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刊发专栏文章称，中国在疫情爆发后应对比美国更为迅速，由于控制住了病毒传播，经济和生活都在迅速恢复，但是作者Shuli Ren认为，中国还是犯了三个错误。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本站立场。

即使你因为新冠而怨恨中国，你也必须钦佩北京的领导能力。在疫情爆发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生活已经恢复正常，而欧美仍在苦苦挣扎。这个国家现在是世界上耀眼的经济局外人。

中国有很多好的方面。戴口罩没有变成政治辩论。官僚们对病毒测试如此重视，以至于有些措施走极端了。央行抵制住了走廉价零利率捷径来提振经济的诱惑，并正在开放金融市场。难怪渴求收益的外国人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购买中国资产，尽管特朗普强烈反对。

但总有改进的空间，白宫将出现一位更理性的主人，这将给中国留出空间，专注于结构性改革。在这里，我想对北京提出吹毛求疵一下，因为今年它做了上千件正确的事情，但却有三大错误。

低估了k型反弹

大流行刚刚过去几个月，世界就迅速意识到疫情以各种方式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大型科技公司及其员工可以在家工作，现金充裕，而开店的小企业被迫关闭。

早在今年4月，当中国第一次走出封锁时，小餐馆就开始抱怨超级送餐应用要求他们签署的独家协议，迫使他们选择一个平台而不是另一个平台，以及向他们收取的过高费用。

超级应用威胁到了酒店和餐饮业的复苏，以及员工的生计，这个行业直到10月份才全面反弹，去年的就业人数多达3,300万人。

然而，直到11月中旬，中国政府才开始着手解决这种经济失衡问题。当时，当局发布了一份22页的反垄断监管文件，内容含糊其辞，旨在遏制中国的科技巨头。在平安夜，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一份简短的声明中表示，阿里巴巴正因所谓的二选一行为接受调查。阿里巴巴的股价较去年10月的高点下跌了28%。

K型反弹不应令人意外。这个词语来源于Financial Insyghts咨询公司总裁阿特沃特(Peter Atwater)，意思是市场反弹是不均衡的：在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崩盘之后，一些市场再次反弹，而另一些市场出现下跌，由此形成了一个“K”型。

宏观统计数据提供了大量线索，制造业迅速反弹，而作为消费者信心晴雨表的零售销售却连续数月表现低迷。奢侈品销售情况良好，高端汽车销售迅速，香奈儿和路易威登等品牌提价。

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由于刺激措施的制约和失业福利的增加，消费者信心受疫情影响较小。而中国则借鉴了2008年的做法，通过建造新的子弹头列车和5G电信站来加快经济增长。

超过1.7亿农民工在中国城市生活和工作，主要是在建筑、制造业和服务业。在疫情期间，他们不仅失去了工作，也没有得到失业救济金。从政府的角度看，他们并没有失业，可以随时回家种地。

之所以决定帮助企业主而不是工人，可能是因为政府对控制的痴迷。中国政府觉得可以让工厂全速运转，但家庭可能只是把刺激支出的支票藏起来。企业有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

这种财政策略明智吗？中国一直渴望转型为消费社会，因为依赖工业生产的经济容易受到全球商业周期的影响。然而，缺乏社会保障体系可能会永久性地削弱家庭信心，老式的刺激计划正在阻碍其经济目标的实现。

捂住亿万富翁的嘴

就在美国人蜂拥投票选出他们的新总统时，中国找到了一个抢风头的方法。11月3日，马云的蚂蚁金服市值350亿美元的两地公司上市暂停，就在原定日期的前两天。

美国政治上的僵局，积极一面是支持对中国投资的有力理由：美元走弱，这使人民币更具吸引力；主权债券收益率差创历史新高；以及一波大陆独角兽上市潮。

但蚂蚁IPO的突然暂停，即使是最精明的投资者也会感到不安。

在宣布这一决定的简短声明中，上海证交所以监管变化为由，认为蚂蚁金服无法满足上市条件。北京说得有道理。在疫情期间，消费信贷扩张过快，掠夺性利息收费和滥用租户预付金等弊端，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12月27日，中国央行在公开的问答中表示，蚂蚁金服“缺乏法律意识”，并要求这家金融科技巨头回归其核心的、利润较低的数字支付业务。中国官员们已经就如何监管蚂蚁金服利润丰厚的贷款业务，争论了至少两年。

