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刊于，纽约时报
作者：Rachel Louise Snyder
编译：远奇
对丽莎·蒙哥马利的死刑处决将是对社会最大的不公。
1月12日，丽莎·蒙哥马利（Lisa Montgomery）将成为近70年来首位在联邦死囚牢房执行死刑的女性。
上一次执行女囚死刑的时间还是在1953年，当时在密苏里州的毒气室，邦妮·黑迪（Bonnie Heady，与男友一起绑架并撕票一名6岁男童而被处以死刑）和埃塞尔·罗森博格（Ethel Rosenberg，因间谍罪被处以死刑）受刑。
根据死刑信息中心的数据，丽莎将是美国历史上第五名在联邦执行死刑的平民女性。
2004年12月16日，丽莎开车到密苏里州的斯基德莫尔，勒死了一名叫博比·乔·斯廷内特的孕妇，剖开她的腹部，带着孩子回到她和丈夫凯文在堪萨斯州的家中。
那个孩子存活了下来。
这些基本事实在本案中没有争议。她的被定罪后（注，Post conviction，定罪后程序是指被告人被定罪后的法律救济程序）救济律师，凯利·亨利、艾米·哈维尔和丽莎·努里，向美洲人权委员会发出请愿书，声称丽莎女士的审判还远未达到“公平”的最低标准。对她的量刑违反了国际法，美国政府本身对她的罪行也有一定的责任，在她的一生中，美国政府根本没有保护她免受严重的儿童虐待和性暴力。
12月1日，该委员会裁定，执行死刑将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并要求推迟执行，直到对请愿做出决定。虽然人权委员会的裁决不具法律约束力，但过去这个委员会的裁决，曾影响俄亥俄州和德克萨斯州的死刑案件暂缓执行。
除了这份裁定，还有一千多名支持者提交了自己的信件和请愿书，其中包括检察官、反人口交易及家暴组织，以及心理健康从业者等。
但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对丽莎的死刑进程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她获得宽大处理的唯一机会完全取决于特朗普——特朗普政府在其任期的最后几天，决定处决六个人，令人震惊的是丽莎竟然是其中之一。
康奈尔全球死刑中心发现，自1976年恢复死刑以来，美国各地还有16名女性犯下了与丽莎类似的罪行，但她们都没有被处决。即使是那些引起全国关注的案件，比如炸弹客特德·卡辛斯基也没有（Ted Kaczynski，美国数学家、无政府主义者，于78-95年间在全美范围内有针对性地邮寄炸弹，共造成3死23伤）。
肖内西告诉调查人员，丽莎说的第一句话是:“别打我屁股，太疼了。”
那么为什么丽莎·蒙哥马利会被判以死刑呢?
死刑案件有两个不同的部分：一是定罪，二是量刑。最高法院认为“死刑是不同的”，因为死刑不可逆，所以死刑的判定更加严格。在死刑审判的量刑阶段，会以嫌犯的历史生活经历和精神健康诊断为形式，向陪审团提供减轻罪刑的证据，这些证据旨在使被告人性化，根据被告人生活背景以确定惩罚是否得当。
丽莎犯下的罪行从未受到质疑。但她被判处死刑，是因为她的辩护律师不了解性别暴力，似乎不知道如何为她辩护而造成的。
丽莎女士患有双相情感障碍、颞叶癫痫、复杂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人格障碍、创伤性脑损伤，很可能还患有胎儿酒精综合症。她出生在一个有精神疾病基因的家庭，包括精神分裂症、躁郁症和抑郁症。丽莎的母亲朱迪·肖内西声称曾遭到父亲的性侵犯。
丽莎的父亲在她蹒跚学步时就离开了她。她的家人每年都搬家，有时甚至不止一次，从华盛顿到堪萨斯、科罗拉多，然后又搬回堪萨斯。法庭文件和对近450名家庭成员、邻居、律师、社会工作者和教师进行的减刑调查显示，她受到母亲的极端虐待，这些调查大多数都是在定罪后救济律师的要求下进行的。
