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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全球民主的威胁(重复,弃)

中国共产党对其独裁主义计划非常认真,而且一心想要推动这些计划。现在是世界上的民主国家也认真起来的时候了。

https://www.journalofdemocracy.org/chinas-threat-to-global-democracy/

自古以来,大国之间的较量往往涉及思想的较量。

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仅仅是一个强大的斯巴达和一个崛起的雅典之间的冲突,也是一个自由的、航海的、视自己为“全希腊的学校”(伯里克利语)的古典民主制与一个军事化的、农业的奴隶制国家之间的较量。

伯罗奔尼撒战争形势图,红色为雅典阵营、蓝色为斯巴达阵营、灰色为中立阵营、绿色为非希腊世界、黄色为波斯帝国。Exzellente Bilder,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大革命中的法国对欧洲秩序构成的意识形态威胁与军事威胁同样严重;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法西斯国家和民主国家进行了对峙;在冷战期间,超级大国沿着意识形态路线划分了全世界大部分地区。

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交织并不令人惊讶。从根本上说,外交政策是一个国家为了自身生活方式,而寻求使世界变得安全的表现。许多分析家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是由意识形态冲动驱动的。即使是国际关系学术界中铁杆的“现实主义者”,也承认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他们哀叹着自由主义的激情对美国国家政策的控制。

但奇怪的是:对于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大战略中可能存在意识形态成分的观点,却面临着更多的阻力:

一位著名的汉学家写道,北京并没有做出任何“破坏民主和输出专制的大战略努力”。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基于“关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务实决定”。现实主义者说,当美国无视约翰·昆西·亚当斯1821年提出的“不要到国外去寻找要消灭的怪物”的建议时,中国却在老练地操弄着现实政治。其他分析家认为,强调中美竞争的意识形态方面而忽视北京的军事和经济挑战,是一种分散注意力的行为,甚至是“妄想”。

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

要处理好中国的挑战,我们必须把握好中国在意识形态层面的挑战。如果说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和他的追随者,想让全世界对民主国家安全,那么中国的统治者也想对专制制度做到同样的事情。

 

 

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英语: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年12月28日-1924年2月3日),美国第28任总统,他以四成普选票及四十州的选举人票,以民主党人身份当选总统,成为1897年至1933年期间唯一一位民主党总统。他的主张被后人称为威尔逊主义。迄今为止,他是唯一拥有哲学博士头衔的美国总统。Harris & Ewing,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对中共领导层来说,专制不是简单的政治控制手段,也不是自我膨胀的门票,而是一套关于统治者和人民群众之间适当关系的深刻理念。在2022年10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做了他的政治报告。在这次会议上,他自己获得了第三个总书记任期;同时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他的前任胡锦涛被毫不客气地送出了会场。

在报告中,习近平坚持认为:“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他还明确表示:“确保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报告中的一切事项,都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继续独自负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种对中国专制模式优越性的信念,与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并存。在一个由自由主义霸主领导的世界中,中国是一个残酷的非自由主义政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感到了遍及各处的危险,并强烈希望重塑世界秩序,使中国特殊的统治形式不仅得到保护,而且享有特权。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强大但焦虑的中国政权现在正在积极努力,使世界对专制制度更安全,并腐蚀和破坏其他民主国家的稳定。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在海外促进民主可能已经过时,但学者杰森·布朗利(Jason Brownlee)所说的“预防民主”(democracy prevention)在今天的中国战略中非常重要。

中国行为的根源

在某些方面,中国在亚洲和全球争取首要地位,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故事中的一个新篇章。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这些国家对重塑世界的兴趣也越来越大。崛起的国家寻求影响力、尊重和权力;这些国家在以前根本无法触及的地方发现了自身的重要利益。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崛起的德国要求在“太阳下的一席之地”;南北战争后,统一的、经济上处于上升期的美国将对手们赶出了西半球,并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施展其影响力。

伯恩哈德·冯·比洛(1849-1929)是时任德意志帝国外交部国务秘书,后于1900到1909年间继任德意志帝国总理。他在1897年12月6日的德国国会辩论发表的声明中说:“….一句话:我们不想动任何人手里的那杯羹,但我们也要属于自己的那太阳下的一席之地。”这一说法之后成为了广受使用的名言。 它被看作是对德国野心的生动隐喻。当时俾斯麦的联盟政策刚被抛弃, 而德皇与英国积极进行造舰竞赛的想法则广受青睐,最终促成了德国的失败以及纳粹的报复欲望和毁灭。Bain News Service,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正如伟大的现实主义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 Nicholas Spykman)所写的那样:“一个强大的动态的国家停止扩张……或对其权力目标设定适度限制的案例确实很少。”鉴于中国的实力在过去40年里增长得如此迅速,如果北京不在海外宣扬自己,那反而非常奇怪。