然而，这个时机令人怀疑。很多人都在猜想中国取消IPO并不是因为监管改革，而是因为马云两周前在上海发表的直言不讳的讲话。在这篇文章中，他批评了中国支离破碎的金融体系，称银行就像“典当行”，只有那些有抵押品和担保的人才能获得贷款。据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阅读了有关习近平讲话的政府报告后非常愤怒。

毫无疑问，马云喜欢万众瞩目，在大舞台上唱歌跳舞。尽管如此，他说的话并没有错。事实上，中国自己的央行行长们也采取了同样的政策立场，甚至使用了同样的措辞，只是说这话的人不对。

因此，蚂蚁上市的惨败成为一个很好的提醒，北京的官僚们在感到丢脸时，往往会忘记如何治理国家。假设的标准可以随意抛弃。

这对亿万富翁商人也是一个教训，不要直言不讳，也不要批评政府，埋头苦干，静静地赚钱。

毕竟，中国恒大集团许家仁仍在设法生存下来，尽管他的公司对银行业构成了系统性风险。许家仁把自己的房地产企业变成了世界上负债最多的开发商。

在经历了特朗普连续四年的攻击之后，中国可能不再关心公共关系了。但它确实需要外国资金来为自己的财政赤字融资，不合时宜的蚂蚁上市中止，将这一切置于危险之中。

处理不当违约

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规则是双轨制，私营企业只要一越过红线就会被政府官员召见和训斥，马云在11月就体会了这一点。与此同时，政府下属的实体可以舒舒服爽地坐下来，掌握大量的当地资源。

一波丑陋的国有企业违约浪潮，只是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由于供应过剩和利润率下降，国企早在2015年就开始出现违约。然而，最新一轮违约浪潮，从9月份中国经济从疫情放缓中反弹后开始的，正在考验市场的耐心。少数几家拖欠还款的是所在地区规模最大的国企。

违约本身令人不快，但并非不可接受，这是债券投资者愿意承担的风险。但现在人们越来越怀疑，国有企业会在债权人将其告上法庭之前，将优质资产转移出去。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三家不相关的公司——一家位于东北辽宁省的汽车巨头，一家位于富裕中部河南省的煤矿企业，以及一家芯片制造企业——在违约前转移了子公司的股票。这就形成了一种模式。

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试图打破“隐性担保”的概念，即认为政府会介入为任何国有企业纾困的信念。这是有充分理由的，亏损企业莫名其妙地获得了AAA评级，而在中国4万亿美元的公司债券市场上，没有足够的信用利差，来区分优质资产和风险较高的资产。

但北京必须普遍适用同样的规则。如果私营房地产开发商违约，其债权人可以拿回一些土地作为安慰。当国有企业破产时，投资者能够剥离这些资产吗?

第一眼看上去不太好。中国监管机构一直在拐弯抹角，惩罚债券承销商，敦促地方政府做出空头承诺。

因此，尽管国有企业不太可能违约(由于它们与当地的关系，它们往往在融资方面更有能力)，但它们在无法偿还债务后，有相当大的能力保护核心资产不受债权人的影响。

这是另一个错误，因为外国人会乐意购买国有企业的人民币计价债券，这种债券比离岸发行的美元债券支付更高的息票。今年，投资组合的流入非常强劲今年，投资组合的流入如此强劲，以至于外国人有望代替城市商业银行，成为政府债券的第二大买家。它们基本上远离了公司债券市场。众所周知，该市场是国有企业的游乐场。最近的违约只会让它们有更多的理由袖手旁观。

中国领导人一直在升级中国经济，消除系统中的过度债务。过去几年，特朗普的贸易战和新冠肺炎造成了阻碍。现在两个障碍都消除了，可以重回正轨了。

然而中国需要更新自己的做法。坚守2008年的财政玩法感觉已经过时了，尤其是与美国的 “跑马圈地 ”战略相比。 为了建立一个功能完善的市场，中国需要拆除国家和私营部门运行的双轨制。它还需要给成功的亿万富翁商人一个提出政策建议的论坛，这些人比坐在政府大楼里的人更了解当地发生的事情。

当然，一个私人公民的意见可能很难接受，但正如我们的祖先喜欢说的那样，良药苦口利于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