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报道了中国政府对欠债者的打击。秦焕生（音） 16 岁离开家乡到工厂当工人时，曾幻想过在城市里过上更好的生活。现在，40 岁出头的她欠下了 4 万美元的个人债务，而她的每月的基本工资只有 400 美元。
她被讨债人穷追不舍，被禁止购买中国高铁的车票，这只是政府对不支付账单的人施加的越来越多的惩罚之一。
她只能乘坐老旧的慢车，在车上秦有时会看着其他乘客想：”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都是这样的人，不知道他们是不是都像我一样欠了一屁股债”。
中国各地越来越多的人正被债务和惩罚他们不还钱的制度压得喘不过气来。中国政府正在通过扣押欠债人的工资或限制他们在政府部门工作，以及限制他们乘坐高速列车和飞机等措施来打击欠债人。
许多人被禁止购买昂贵的保险，并被告知不能去度假或住高档酒店。如果他们不服从，当局可以拘留他们。
自 2019 年底以来，政府公开的失信黑名单上的人数猛增了近 50%，目前已达 830 万人。如果有人不履行对其做出的还钱判决，或者被认为不配合法律诉讼，法院就会将其列入黑名单。
与美国不同，中国不允许大多数人，包括那些运气不佳的人宣布破产，注销坏账，继续生活，一些中国学者批评这一政策不公平。
在过去五年中，家庭债务激增了 50%，目前约为 11 万亿美元。虽然这一数字低于美国人所欠的17.5万亿美元，但对于一个收入远低于美国人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随着房价下跌、通货紧缩风险日趋严重、失业问题持续存在，中国领导人迫切希望让人们花更多的钱。但是，每增加 1 美元用于偿还债务，就会减少 1 美元用于购买新衣服或度假的支出。
拖欠债务可能会受到惩罚，这使得许多家庭在用钱方面更加保守。
中国政府周二表示，第一季度中国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4.7%，落后于5.3%的经济总增长率。由于许多中国人缩减开支，政府正优先考虑加快制造业和出口，这一战略加剧了与西方国家的贸易紧张关系。
由于许多中国消费者面临经济压力，包括苹果、雅诗兰黛和通用汽车在内的西方公司，都报告称在中国的销售额有所下降。
中国官员没有回答有关黑名单制度的问题。中国政府此前曾表示，只针对那些有能力偿还债务但拒绝偿还债务的人。
中国个人债务激增的背后
中国长期的房地产价格上涨，是个人债务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许多人不得不借更多的钱来买房。一些购房者举债购买更多房产用于投资，有时甚至任其空置。
现在，经济繁荣已经结束，房价正在下跌，许多人却背上了无法偿还的债务。
根据房地产研究公司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2023年上市待售的法拍屋数量上升了43%，达到约40万套房产。
个人债务增加的部分原因还在于，随着经济停滞不前，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信用卡或动用个人信贷额度来应付开支。
许多经济学家表示，中国不太可能很快发生美国式的金融危机。国家对银行系统的控制意味着政府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吸收损失并注资。在过去两年里，家庭债务也基本趋于平稳，因为许多人优先考虑使用额外现金偿还债务，而不是购物或投资股票。
尽管如此，巨额个人债务的存在仍是中国领导层面临的一个问题。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阿米尔·苏菲说：”家庭债务激增往往会导致不良的宏观经济结果，即使在没有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中国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一旦周期开始，通常是一个痛苦、漫长且难以预测何时结束的周期。”
针对欠款人的严厉制度
多年来，中国一直试图提高个人消费，以缓解经济对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增长的传统依赖。中国的银行每年发行数千万张新信用卡，未偿还余额在 2018 年至 2023 年间猛增 50%，远超 1 万亿美元。支付宝和微信等私人技术应用程序也开始帮助消费者获得贷款，数字支付系统正在迅速普及。