在她小的时候，如果她没吃完饭，就不得不在高脚椅上坐几个小时。肖内西经常用胶带封住女儿的嘴巴，让她保持安静，所以丽莎学会了不哭。
肖内西告诉调查人员，丽莎说的第一句话是:“别打我屁股，太疼了。”
丽莎的继父杰克·克莱纳，在她13岁左右时开始对她进行性侵犯。他在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市外的自家房车边上建了一间有独自出入口的棚屋，并将丽莎关在那里。
丽莎的定罪后救济团队了解到，克莱纳是个猖狂的酒鬼，他会把朋友带过来强奸她，经常强奸甚至轮奸达数小时。肖内西还开始让女儿卖淫，以支付水电费费用。她拒绝与女儿定罪后的辩护律师交谈，之后便去世了。
2009年肖内西去世之前，克莱纳录制了一份否认性侵的声明，但他的雇主作证说，克莱纳承认强奸了丽莎。她同母异父的哥哥泰迪·克莱纳证实，当她被强奸时，他们的母亲会让其他孩子出去，他的声明直到2013年才被公开。
在2007年对她审判时，陪审团几乎没有听到任何这方面的消息。丽莎的男律师们未能全面描述她数十年来遭受的折磨。相反，他们认为汤米·克莱纳（丽莎另一位同母异父的哥哥）才是真正的凶手，尽管他有自己的缓刑监督官作为他的不在场证明。
丽莎大脑的核磁共振扫描结果显示她的顶叶和边缘结构出现组织缺损，心室大于正常水平，这表明她脑部受损，可是陪审团从未看到过她的医学报告。他们也从未见过她的PET扫描，PET扫描显示了异常的大脑代谢模式，这表明了她大脑功能障碍，这些区域负责调节社会和情感行为和记忆，会因为创伤而功能受损。
也许最重要的是，她的辩护律师没有充分解释性暴力和家庭暴力如何潜移默化地改变一个人的神经系统、行为方式和自我意识。政府的一名专家证人甚至将丽莎遭继父强奸的行为描述成是双方自愿的。他说：“我记得，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她自愿。”
陪审员商议了不到五个小时就做出有罪判决。几天后，他们建议判处死刑，法官也据此做出裁决。
黛安作证说，她在离开那个家的时候呕吐了，因为她知道妹妹将遭遇什么。
儿童虐待案例往往躲藏在阴暗的角落里。丽莎家中发生的暴力事件最令人震惊的地方是：那么多人都知道她当时的处境，至少或多或少是有怀疑的，却没有人伸出援手。
丽莎同父异母的妹妹黛安在8岁时被肖内西的一个熟人强奸，之后被送到了寄养机构。丽莎当时大约4岁，姐妹俩住在一个同一个房间里，那房间小得两姐妹可以在床上手拉手。
黛安作证说，她在离开那个家的时候呕吐了，因为她知道妹妹将遭遇什么。丽莎被定罪后救济团队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有人对其他孩子进行过跟踪调查。
其他人也注意到孩童时期的丽莎可能遭受虐待。丽莎在小学时候还是优等生，在中学时被安排到了特殊班。一名管理员认为严重的情感创伤可能是原因之一，但学校似乎没有进行任何进一步的提醒。
丽莎十几岁时，她告诉她的堂兄，当时在堪萨斯州担任副警长的戴维·基德韦尔，克莱纳和他的朋友们强奸了她。根据法庭文件，他说自己知道她说的是实话，她当时“哭泣颤抖”，而他至今仍为没有说出来而感到懊悔。
当1985年肖内西和克莱纳离婚时，当时17岁的丽莎在母亲的逼迫下，为他们的离婚诉讼提供了一份强奸声明。当女儿作证时，肖内西坐在那里无动于衷，法官当时还指责她缺乏同情心。
一名社会工作者认为丽莎的强奸虐待指控是可信的，并将文件交给塔尔萨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但似乎没有人进一步跟进。
丽莎18岁时嫁给了25岁的继兄卡尔·博曼，他是肖内西第四任丈夫的儿子。一份名为《生物心理社会学历史》（A Biopsychosocial History）的报告记录了丽莎的神经发育和社会交往史。报告指出，丽莎告诉一名减刑专家，博曼通过阴道、肛门，用瓶子攻击她，把她紧紧地绑起来，用刀抵住她的喉咙。
