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的分析指出，随着大选临近，看上去德国以往的发展模式正在崩溃。
德国南部巴登-符腾堡州是博世、奔驰和ZF集团的总部所在地，所以这个州的财政部是观察德国经济焦虑情绪的一个不错窗口。
目前，德国正陷入去工业化的焦虑中，即将迎来可能让总理舒尔茨下台的选举——如果他的党派不先撤掉他。
财政部长达尼亚尔·巴亚兹表示，德国在过去15年中浪费了“全球化红利”，在低利率时期对公共领域投入不足。现在，在能源紧张、中国竞争加剧，以及特朗普可能对进口商品征收10%-20%关税的前景下，他担忧德国的经济模式正在“崩溃”。
巴亚兹还说，尽管德国在基础研究和工程方面实力强大，但无法有效应对新技术的发展。
他提到，德国最后一个成功的大型创业公司是软件企业SAP，而其成立可以追溯到1972年。当时，弗朗茨·贝肯鲍尔带领西德足球队赢得了欧洲足球锦标赛的胜利。
尽管德国的人口是爱沙尼亚的60多倍，但在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独角兽”创业公司数量上，仅是爱沙尼亚的15倍。
这一问题已多次被提及。德国工业，尤其是其中小型企业的“隐形冠军”模式，一直专注于渐进式创新，所以难以应对电动车等技术冲击。
企业、银行和政治家的密切关系滋生了自满和改革阻力。严格的财政规则导致桥梁老化、学校破旧、火车延误。
外国市场的增长一度提升了德国企业的利润，但这种以出口为主导的模式在全球化逆风中显得脆弱。
去年，德国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然而，自疫情前以来，实际GDP几乎没有实现净增长，未来的经济预测也不乐观，更不用说可能的特朗普式贸易战风险了。
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大众公司正在考虑在87年历史上首次关闭工厂，最多可能裁员3万人。
虽然失业率仍然处于低位，但已经开始上升。
能源价格飙升尤其令人头疼。2022年，普京入侵乌克兰后，德国不得不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
尽管工业生产在2018年达到顶峰后快速下滑，制造业在德国经济中仍占20%的增加值，几乎是法国的两倍。在钢铁等高能耗行业中，情况尤其严重。
订单减少，计划中的投资被推迟或转移到国外。亏损的钢铁制造商蒂森克虏伯的首席执行官表示，德国正“处于去工业化之中”。
就连零售业也受到冲击。俄罗斯入侵后，位于汉诺威附近的药房连锁店老板劳尔·罗斯曼不得不巡查分店，研究如何节省能源开支。
德国人口老龄化导致技术工人短缺，加上来自布鲁塞尔的大量繁琐法规进一步拖累经济。
据慕尼黑的Ifo研究所估算，这些法规每年给德国经济造成约1460亿欧元的损失。
欧中关系的变化是另一个重要发展。
上世纪2000年代和2010年代，德国正好能够满足中国对汽车、化学品和精密制造产品的需求。从2015年到2020年，对中国的商品出口增长了34%，而同期对其他国家的出口则减少。
直到2020年，中国还是汽车净进口国，但去年已经成为全球最大汽车出口国。中国企业从德国汽车工业的客户变成了竞争者，也开始冲击德国中小型企业的领域。
德国工业的处境因中国企业的竞争而进一步恶化。据Ifo研究所的克莱门斯·福伊斯分析，中国如今仅占德国总出口的6%，与邻国荷兰的占比相当。但中德关系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出口依赖。
在一篇即将发表的研究中，经济学家桑德·托多尔和布拉德·塞特塞尔描述了“第二次中国冲击”，可能进一步加剧德国工业困境。中国国内市场难以消化其国企制造商的过剩产能，而这些企业在寻求海外客户时，使中国的贸易顺差大幅增加。
这对德国企业在国内外市场构成了困难。托多尔和塞特塞尔写道：“中国的国家导向型市场，可以为新产能的投资提供非理性水平的融资，这可能会超过许多德国制造业企业的偿付能力。”
