“最终你会看到一种局面，一个强国和一个弱国互相狠狠干对方。我们会看到很多国家都能集中少量无人机，彼此疯狂轰击；而在某些情况下，它们还会打击民用目标，或者接近民用发电厂的目标。”
这也是伊朗冲突中另一个令人震惊的发展。
双方都相当公开地打击了一些目标，而这些目标如果放在不久之前，几乎肯定会被视为明显的战争罪行为。
博伊尔说：“我非常希望能看到围绕这个问题建立一套规范。但不幸的是，我觉得事情已经失控了。”
人们有时也会用类似语气哀叹人工智能，而这和无人机的故事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呼应。
15年前，当一架美国“死神”无人机在也门一条偏远公路上杀死美国公民安瓦尔·奥拉基时，人们还可以想象一种“死星式未来”：无人机技术让美国几乎无限延伸自己的军事支配力，一个无所不能的帝国在全球监视目标，再派出无人飞行器实施定点暗杀，而真正的美国士兵则完全处在危险之外。
如今，“无人机”这个词的含义已经完全不同了。准确地说，如今指的是许多完全不同的东西。
而那个杀死安瓦尔·奥拉基的、气势逼人的“死神”，最终让位于那个已经刺穿美国主导地位的、顽强难缠的伊朗“见证者”。
这个过程，并不是一个美国在技术前沿持续扩大自己压倒性优势的故事。相反，之后发生的是一个快速而惊人的扩散过程。扩散到全球，也超出了美国的控制。
这对人工智能的未来意味着什么？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在战争之外。
多年来，那些主张加大投入、减少政府干预的人，一直把人工智能描述成一场军备竞赛。他们认为，胜利值得为之付出任何代价。
但无人机战争的新时代反而提示了另一种可能：起初看上去像是属于超级大国的新超级力量，最后也许会变成几乎相反的东西，一种技术上的反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