丽莎的一个同父异母兄弟告诉调查人员，他看到过一段博曼强奸殴打丽莎的视频，他说：“就像恐怖电影中的场景。”但这些证词，这段视频从未在审判中出现过。（博曼因儿童性侵指控正在狱中等待审判，记者无法联系到他。）
结果，双方都把丽莎的人格扁平化了，在审判者的版本中，她是一个怪物，而辩护者的版本里，她是一个谜。
丽莎23岁时，已经有了4个年幼的孩子，她对自己和现实的控制力越来越差。有一次，她半夜把孩子们叫醒，说要去阿拉莫进行一次教育之旅。她给一只宠物山羊套上尿布，把它放进车里，在狂热的迷雾中从堪萨斯州开到得克萨斯州。
最后，她和博曼离婚了，嫁给了凯文·蒙哥马利，凯文在她打官司期间一直支持她。《生物心理社会学历史》关于丽莎的叙述中说，凯文坚持将性暴力纳入他们的关系中，但他“不像博曼那样暴力或伤人”。
在案发前的那段时间里，丽莎多次假装怀孕，而且每次都说自己把孩子弄丢了。她的前夫博曼知道她说的肯定不是真的，因为丽莎在生下第四个孩子后，就已经做了绝育手术。
2004年12月，前夫博曼提出申请，要求获得他两个孩子的监护权，这件事的时间点离凶杀案发生的时间非常接近，前夫的诉求无疑给她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把孩子从她身边带走的理由很充分，丽莎虐待、忽视孩子。在她的案件中，检察官对此做了很多说明。他谈到丽莎无法为孩子们提供食物，也不给他们洗澡，她自己也不讲卫生，她身上好几年都有虱子。
另一方面，她的辩护团队大多回避这个话题，可能是担心这个话题会对她的案件更加不利，这是律师在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中经常犯的错误，这种错误的判断使得大众关于受害者的形象和行为有一个长期刻板印象。
结果，双方都把丽莎的人格扁平化了，在审判者的版本中，她是一个怪物，而辩护者的版本里，她是一个谜。
康奈尔死刑中心的创始人和主任、死刑案件性别歧视专家桑德拉·巴布科克说，“女犯人的性格往往会影响她的审判。“检察官在涉及女性的死刑案件中有一个刻板的套路，她说。“对那些不称职的母亲，或者不符合理想化女性气质的女人，他们往往带有负面的有色眼镜。”
辩护团队应该把她无法照顾孩子甚至她自己，描述为多年虐待的结果和后遗症。
在一项“不良童年经历”测试中，丽莎得到了9分（满分10分），极端形式的酷刑才能达到这个数值。在另一项由她的一位治疗师在案发前一年左右进行的全面功能评估（Global Assessment of Functioning）测试中，丽莎得了48分。正常的分数是80到100分。这样的分数意味着在日常活动中“严重受损”，丽莎在监狱里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才按照指导学会整理床铺。
欧文曾经这样问过她：“你不是那种好斗的女律师类型吧?”
丽莎被捕后，一名社会工作者与她交谈时发现，她有时用现在时讲述自己的经历，就好像是在重新经历这些事情，她无法区分现在和过去。她的辩护团队认为，她患有一种叫做“假性妊娠”的罕见疾病，女性认为自己怀孕了，甚至会出现肚子隆起、呕吐等生理症状。
但如果她患有假性妊娠的话，这是一个更大问题。专家证人后来承认他并不具备美国心理健康医生牌照，他在“假性妊娠”方面没有特别的专业知识，没帮上什么忙。
她的辩护团队很混乱也不稳定，最终三名男性律师成了她的辩护团队（并非后来的定罪后救济团队），约翰·奥康纳、弗雷德里克·杜查特和大卫·欧文。从2004年到2007年，当最终审判开始时，几名女性律师要么退出案件，要么被解雇。
曾与欧文共事的律师莱恩·卡塔雷拉对丽莎定罪后救济团队说，欧文专横且厌恶女性。欧文曾经这样问过她：“你不是那种好斗的女律师类型吧?”
