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分析了中国人口60年来首次萎缩，认为政府虽然已经看到这一趋势，但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做出相应保障，现在的政策力度太小、太迟了，未来可能需要在社会保障方面做出更多的支出。加美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者确认其中事实。

中国领导层早就知道，中国正接近人口结构的十字路口。政策制定者警告称，中国必须为人口缓慢萎缩和工人减少、退休人员增加的时代做好准备。

官方媒体敦促年轻夫妇抓住机会，在放宽家庭规模的规定下生两到三个孩子，以缓解迫在眉睫的经济危机。

然而，周二（1月17日），政府证实，去年中国人口出现了60年来的首次萎缩，比许多专家预测的更快、更严重，危机感开始增强。

在许多专家和中国人看来，尽管中国官员警告说，人口危机正在逼近，但他们的准备工作并没有跟上老龄化社会的长期需求。

中国突然放弃“清零”措施，暴露出政府没有为新冠感染病例的激增做好准备。同样，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可能会暴露出，在未来几十年里，政府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避免在互相矛盾的优先事项上做出艰难的选择。这是在照顾老人和年轻人之间，在支付社会福利和建设中国的技术和军事实力之间的选择。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一定程度上寻求通过取消对家庭规模的限制，来应对人口不断萎缩、老龄化社会带来的长期经济和社会压力。其已采取措施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会保障网络，并宣布进入一个“高质量”增长的新阶段，减少对大量廉价、丰富的农民工的依赖。

大型房地产开发商恒大集团前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在周二数据发布后发表的一篇大规模流传的评论中写道：“人口问题是未来最重要又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任泽平研究了即将到来的人口危机，呼吁制定更积极的政策，包括生育补贴、更强有力的陪产假和产假，以及更好地保护女性在职场的权利。

在最新的人口统计数据发布后，许多人在社交媒体帖子和采访中表示，政府的举措可能力度太小，也太迟了。在许多人看来，政府几乎没有开始解决许多年轻夫妇选择生一个孩子或不生孩子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比如养育和教育孩子的成本，以及政府(尤其是女性)在家庭和工作中缺乏实质性的支持。

北京34岁的店主吴一兰(音译)在电话采访中说：“我想要个孩子，但生活压力太大了。”她说她和前男友讨论过这个问题。“如果能和伴侣安定下来，我可能会认为一个孩子就足够了。”

随着出生率放缓，尤其是近年来，对中国新人口时代的焦虑和争论一直在增加。现在，中国迎来了一个转折点：2022年中国人口减少85万，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这是自20世纪60年代初由“大跃进”引起的饥荒以来首次人口下跌。

中国的人口统计学家、经济学家和商界领袖提出了一些建议，以支持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并鼓励夫妻多生孩子。2016年，政府放宽了实施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允许家庭生两个孩子。在2021年，中国允许生三个孩子。

即便如此，大多数夫妇仍然坚持要一个孩子，而在农村，两个孩子是很常见的。许多年轻人，尤其是女性，仍然怀疑政府是否会让她们更容易既要孩子又要继续工作。

32岁的珍妮·刘(音译)是上海的一名播客平台经理，她说她和男友都同意他们想要一两个孩子，但前提是他们能“润”，这是一个中国流行语，指移居国外。

她说：“如果我们能去一个福利更好、整体社会环境更好的地方，让孩子获得居留权，那么我们可能会考虑要孩子。”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肯定会给政府财政带来压力。”

社会问题根深蒂固。周二的数据公布后，中国互联网上的一些人表示，尽管政府承诺为女性提供更公平的待遇，但许多雇主不愿雇用女性从事更好、稳定的工作，因为她们不想处理产假和育儿问题。

一条评论写道：“在就业市场上，人们担心如果你23-30岁，你会结婚生子；如果你30-35岁，你会生第二个或第三个孩子；如果你超过35岁，那就对不起了。”“这种社会环境已经是最好的避孕方式了。所有那些鼓励生育和开放的政策都将成为泡影。”

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社会学助理教授董一格说，中国政策制定者倡导的措施，往往忽略了女性面临的更普遍压力，特别是那些来自农村和工人阶级背景的女性，这使她们在家庭和工作之间陷入痛苦的困境。

家庭面临着让孩子进入更好学校的巨大压力，其中大部分负担落在母亲身上，她们往往还要照顾年迈的父母和公婆。

董一格引用对中国中部女性农民工的采访说：“她们被夹在工作需求和养育子女的需求之间。”

她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一方面，中国说这是生育率下降的危机，另一方面，他们在打击女权主义，在这两件事的矛盾下，你怎么能说服下一代的年轻女性去结婚？她们都有自己的理想。”

萎缩、老龄化的社会远非中国独有，在亚洲也是如此，其影响将在几十年内展开。 即便如此，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对家庭规模的严格限制，意味着中国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比日本或韩国更早面临这些压力。

塔夫茨大学副教授、新书《危险地带：与中国即将发生的冲突》（Danger Zone: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的合著者迈克尔·贝克利说，由此带来的经济和人口压力将在未来几十年削弱中国的实力，并可能促使中国领导层在感到国力衰退之前变得更加咄咄逼人。

贝克利在回答问题的电子邮件中说：““中国提出的人口改革只是杯水车薪。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每年将失去500万到1000万处于工作年龄的成年人，而老年人将增加500万到1000万，这让他们无法应对。你不能仅仅通过提高退休年龄来弥补这种人口危机。”

其他学者对贝克利关于中国实力将因人口因素而下降的预测提出了质疑。他们指出，中国可以通过为工人提供更好的培训，提高他们的生产力，以及通过增加各行业的创新和自动化来应对人口压力。

但很少有人不同意，这种变化会要求中国领导人做出更多的支出承诺，因为他们还想在军事现代化、技术进步和国内安全方面进行大量投资。

习近平并没有被这些挑战所吓倒。政府已经推出了鼓励扩大老年护理的政策，并承诺为想生孩子的女性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由于人们一再对大学、公司和媒体的性骚扰行为表示愤怒，政府也承诺将予以打击。

虽然习近平赞同两性平等，并重复了毛泽东”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论断，但他也鼓励尊重传统家庭角色。

他在2013年表示：“广大妇女要自觉肩负起尊老爱幼、教育子女的责任，在家庭美德建设中发挥作用。”

但是，布法罗大学的董一格说，把中国的人口压力归结为年轻女性的态度问题，分散了对她们身上更深层次的社会和经济压力的关注。

她说：“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社会工程问题。”人们把责任归咎于家庭和个人，尤其是那些不愿结婚的年轻女性，但却不谈论国家扮演的角色及其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