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的文章说，中共刚刚结束了三中全会，这是每十年左右举行一次的大会，致力于长期改革。

从7月15日至18日，超过360名党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包括国家最高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以及国有企业的负责人，聚集在北京的一家酒店，学习最新有关党的理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现代化”。

最著名的第三次全会于1978年举行，比这次会议多持续了一天，并在同一家酒店举行了为期36天的工作会议。那次全会却创造了历史，承认了一些错误，确认了邓小平的崛起，并批准了中国经济的重大开放。

本周会议期间，国家媒体将自2012年以来一直执政的习近平，描绘成与邓小平齐名的改革者，肩负类似的使命，偏向虎山行——这是他用来描述前方挑战的隐喻。

这种报道显然是为了提高对会议的期望。

在当今的中国，勇敢的改革者无疑是受欢迎的。经济正在遭受低信心、消费不足和持续通缩的困扰，正努力摆脱依赖于卖地和建设房地产的增长模式和财政体系。

同时，中国还面临着一个更加敌对的西方世界，西方国家正在提高中国出口的壁垒，并限制向中国的技术输入。

中央委员会通常在五年任期内举行七次全会。第三次全会通常致力于经济和其他改革，因此备受关注，国家媒体在此次会议前尽最大努力强调其重要性。

但从7月18日发布的官方公报来看，刚刚结束的全会并未攀登多少高峰。

会议强调的是连续性而不是方向的调整。全会接受了前外交部长秦刚从中央委员会辞职的请求——他在担任职务仅几个月后便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一年多。据认为秦刚与习近平关系密切，但没有迹象表明习近平受到了政治打击。

他长期以来的经济优先事项，在公报中都得到了忠实的反映。公报描述了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交织、高科技“新生产力”的押注以及中国领导人现在要求的耗费精力的思想统一。

“我们将改进舆论引导，有效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公报中说道。

对于担心更直接的经济风险（包括增长放缓和持续的房地产困境）的投资者来说，公报提供了一些安慰，强调党仍“坚定”致力于其年度经济目标，这大概包括今年约5%的官方增长目标。

公报还提到，党将“努力扩大内需”，化解房地产市场、地方政府债务和中国小型银行的风险。

乐观主义者可能也会从公报中未提及的内容中找到安慰。2013年第三次全会后的同类文件，支持“国有部门的主导作用”和“公有制起主导作用”，此次公报中没有出现类似的表述。

相反，公报承诺“有目的地更加突出改革”，以及“更好地发挥市场的作用”。

这些观点是值得称赞的。问题在于，中国的统治者过去常常说些虔诚的市场经济之词，然后粗暴地打击任何不受其青睐的行业。党的矛盾反映在公报中，即“放开”以激发市场力量，同时“管好”以维持市场秩序。

党喜欢用史诗般的术语，来表述经济愿望。例如，全会设定了2029年完成任务的期限。这个日期与下一个五年计划（将于2030年结束）不同步，也不符合下一次第三次全会的惯常时间表（通常在2028年举行），而是正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0周年相吻合。这是一个叙事选择，而不是技术选择。

正因为是一个讲故事的工具，公报并不总是政策讨论的最佳指南。2013年第三次全会后，一份类似的宽泛的公报几天后由一份更有实质内容的“决定”文件补充，文件涵盖了60个部分和300多个改革提案。

如果今年出现类似文件，可能会让今年的全会以不同的光芒闪耀。

事实上，2013年提出的一些改革，在随后的几年里确实结出了果实。中国消除了极端贫困，放弃了一孩政策，并在所有人口少于500万的城市放宽了户籍制度，这种制度使农民很难在城市定居。中国自由化了利率、资本流入和电价，改革了增值税，并为企业减负。

中国的经济规模变得更大，技术上更复杂，更环保。

然而，2013年最著名的承诺仍未实现。那次全会承诺在资源配置中赋予市场“决定性”作用。近11年后，私人企业并没有感到受到鼓舞。相反，党在中国经济中发挥了更为决定性的作用。习近平在党内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本周的公报没有给出任何理由让人相信这种情况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