但是，一旦欠债不还，一个人的收入可能会被国家扣押以偿还债务，债务人只能靠微薄的补贴勉强度日。
一名 38 岁的男子向南方城市广州的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将他的每月津贴从 9500 元提高到 12000 元（约合 1600 美元），以帮助支付新生儿的费用。法庭记录显示，法官在去年年底驳回了他的请求，并得出结论认为他的津贴应该减少近 40%，因为他已经拿得太多了。
为黑名单上的人提供服务的黑市已经出现。在一起案件中，上海当局捣毁了一个黄牛党团伙，他们替被禁止自行购票的债务人预订高铁票。据当地法院称，2021 年初，当局追踪到一名使用这项服务的债务人，并将其拘留。
现行制度优先保护债权人，通常是强大的国有机构，而忽视了对陷入困境的个人的帮助。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说，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全国性的个人破产制度，以实现领导人习近平的目标，即通过迫使债权人和债务人分担贷款坏账的成本，使国家变得更加公平。
“个人破产制度是一种财富再分配机制，”曾就破产政策向政府提供建议的学者李曙光，在去年夏天的一篇中文杂志在线评论中写道。
反对者认为这种制度只会鼓励更多的人逃避债务，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进展。
一个女人的故事
对于前工厂工人秦焕生来说，容易获得信贷的做法适得其反。
1999 年，年仅 16 岁的秦从中国南部农村的家中坐上通宵巴士，前往制造业中心东莞。
她的父母是农民，无力支付她参加高中入学考试所需的不到 15 美元的学费。她发誓要自食其力，并在生产拖鞋和金饰的工厂找到了工作。
几年后，秦拿到了她的第一张信用卡，用信用卡买了一台电脑，自学打字，以便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
账单付清后，秦说她想注销这张信用卡。银行职员告诉她：”留着以备不时之需吧。”
秦的事业蒸蒸日上，她最终搬到了大都市广州。她说，到 2010 年，她已成为一家为房地产项目提供消防安全设备的公司的投标管理人。在房地产繁荣时期，她赚取了丰厚的佣金，她的 “钱袋子 “也因此稳步增长。
当房地产行业放缓时，她跳槽了。一个熟人参与了一家初创公司的工作，正在开发一款软件，帮助小企业主收集微信数据，从而产生更多的人流量，帮助他们开展营销活动。
秦说，她把相当于自己约 15 万美元的积蓄投入了这家公司。
初创公司在尝试启动和运行软件的过程中，烧光了她的初始投资。秦说后来她同意开始把公司的一些开支，包括办公用品、房租和员工工资，记在自己的信用卡上，并使用她通过微信和支付宝获得的个人信用额度。
她说公司的路演受到了热烈欢迎。但在 Covid 大流行后，公司前景黯淡。
公司的困境让秦背上了相当于数万美元的债务，讨债者的电话成了家常便饭。
在无法选择破产的情况下，秦认为换一份工作是她摆脱困境的唯一办法。
她说：”只要我还活着，还有生活，我就可以努力工作把钱赚回来。”
这条路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2021 年，在准备去广州东北方向 700 多英里的上海出差时，秦发现自己失去了乘坐高铁的机会，因为在上海买票需要出示政府身份证。她乘坐了慢车，后来又辞去了那份工作，部分原因是旅行限制使她无法乘坐高铁。
当地官员没有回应有关秦的问题，《华尔街日报》也无法核实她的一些细节。
如今，秦在广州南部佛山的一家中药店工作。她每月的基本工资约为 400 美元，要还清债务十分困难，但她说，到目前为止，她已成功偿还了两张信用卡，还差约 4 万美元。
秦努力保持乐观，她希望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医药行业会有大量需求，从而为她带来奖金，甚至有可能经营自己的药店。
尽管如此，她还是不得不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来赚取现金还债。
秦目前的工作要求她使用微信上的数字钱包向顾客收款。但她说，自 2022 年以来，她的账户功能多次被冻结，这让秦不得不向家人求助。
不过，她决定不把自己的麻烦全部告诉父母。
秦说，如果他们知道真相，”会睡不着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