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主要编译整理自华盛顿邮报等中美两国新闻报道，不代表加美财经观点。

《华盛顿邮报》周五报道称，中国的疫苗生产商科兴生物CEO尹卫东此前通过向中国药品监管部门行贿，以获得官方对非典和猪流感疫苗的批准。

科兴生物目前正在进行新冠病毒疫苗的三期临床试验，并寻求向包括巴西、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这些疫苗。尽管长期以来，腐败和不透明一直困扰着中国的制药业，但对世界其它地区而言，中国一家药厂的可靠性很少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科兴生物是中国两家领先的冠状病毒疫苗生产商之一，该公司与莫德纳和辉瑞的疫苗都处于临床试验最终阶段。在中国，科兴生物的疫苗排名第二，国营企业国药控股的疫苗在紧急使用授权下得到了更广泛的使用。另一种由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和一家军事研究所开发的疫苗，被中国军方批准紧急使用。

科兴生物的新冠病毒疫苗最终可能会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市场被采用。拉丁美洲和东南亚人口最多的国家巴西和印度尼西亚的官员说，疫苗可能在未来几周内获得批准。在巴西，圣保罗州长约尼奥·多里亚称它是该国测试过的最安全的疫苗。

科兴生物尚无公布疗效数据，因此尚不清楚该公司的疫苗是否能像莫德纳和辉瑞公司的疫苗那样成功地保护接种者。在初步分析中，莫德纳和辉瑞公司的疫苗有效率超过90%。

一、行贿药监局审查疫苗官员逾50万元，CEO却能全身而退

科兴生物已承认其首席执行官涉嫌受贿案，并在监管文件中表示，他与检方合作，没有受到指控。尹卫东在证词中说，他无法拒绝监管官员提出的资金要求。

尽管科兴生物行贿的记录引发了这家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投资者的担忧，但此事在最近几个月才体现出全球影响。各国政府正在权衡是否使用科兴生物等公司生产的新冠疫苗的风险，同时也在考虑如果疫情持续下去，肯定会有更多的人死亡。

《华盛顿邮报》对公开记录和庭审证词的梳理表明，科兴生物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疫苗行业的领军企业，得益于中国政府的重点项目，以及向协助监管审查和销售交易的官员提供回扣。此前，法庭案件的许多细节并未被报道。

在2016年的法庭证词中，科兴生物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尹卫东承认，从2002年到2011年，他向负责疫苗审查的监管官员尹红章及其妻子行贿逾8.3万美元（约合54万元人民币）。尹红章承认，作为回报，他加快了科兴的疫苗批准。二人没有亲属关系。

那几年正好是科兴生物的爆发期，当时这家成立于2001年的生物技术初创企业被中国政府选中，负责非典、禽流感和猪流感疫苗的开发。

2017年，尹红章因收受科兴生物和其他七家公司的贿赂而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今年56岁的尹卫东没有被起诉，他继续负责该公司今年的冠状病毒疫苗研发工作。

对科兴生物来说，这起受贿案件并非偶发事件，五个省里至少有20名政府官员和医院管理人员在法庭上承认，在2008年至2016年期间收受了该公司员工的贿赂。

科兴生物2017年表示，该公司已启动针对贿赂案件的内部调查，但调查结果尚未公布。

在今年4月发布的最新年度报告中，科兴生物称，尹卫东“没有受到任何违法或不当行为的指控，他只是作为证人与检察院合作。据我们所知，中国当局尚未对尹提起任何法律诉讼或政府调查。”

该年度报告称，该公司秉持严格的反腐败政策，但“这些政策可能不会完全有效”。

在给《华盛顿邮报》的一份声明中，科兴生物发言人表示，公司相信司法系统会妥善处理过去的贿赂案件，尹卫东的工作能力没有受到影响。该公司没有安排尹接受采访。

二、行贿记录让业界对其疫苗有效性产生怀疑

中国制药行业的腐败问题由来已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杨大利说，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由地方审批药品到本世纪头十年由国家统一审批的转变，为贪污创造了机会。

但杨说，在几次高调打击药品安全丑闻后，腐败不再像过去那样猖獗。2007年，中国处决了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这是对该行业的一个严峻警告。2012年，中国发起了另一场广泛的反腐运动。

近年来，疫苗事故频发。2018年，由于质量不合格，科兴生物的竞争对手国药控股召回了40万支白喉、破伤风和百日咳疫苗。

科兴生物没有卷入安全丑闻，也没有证据表明收受贿赂的官员批准的疫苗有任何缺陷。但一些医学专家表示，考虑到该公司在行贿问题上的前科，对其药品进行额外审查是合理的。

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医学伦理部主任阿瑟•卡普兰表示：“该公司有行贿历史的事实，给其未发表、未经同行评议的疫苗数据蒙上了一道深重的阴影。即使是在疫情中，我们也必须对一家在道德上有可疑记录的公司声称的内容非常谨慎。”

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副主任尹红章2016年在庭审中表示，科兴生物制品公司的CEO尹卫东在长达九年的时间里给他现金贿赂，以此换取监管批准其公司生产的甲肝、非典、禽流感、口蹄疫和甲型流感疫苗。

