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杂志刊文指出：现在随着人口下滑，北京应该重新审视其长期以来关于目标本身的意义了。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者确认其中事实。

中国政府本月确认，中国人口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首次出现萎缩。1959-1961年的大饥荒，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在大跃进中饿死。中国人口缩减的可怕影响，引发了西方媒体对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对手，以及潜在超级大国的的热烈报道。

仅《纽约时报》网站的主页上，就有不少于四篇文章预示着这一发展，而一篇关于中国现在命运逆转“毋庸置疑”的观点专栏，其副标题是《忘掉一个崛起的中国吧，真正的危险将是中国的衰落》

在其他新闻报道中，证实这种衰退信号和对后果的预测包括：印度将很快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人口数量的减少，可能意味着在整体经济规模上更难超过美国，甚至可能根本无法实现这一目标。

尽管头条新闻大肆宣扬，在某些情况下几乎是一种胜利主义心态，但所有这些发展和预测，对于密切关注全球人口趋势的人们来说并不算新。不过对于其他人来说，要让许多人从刚刚收到的关于人口排名和规模的观念冲击中走出来，还为时尚早。

理解中国现状的最佳方式之一，是通过一个著名的故事。这个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故事很可能是天方夜谭。据说他在经过一系列近乎无休止的征服之后，最终到达恒河时哭了。这是因为，在征服了整个已知世界之后，他已经完全失去了目标。 

中国还没有达到目标，那个虽然很少说但也很明确的目标，即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也是最强大的国家。但对于北京来说，就像亚历山大一样，现在是时候了，应该停下来重新审视长期以来关于目标的观念，还需要比以往更有创造性地思考接下来应该追求什么。

如果中国这样做，才有可能可以从许多人都认为是坏消息的情况中，创造出好运气。

如果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总有相同的韵脚。那么我为中国目前的情况找到的最好的押韵，可以追溯到从1990年代末开始，我在《纽约时报》被派去报道日本的那几年。

当我阅读有关日本的资料时，我惊讶地发现，多年来，日本行事历上的一个信号级政治经济事件，是在任首相会在新年之际宣布日本最新的年度 GDP 增长数字，以示庆祝。

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整个60年代，为增长而增长，在日本成为一种全国性的热潮，日本当时的目标就像中国近年来的目标一样，在国民财富方面超过美国。

日本的人均财富在20世纪70年代末短暂地接近美国，然后在几年内真的超过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达到相对高峰，然后在90年代的后半段，与美国相比急剧下降，再也没有恢复领先地位，甚至去年人均 GDP 仅为美国的 56%左右。

鉴于日本的土地面积小得多，特别是人口少得多，其GDP总量可能永远不可能超过美国。

自从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人注目的经济崛起以来，许多非专业人士似乎没有意识到，中国的人均财富不太可能超过美国，就像日本的 GDP 总量不太可能超过美国一样。

这不仅是因为在整个20世纪，中国的人均GDP平均水平远远低于美国，还因为中国的人口规模在其高峰期时，只是其全球竞争对手的四倍多一些。要使中国人的人均财富与美国人持平，就需要创造一个数倍于美国的中国经济规模。

在日本达到顶峰，然后在与美国的竞赛中衰落之后，日本进入了一个类似于亚历山大痛苦的危机时期。多年来，除了要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卓越国家之外，日本很少对自己提出的增长目的有什么疑问。

人们总是认为，这种经济成就本身就足以成为一种奖励，在一个长期由西方主导的世界中，人们渴望证明自己的民族身份和文化。

在我1998年到达日本的时候，日本在其国家目标和自我意识方面开始了漫长的转折，核心是放弃对像 GDP 这样粗糙的经济地位和福祉的物质衡量，慢慢颁布其他可以说更为健康的追求，包括：环境保护、健康和预期寿命、文化保护、可持续的经济进程、更加注重通过休闲来满足。以及尽管仍然非常滞后，最多只是正在进行的工作，比如改善妇女性地位和改革工作场所文化等密切相关的问题。 