然而,中国受到的影响不仅仅来自地缘政治的冷酷逻辑;中国也在为历史命运而争取荣耀。中共领导人认为自己是中国国家的继承人,这个国家在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一个超级大国。古代一系列中华帝国王朝都声称“一统天下”是他们的任务,并要求帝国外围的小国对其顺服。

在北京看来:在以美国为首的世界里,中国是一个二线大国。这不是历史常态,而是一个令人深感痛心的例外。美国的世界秩序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是在中国人所谓“百年屈辱”的尾声建立的。而在此期间,贪婪的列强势力掠夺了一个分裂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天命”是纠正历史,让中国重回巅峰。

此外,还有意识形态方面的需要。

即使一个自由民主的政府在中国掌权,一个强大而骄傲的中国仍然可能给美国带来问题。中国由专制主义统治,致力于无情地压制中国国内的自由主义,这使中国的修正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加速。

译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修正主义是指要颠覆现行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会触动体系内多数国家的利益,造成世界的混乱。与马克思主义下的同名政治术语是不同的含义。

一个极度专制的国家永远不会对自身的统治感到安全,因为它没有得到被统治者出于自由意志地同意;在一个由民主国家主导的世界里,它也永远不会感到安全,因为自由主义的国际规范会挑战其不自由的国内做法。中国问题学者裴敏欣写道:“专制国家根本不可能在国外实行自由主义,而在国内保持威权主义。”

这并不夸张。

臭名昭著的9号文件,是近十年前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之初,所发布的一项政治指示,表明中共认为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具有内在的威胁性。

译注:9号文件正式标题为《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在2013年4月,印发给党内市地师级党员干部。可参考加美财经曾编译过的文章《美国对华战略“长电报”:从内部讲话分析,中国领导人到底想要什么,美国如何能阻止?》

中国的一份军队内部文件在20世纪90年代就指出:“由于中国和美国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外交政策方面有着长期的冲突,事实证明,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善中美关系。”

事实上,几十年来,中国官员一直声称,华盛顿一直在发动一场蓄意的、精心策划的运动。用邓小平本人的话说,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以削弱并最终致命地颠覆中国共产党。邓小平指责美国是1989年敢于在天安门广场抗议的“所谓民主人士”的幕后推手。

 

六四事件中,由斯图尔特·弗兰克林所拍摄的更大范围版本照片,可以看见后方有许多坦克跟着队伍行进。Stuart Franklin,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即使在美国对中国采取接触政策时,中国领导人也发现了“推翻中共政权的阴谋”。1998年,邓小平的继任者江泽民警告他的同事,“他们不会放弃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不管是采取‘遏制政策’还是所谓‘接触政策’,万变不离其宗,目的都是企图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将我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

 

这段话的出处为1998年8月28日江泽民在第九次驻外使节会议上的讲话。收入进《江泽民文选》第二卷P197《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外交工作》。图源:学习强国

在江泽民之后是胡锦涛,他在2003年向中国外交部谈到了“西方敌对势力仍在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政治图谋的严峻现实。”

译注:出处为2003年8月25日驻外使节小型座谈会上胡锦涛的讲话。收入进《胡锦涛文选》第二卷P91《开创新世纪新阶段外交工作新局面》

如果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国正在积极寻求推翻中共政权,那他们就错了。然而,他们认为一个植根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世界,是一个他们自己的统治必然永远不稳定的世界,这并没有错。在一个建立在尊重人权和倾向于民主的国际体系中,杀害自己公民的政府有可能受到谴责、排斥和惩罚。1989年的中国民主运动后,中国就面临着这种情况,今天又发生了中国国家对维吾尔少数民族的残暴行为。

在一个民主国家强大、充满活力、全球参与的国际体系中,颠覆性的倾向将不断吸引着被暴君统治的国家。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抗议者竖起了自由女神像的复制品,而30年后香港的抗议者则公开挥舞美国国旗,唱起了美国国歌《星条旗》。在是什么和在做什么的方面,民主体制的霸权主义地位,确实威胁着中共政权。


图源:VOA

由此产生的不安全感对北京的国家政策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中国领导人感到有必要使国际规范和机构对非自由主义的统治更友好。

他们试图将危险的自由主义影响从中国境内赶走。何天睦(译注:美国智库兰德公司资深安全分析师 Timothy Heath)写道:在北京的心目中,一个“和谐的亚洲”将以“由中国政治原则塑造的政治秩序”为特征。

北京的统治者认为,他们必须把国际权威从一个民主体制的超级大国手中夺过来,而这个超级大国长期以来不停地把各种各样地专制国家带向灭亡。随着极权主义的中国变得强大,它不可避免地要加强非自由主义的力量,并削弱民主的力量,以此来增强其影响力和支持自己的模式。

此外,中国在这样做的时候,全世界及其普遍存在的意识形态力量的分布,给中共带来了强烈的焦虑和诱人的机遇。