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日经亚洲，作者亨尼·森德是阿普萨拉咨询公司的创始人兼管理合伙人。这是一家为金融服务公司提供战略咨询的顾问机构。

过去20年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一直在北京明媚的蓝天下举行。

这样的天空象征着北京的春天。论坛举办地钓鱼台国宾馆的御苑里，樱花正值盛放，高级别来宾也下榻于此。

今年，大约有700名来宾获得了与会资格，创下纪录。这个论坛由时任总理朱镕基于2000年创办。那时距离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只过了一年多，而入世推动中国崛起，成为史上最强大的制造业出口国。

这场论坛或许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几乎没有正式讨论当下最紧迫的地缘政治议题：美国对伊朗的战争，以及由此带来的全球能源价格上涨。

但这种官方沉默其实起到了双重作用。首先似乎在展示，北京是在场各方中最克制、最成熟的一方，而不是高声指责的一方。

其次也凸显了中国的韧性。在这个时候，中国周边许多国家，无论发达还是发展中，都比中国更容易受到油价飙升冲击。

事实上，尽管房地产市场问题依然存在，但中国宏观经济前景似乎正在改善，部分原因正是这种韧性。

在一个廉价电力会成为数据中心运营竞争优势的世界里，这对运营效率的贡献相当可观。

不过与此同时，尽管整体情绪偏正面，资本市场方面传出的信息却没有那么乐观。这意味着，不只是进一步自由化的可能性不大，北京的优先事项依然是控制。短期内，更可能出现进一步收紧，而不是继续放松。

从很多层面看，这都出人意料。

如今，人民币正在走强，原因是贸易顺差不断扩大，而利率仍然维持在低位。此外，资本外流的担忧本应减弱。

这种相对温和的环境，与2014年6月至2016年12月那18个月形成鲜明对比。当时，中国外汇储备蒸发了近1万亿美元，让当局深感不安。

然而，在论坛场边，人们低声议论“红筹改革”的含义，这暗示监管机构希望阻止数百家排队上市的企业赴海外上市。甚至连香港也可能被纳入这个范围。

此外，市场还突然对一种结构的合法性产生强烈担忧。过去，中国内地企业选择赴海外上市时，常使用这种结构，叫作可变利益实体（VIE）。

北京从未明确批准过这种结构。

但阿里巴巴在2014年秋天于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时，就采用了 VIE 结构。那次上市募资250亿美元，当时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上市交易。那时以及此后，证券律师一直向企业和投资者保证，这种法律形式得到了监管机构默认认可。

这种担忧出现之际，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CSRC）内部在审批和上市流程相关问题上本身就存在分歧。

阿里巴巴目前正试图推动旗下蚂蚁金服上市，而公司创始人马云，作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具代表性的企业家之一，在北京眼中的地位也几经起伏。自从监管机构叫停蚂蚁上市，至今已经超过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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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围绕股市不断增加的疑问，可能与反腐行动有关，也可能无关。

原因在于，据称一名与王岐山关系密切的人被逮捕（注，此处可能是指周亮）。王岐山被普遍视为中国资本市场的教父，与习近平有数十年密切关系，也深度参与了北京的反腐行动。

与此同时，关于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资本联系的讨论却很少。

今年，许多最知名、也最受尊敬的西方金融企业家和私募市场投资者都没有出席。例如，黑石集团创始人史蒂夫·施瓦茨曼没有参加。不过，他预计本月会访问北京，纪念他与清华大学合作设立的苏世民学者项目周年。

还有一些人没有参加论坛，部分原因是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一直在减少对美国私募市场公司的配置。

和许多其他领域一样，北京似乎已经认定，如今自己几乎没有什么需要向世界其他地方学习，至少不需要向美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