由于人口现实，中国将很快需要开始对国家目标和很多假定，进行类似的深入改革。然而，美国或西方其他国家的胜利主义者认为，仅仅凭借中国在本世纪余下时间的快速人口下降，就可以避免与中国的竞争。

这是错误的。

一个经济规模约略与美国经济规模相当的国家，可以带来极其有力的竞争。想想俄罗斯吧，其经济经常被拿来与意大利做比较，但是经济规模比加利福尼亚州、德克萨斯洲甚至比纽约都要小。

但同样的道理，中国越早接受这样的事实，那么对其人民来说就越好：老式的、正面的大国竞争，正如中国近年来所做的那样，包括持续大幅增加武器装备和硬实力方面的开支，将使其大部分人口的生活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当然，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也更好，包括美国，尽管美国总体上很富裕，但其人口中也有大量贫困人口。

事实上，中国越早按照日本的模式设计自己的转折就越好。如果不能提出新的国家目标来取代过去几十年的目标——建立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那么就意味着中国将从其他不太和平的方向，来验证党和国家的荣耀地位，而武装夺取台湾是最明显的答案。

但是，一个新的国家使命会是什么样子，如何实现它？

尽管中国突然改变了清零政策，但几乎没有理由期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国家使命上有任何这样的转变，因为他此前设计了党的规则，使自己能够无限期地保持权力。中国的中产阶级看上去是唯一可能的变革推动者，人们一直在期待他们的力量。

最近中国民众对政府的大规模抗原检测、全面的封锁和行动限制的抗议中，我们看到成千上万的中产阶级城市居民走上街头，使人们比以往更有可能想象，中国中产阶级会在许多其他方面发起反击。越来越多的妇女可能会拒绝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即出于对国家的所谓责任而多生孩子。

中国中产阶级正面临着房地产市场的危机，他们的大部分财富都在那里，我们还可以想象他们的抱怨可能迫使北京放弃对他们的储蓄和收入的一些控制，政府将这些储蓄和收入用于投资国有经济和经济中相对低增长的部分。

即使只是间接的，我们也可以想象私人部门也会推动减少国家的控制和干预。一些企业家已经在这样做了，他们选择离开中国，连同他们的生意构想和资本一起离开。

习近平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他领导的党和国家正在与上述这些力量竞争，以及与其他更强大的力量竞争，而这些力量将要求中国改变其战略假设，甚至可能重新创造其经济模式。

人们可以把所有这些事情放在“和平演变”的标题下，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一直暗中使用这个词来描述北京所认为或假装认为的有害因素，这些因素是西方精心策划，想要让中国偏离自身正义的历史目标。

事实上，如果中国要继续增加其国家财富，变革的必要性将继续从内部产生。

在日本GDP至上的辉煌时代晚期，日本政府采取了人为方式来维持经济增长，包括浇注越来越多的混凝土，这是财政刺激的一种形式，对提高真实的生产力或保证未来的增长毫无作用，却让那些依赖国家的行业腰包鼓起来，同时也腐蚀了他们。

日本最终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其大部分海岸线上都有巨大的混凝土四角形建筑，据说是为了防止海水侵蚀。由于这个国家已经在其较大的城市之间，建立了多种先进的铁路连接和高速公路，以及蜿蜒于乡村，世界级的、壮观的、几乎无人使用的道路和桥梁，似乎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还能做了。

中国最近的经济活动中，有太多也属于这一类。

这是因为由于 GDP 增长，是党和国家的一个抽象的固定概念和政治合法性来源，每一个迫在眉睫的增长下滑都意味着无意识的刺激性开支，花费在新的高速公路和高铁、机场和桥梁上。

无论习近平是否能把握住，现在隐约可见的革命性想法是，开始在人民身上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