随着德国对中国出口的减少，美国部分填补了这一空缺。一些德国企业利用了美国与中国科技脱钩带来的机遇，还有一些受益于《通胀削减法案》触发的补贴浪潮。
然而，特朗普可能威胁到这些成果。不仅关税迫在眉睫（德国央行估计可能使德国GDP减少一个百分点），新的美国限制措施也可能冲击使用中国零部件的德国制造商。
这还将加速中国出口商寻找欧洲等替代市场。
一位外交官指出，德国工业界对中国的态度存在分裂。许多中小型企业，特别是机械制造商，支持“降低风险”的政策；而汽车制造商和像巴斯夫这样的综合性企业，则在加码投资中国市场。
大众和宝马计划在中国进行大规模新投资，零部件公司如大陆集团也不例外。汽车行业的游说，使德国成为10月欧盟针对中国电动车进口关税投反对票的五个国家之一。
德国政府内部也存在分歧。外交官和情报部门希望通过贸易限制，惩罚中国支持俄罗斯军事行动，而产业界人士则担忧低增长的德国无法承受这些代价。
德国的去工业化问题比看上去更复杂。
失去制造业岗位削弱了德国本已疲软的生产率，但制造业的增加值即便在产量下滑时仍保持稳定。换句话说，一些德国制造商正在以“质量优于数量”的方式转型。
德意志银行认为，这暗示德国企业在高端技术领域仍有前途，比如高端汽车。德国在绿色技术（如风力涡轮机和电解槽）方面仍占据优势。
然而，这难以弥补其他领域的损失。
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莫里茨·舒拉里克认为，德国需要摆脱“工业迷信”。能源密集型产业20年来未有增长，汽车行业已经连续六年裁员，逆转几乎无望。
一位欧盟官员表示：“多年来他们都坚信‘我们是最好的’，但突然之间，这一切就结束了。”
德国工业模式的深刻变化，是长期结构性力量推动的。让德国人相信，成为“出口冠军”之外有其他选择，需要多年努力。而想通过补偿其他地区的贸易衰退来提振经济，也像是一场马拉松。
例如，尽管德国付出了最大努力，与南美洲大型贸易集团南方共同市场的自贸谈判已拖延了25年。
一些人认为，改革德国经济模式的更有效手段是调整“债务刹车”。债务刹车是德国宪法中的一个条款，限制联邦政府的年度结构性预算赤字不得超过GDP的0.35%。
柏林智库“未来事务研究所”的马克斯·克拉赫认为，债务刹车是一个过时的产物，适用于全球化高涨、其他国家通过赤字拉动德国经济的时代。
在全球化停滞的今天，这种模式已不再适用。
德国公共投资的需求已无法忽视。一项广为引用的估算表明，未来十年公共投资需求高达6000亿欧元。此外，国防开支需要额外资金。今年德国终于达到了GDP的2%的北约目标，但这仅靠一项即将到期的特别基金实现。
而面对特朗普政府可能回归的情况，可能需要更多资金。
因此，下一届可能由基民盟领导人弗里德里希·梅尔茨主导的联盟政府，有可能对债务刹车进行温和改革。如果改革得当，在教育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或许可以提高德国的长期增长率。
然而，修改宪法需要联邦议会和联邦参议院的三分之二多数，而极端党派可能在联邦议会掌握三分之一的阻挠性少数票。
目前执政的社民党已呼吁梅尔茨支持改革，这将为改革派提供必要的票数，但梅尔茨尚未同意。
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的托斯滕·本纳认为，德国已经从默克尔时代的“盲目乐观”转向一种“阴郁陷阱”。政治功能失调、债务刹车限制、过度官僚化和公众的不信任彼此强化。他希望下届政府能成为“断路器”。
尽管如此，士气低迷已促使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根本性变革不可避免。这将为下一份联合政府协议提供背景，也可能促成一项“重大妥协”：梅尔茨接受债务刹车调整，作为交换，他的合作伙伴同意税收或福利改革。
然而，如果议会的数字计算阻碍了改革，恰好在局势对改革有利时与之失之交臂，对德国来说将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