丽莎最大的损失是失去了著名律师朱迪·克拉克，她曾帮助特德·卡辛斯基（Ted Kaczynski，上文提过的炸弹客）、扎卡里亚斯·穆萨维（Zacarias Moussaoui，9·11袭击的同谋）和贾里德·拉夫纳（Jared Loughner，亚利桑那州枪手，他的枪击事件导致6人死亡，13人受伤。）避免了死刑判决。
曾两次在最高法院出庭辩护的克拉克，在2015年《纽约客》的一篇人物特写中，被描述为“极有可能是美国最好的死刑辩护律师”。
2006年4月，克拉克从辩护团队被剔除，据说是因为“她的参与阻碍了丽莎小姐辩护工作。”
丽莎被定罪后救济团队认为，欧文与法官举行了一系列未经记录的会议，最终导致克拉克被解雇，欧文后来还说克拉克专横且“软弱无力”，正是欧文说服芬纳法官解雇了她。（欧文、杜查特和芬纳法官拒绝就本文置评。）
丽莎对自身处境的理解似乎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克拉克的离去令她崩溃，她似乎是丽莎第一个信任的律师。她非常难过，于是给芬纳法官写了封信，芬纳法官告诉她，克拉克被解雇是因为她“不再有必要，也不再有帮助”。克拉克女士一走，整个团队就散了。
一年半后，丽莎被判有罪，四天后，她的量刑听证会举行了。
这类听证会的标准做法是由训练有素的“减刑专家”调查员出示收集的减刑证据。丽莎的律师团队先后经历了四名不同的减刑专家，全都是女性。杜查特称减刑专家这个职业“可笑”。这些专家都没有被要求在丽莎的审判中作证，尽管他们后来都在定罪后程序中宣誓作证了。
亨利是定罪后救济律师中的一位，她说:“我们在涉及种族的隐性偏见方面接受了很多培训，但我认为我们在性别偏见方面做得还不够。”
她说自己并不是“有意暗示本案中的男性有歧视女性的行为，或者他们对性别规范看法有误，但他们确实影响了本案。”
孩童时期的被强奸、少女时期的婚姻、与虐待伴侣的多次怀孕，丽莎一生都在承受虐待的原因就是因为她是一名女性。
丽莎的死刑并不能纠正一个错误，它本身就是一种不公正之上的不公正。
检察官马特·惠特沃思是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助理检察官，他在结案陈词中使用了著名的艾伦·德肖维茨的“虐待借口”（虐待辩护是一种刑法辩护，辩称曾经有过虐待史的暴力报复是正当的，用于泛指辩方试图利用某种综合症或社会状况来推卸被告的责任。）
但惠特沃思和其他许多人拒绝理解的是，虐待是如何累积起来的。创伤性脑损伤是累加的，一次次的打骂，一次次的强奸虐待，大脑受到的伤害有时候是不可逆的。
当然，男孩和男人也可能是虐待和性侵犯的受害者。但法院不能将丽莎这样的经历视为无性别的。
孩童时期的被强奸、少女时期的婚姻、与虐待伴侣的多次怀孕，丽莎一生都在承受虐待的原因就是因为她是一名女性。
她被迫卖淫和强奸，就因为她是女孩。这些罪行直接导致了她今天的严重认知障碍。
巴布科克（康奈尔死刑中心的创始人，死刑案件中的性别歧视研究专家）告诉我：“如果不是因为她是个女人，她就不会被判死刑，因为她不会遭受那种折磨。”她的案子“完全与性别有关”。
社会保救济制度一次又一次地辜负了她，从儿童保护服务、教育体系到执法部门。后来，当她成年后，精神健康服务、反家暴宣传组织也辜负了她，最终，所有这些失败导致了难以想象的犯罪。
没人认为丽莎应该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但她曾经遭受的虐待应该可以让她免于死刑。
司法部在疫情期间下令执行死刑，这本身就值得玩味。
由于最高法院禁止处决精神不健全的人，丽莎有权在她临近行刑之日前接受精神健康专业人士的评估，但是在疫情爆发期间，这不大可能。除了她的直系亲属和她的律师外，没有人可以到德克萨斯州的监狱探望她。她的律师中有两位住在纳什维尔，不幸染上新冠，目前正在康复期。第三位律师住在堪萨斯城，由于病毒带来的风险，无法前往德克萨斯州。
丽莎的法律团队在给美洲人权委员会的信中写道，“疫情当前，政府仍匆忙下令处决她，这侵犯了她向当局请愿和正当程序的权利。”
惩罚是对犯罪行为追究责任的一种方法。但是丽莎的人生，无论还剩下多少，早就无可挽回地破碎了。这似乎是对我们所有人的一种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