中国《华夏时报》在2019年1月18日曾报道了此事。 

《华夏时报》记者在裁判文书网上查到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17）京刑终15号》显示，被告人尹红章于2002年至2014年间，利用担任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司生物制品处处长、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司生物制品处处长和药品审评中心副主任的职务便利，接受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尹×1的请托，为该公司在药品申报审批事宜上提供帮助，单独非法收受尹×1给予的钱款共计20万元，伙同其妻郭×1共同非法收受、索取尹×1钱款共计35万元。

从时间上看，当时的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是尹卫东。多家媒体报道证实，尹×1便是尹卫东本人。

尹红章表示，作为交换，他帮助科兴生物“加快了疫苗的审批进程”。

尹卫东则称，他“无法拒绝”监管机构的要求。

曾在中国调查制药腐败案件的英国企业调查员韩飞龙称，尽管科兴生物CEO承认行贿，但该公司在2017年毫发无伤，这“有点不同寻常”。

他说，中国以前只惩罚受贿者，但2014年发生了一起涉及葛兰素史克的案件，改变了这种情况。其因贿赂医生和官员以提振销售而被罚款4.9亿美元，该公司在中国的高管被判处有期徒刑，缓期执行。

对科兴生物而言，这些贿赂案件几乎没有产生明显影响，只是加剧了股东之间的激烈争斗。自2019年2月以来，这场争斗已经冻结了该公司在纳斯达克的股票交易。这场所有权之争出现了一系列戏剧性的转折，包括抢公章。科兴生物说，这导致了工厂断电和疫苗被毁。除此之外，其业务一如既往。

三、中专毕业自告奋勇研发非典疫苗，10年行贿通过中间人掩人耳目

2012年，在接受官方媒体《中国青年报》采访时，尹卫东说，由于早期教育不够严格，他没有通过高考。他在中专的流行病学课程中找到了自己的使命:“我突然变成了学校里问问题最多的学生。”

几年后，21岁的他被誉为中国第一个分离甲型肝炎病毒的人。他2001年在北京成立科兴公司之前，花了15年时间研发和测试他的甲型肝炎疫苗，这是中国第一支国内研发的肝炎疫苗。

他的重大突破出现在2003年4月，据官媒《光明日报》报道，当非典蔓延时，尹卫东打电话给市政官员，自愿帮助开发疫苗。几天后，中国科技部任命他为一项国家项目的负责人，该项目将在政府资助和研究人员的协助下快速研制非典疫苗。

虽然这个项目失败了，但它给了科兴生物的团队开发冠状病毒疫苗的关键经验。与今年的计划一样，SARS疫苗计划要求在测试结束之前就开始生产

科兴生物还在开发禽流感和H1N1疫苗方面获得了中国政府的支持，其团队的经验更加丰富，速度也更快。

当非典爆发时，尹卫东已经贿赂尹红章一年了。

尹红章在法庭供词中说，他曾在2002年向尹卫东提起他想买一辆车，并从后者那里得到了1.52万美元（约合10万元人民币）的现金馈赠。同一年，科兴生物第一款旗舰产品孩尔来福(Healive)甲型肝炎疫苗获准销售。

根据尹红章妻子的证词，几年后的2006年，尹卫东给了两夫妇7600美元现金（约合5万元人民币），说这是为了给他们的新公寓布置家具。尹卫东在证词中说，几个月后，当他受邀去他们新装修的房子时，他又给了他们1.52万美元现金。

在此期间，科兴生物获准在中国销售流感、禽流感和猪流感疫苗。在墨西哥发现猪流感病毒仅半年后，科兴生物的猪流感疫苗就获准在中国销售。

根据尹红章的证词，2011年，他向尹卫东借了约4.56万美元（约合30万元人民币），在北京北郊买了一套别墅。

尹卫东在法庭上表示，他是通过中间人安排送钱的，因为担心如果自己亲自送钱会引起不好的影响。

法庭证词中只提到尹红章的妻子姓郭，她对法庭说，她和丈夫在酒店大堂拿到现金，从未主动还贷。

根据法院判决，2015年至2018年期间，至少有20名官员和医院员工向法院承认收受了科兴公司员工的贿赂。

该公司一名姓杨的销售人员在2017年广东省发生的一起案件中表示：“在疫苗行业，我们通常会给负责人一笔佣金，鼓励他们使用我们的疫苗”。

他承认给了医院员工2441美元（约合1.6万元人民币）回扣，“总是把现金放在信封里”，作为医院从2011年到2015年购买5351剂该公司甲型肝炎疫苗的奖励。

医学伦理学教授卡普兰表示，科兴生物的行贿记录将使一些潜在客户流失。但是一些国家可能仍然更喜欢该公司的疫苗，因为和辉瑞和莫德纳的疫苗相比，该公司的疫苗可以储存在更接近室温的地方。还有些国家可能不得不选择科兴生物的疫苗。

卡普兰说:“当你陷入了困境没有选择的时候，你往往会选择你能得到的东西。不管（这个公司）有没有撒谎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